约8000年起，东亚大陆众多史前文化都出现了龙的形象，随着原始宗教信仰演进为神灵崇拜，龙成为了共认的精神信仰标志。
二里头的龙中，最著名的就是绿松石龙形器。
站在龙首的正面，与龙首直视，会觉得它也正在看你。
绿松石与青白玉搭配，让看惯了金银与瓷器的现代人觉得非常古朴。大鼻子大眼睛的兽面，又充满了神秘和力感。
龙身整体呈波浪状，宛如正在游动，体态生动自然，错落有致，色彩绚丽。
龙的腰部还有一个铜铃，原应放在墓主人手边或者系于腕上。
绿松石龙原来应是粘嵌在木、革之类有机物上，可能是龙牌、龙杖或龙旗。
出土于“最早的中国”的“中国第一龙”。
国外一些博物馆收藏有一种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在圆角束腰形青铜薄片上铸出兽面纹，以细小的绿松石片镶嵌其中，造型和工艺古朴，相传是夏代文物。
1981年、1984年和1987年，二里头遗址出土了3件绿松石铜牌饰，证明传世品年代确相当于夏代。
国外现有9件传世品，国内在甘肃和四川三星堆有类似出土。
出土于1981年的绿松石铜牌饰，长14.2厘米、宽9.8厘米，微拱的弧形铜胎上铸出兽面纹，再以数百枚细小的绿松石片镶嵌其上，以浑圆的绿松石珠为睛，勾画出奇异的神兽形象。
这件铜牌饰出土时位于为墓主人胸部偏左侧，附近有铜铃同时被发现，时代定为二里头文化二期，是同类牌饰中最早的，可称是中国最早的“金镶玉”艺术品。
出土于1987年的绿松石铜牌饰，相当于二里头文化四期，长15.9厘米、宽7.5厘米至8.9厘米，圆角梯形，瓦状隆起，两侧各有二纽。
镶嵌绿松石龙形器发现后，表明大部分牌饰上的兽面纹应是简化版的龙首纹。
以镶嵌绿松石铜牌饰为代表的二里头文化兽面纹，开创了商周青铜器兽面纹母题的先河，也就是过去常说的饕餮纹。
这两件龙牌自上世纪80年代就出土了，在各种关于二里头文化的介绍中频频出场，但只是偶尔才拿出来。
二里头青铜器还处于发展初期，已出土的个头都不大，要在高大的殿宇或宽阔的广场上举行礼仪，还是需要陶制的大型礼器。
大口尊是二里头的常见日用器，但这件大口陶尊异常宏大，而且肩部的一周纹饰是图案化的龙纹。
夔龙纹被认为是龙的侧视图案，在陶寺遗址出土的史前彩绘陶器上已出现，二里头的夔龙纹与商周时期的夔龙纹非常相似。
这件陶透底器壁上有阴刻龙纹，是二里头刻划于陶器上的龙图像中最生动的。
二里头之前，各地有各地的龙，二里头之后就只有一种龙了。
旱涝保收的农业，支撑起了二里头两万人的生活，也留下了现在堆满仓库的陶器。
二里头处于多重聚落防守的中心，空前的安全感展示出开放心态，考古没有发现二里头存在外城郭，所谓大都无城。
不过王宫是有宫城的，这是一种彰显等级的封闭。
从陶寺起就固定的礼乐组合，在二里头也能看到，特别是出土的石磬与陶寺特磬一看就是一脉相传。
也许是陶寺人流散到了二里头，也许是大禹从舜那学到了好东西，经过二百年，二里的石磬更平滑规整了，既可演奏金石之乐，也是象征地位的礼器。
埙是我国特有的闭口吹奏乐器，是现在中国民族乐团中最古老的乐器，最早可追溯到半坡遗址的无音孔和1音孔陶埙，陶寺出土的陶埙已有两个音孔。
二里头也保留了陶寺的埙，但只有1个音孔，略显原始。
在博物馆里看二里头的陶器会觉得顺眼多了，不像新石器时代各地陶器那样怪异，因为这时的种类器型跟后世的青铜器很像了。
三足盘也称瓦足皿，是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陶器组合中最多见的器物，但在同为二里头文化重要遗址的东下冯却未发现。
陶器种类的差异，说明二里头文化在上层集团和意识形态上统一的同时，各个地区仍保持自己的习俗。
这种二元结构贯穿了中国的整个古代时期。
如同二里头宫城和九宫格城区的区别，礼乐和享受也是分层的，昂贵稀少的青铜器只在王族和大祭司手中，中低级贵族就把精美的陶器作为自己的礼器。
二里头陶礼器应是铜礼器的来源，二里头唯一出土的青铜鼎便与这件陶鼎的罐形器身和锥状三足非常相似，青铜鼎上的菱形纹也是来自陶鼎上的几何形刻划纹、堆塑纹等纹饰。
觚在龙山文化时期就已在中原常见，二里头时被吸收为礼制组，爵、觚更是被商人所接纳，成为商代最重要的酒礼器之一。
盉的器型很特殊，曾被戏称为高射炮，也许是一种调酒器，米酒与郁金香的花瓣在器中融合，器下加热后，浓浓的酒香从高流中散出。
盉因为器型独特，被认为是文献记载的夏代用于裸礼的鸡彝，这也成为二里头是夏的一个重要证据。
爵是知名度最高的酒器，电视剧中各个朝代的人用爵，以优雅的姿势把酒送入口中。
二里头的墓葬中出土了大量陶爵，还有更高等的青铜爵，都是实用器，墓主死后才随葬，并不是专门制作的明器，由此证明爵是一种常用的酒器。
爵在商代成为青铜器的主要类型，进入西周就逐步减少，西周后期就不见了，宋代后才根据出土的铜爵仿制瓷爵。
也就是说，春秋起就不应该有青铜爵了，而且爵是温酒器，用来喝酒并不方便。
斝也是一种温酒器，二里头斝的器口上出现了小突起，用于挂纱网，倒酒时把浊酒中的残渣过滤掉，到商代就发展成醒目的小柱子。
文献记载夏以鸡彝、商以斝，周以黄目行酒礼，鸡彝和黄目是什么有多种说法，斝就很明确了。
二里头遗址陶斝
二里头遗址陶鬶
二里头在时空和文化面貌上与文献记载的夏朝无限接近，但还不能完美契合。
二里头遗址的年代在不断精确，根据最新研究，第一期起于公元前1750年，第四期结束于公元前1530年，比以前的估计晚很多。
二里头文化一到四期曾被认为都是夏文化，现在从文化面貌和年代来看，二里头晚期已进入二里岗文化，也就是商代早期。
夏说不准，其实商也不大好说。
这种不确定性导致考古与文献记载的关联会经常出现变化。
二里头有山东岳石文化风格器物，曾被解读成文献记载的太康失国和东夷人后羿代夏，但二里头年代推后，与文献中太康失国的年代就差太多了，又改说后羿在新砦代夏了。
文献是固定的，考古是会出新的，所以文献记载就要和考古发现套来套去。
说理可能说不明白了，史前传说、文献记载与考古发现的关系也许是个逻辑学问题，也许与个人的思维体系相关。
关键的还是二里头没找到文字。
二里头遗址陶斝
二里头继承、汇集和总结了新石器时代众多文化的精华，建立了影响整个东亚大陆的广域王权国家和王朝，如此高度的文明，应该使用文字。
而且现在已证实，比二里头早的陶寺已经有与商代甲骨文同一体系的成熟文字，那在陶寺与商代之间的二里头，也应该有现在能看懂的文字。
二里头遗址大口陶尊
到目前为止，二里头仅在陶器上看到一些刻画符号，没有被公认为文字。
早期文字一般写在竹木简上，现在全国出土的字简最早只到战国，春秋的都没发现，更早的二里头字简很难保存下来。
不过二里头里出土了很多大口尊，外形与甲骨文和金文的“酉”字相像。
大口尊只出现在二里头和二里岗早期，殷墟时期已经不见，那说明甲骨文和金文的“酉”字应该是从二里头传下来的。
二里头遗址大口陶尊
同样的现象还有二里头的壶和爵，它们的造型也出现在甲骨文里。
二里头肯定有文字，看谁有运气先挖到。
在理工学界，要推翻一个旧定理或发现一个新定理，已经是难于上天，但在考古学界，任何人都可能碰到改写历史的机遇。
二里头遗址陶爵
2023年中国考古博物馆开放，一层有历史大道 ，三层有宅兹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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