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珍（？－220年），襄阳人。三国时蜀汉将领。以忠义闻名。
早年追随刘备四处征战，赤壁之战后，刘备据有荆襄，任命习珍为零陵（今湖南省零陵县）北部都尉，加裨将军之职。关羽北伐中原时，习珍留守零陵，后吕蒙白衣渡江，为孙权袭杀关羽。
荆州各郡陆续降于东吴，只有习珍在零陵孤军抗击。孙权派使者前来招降，习珍大义凛然地说："请回去告诉碧眼儿，我宁做汉鬼，不做吴臣！"最后因粮绝，援兵不到，拔剑自杀报国。
习家池，又称高阳池，在襄阳岘山南、沔（汉）水西岸。东汉初襄阳侯习郁（习珍的先人）所修筑，已成为千余年之名胜古迹，至今遗迹尚存。习郁，字文通。南郡襄阳人。西汉末年，习郁跟随刘秀起兵反对新莽政权，累建功勋，历官黄门侍郎、侍中等亲信随从侍官。他曾经跟随汉光武帝刘秀巡幸黎丘（今湖北宜城北）。由于他做了一个与刘秀相同的梦，而受到刘秀的嘉奖，被拜为大鸿胪，录其前后功，封为襄阳侯。封地就在襄阳城南。郦道元《水经注》卷28“沔水”条，沔水过襄阳县后，“又东南迳邑城北”云：“习郁襄阳侯之封邑也，故曰‘邑城’矣”。“邑城”在襄阳城南十四里（此据《元和郡县图志》，《太平寰宇记》作十五里）。《水经注疏》卷28《沔水中》说：襄阳城西南有襄水，“水上承鸭湖，东南流迳岘山西，又东南流注白马陂水”。习郁正是利用此水，造作大鱼池。大鱼池东西长六十步（ 88米）、南北宽四十步（59米），呈长方形，池中筑有钓鱼台，池的周围广植松、竹，夹种木芙蓉；池中养有菱、育芡（俗名鸡菱包，一年生草本，叶圆好似荷叶，全株有刺，开紫色花，形状如鸡头，果可吃），“依范蠡养鱼法”养鱼。习郁还在大鱼池的东端，作“石伏逗”，砌石水，引水向东南流，于住宅的北边作小鱼池。小鱼池东西长七十步（102米），南北宽二十步（29米），“西枕大道，东、北二边，限以高堤”（《水经注疏》卷28《沔水中》，参阅上田氏《后汉末期襄阳的豪族》），南面就是习郁宅。池、宅之间和小鱼池堤岸之上，直至沔水，“楸（落叶乔木，可用于建筑）竹夹植，生长茂密”，池上“莲芡覆水”，非常秀丽。后来成为汉晋之间游玩宴饮之名所，被晋征南将军山简誉为“佳园池”、“高阳池”。唐代大诗人李白写下《襄阳歌》云：“落阳欲没岘山西，倒着接四离隹花下迷。襄阳小儿齐拍手，拦街争唱白革同鞮。傍人借问笑何事，笑杀山公醉似泥”。唐代著名诗人、思想家皮日休写下《习池晨起》，赞美习家池说：“清曙萧森载酒来，凉风相引绕亭台。数声翡翠背人去，一番芙蓉含日开。茭叶深深埋钓艇，鱼儿漾漾逐流杯。竹屏风下登山屐，十宿高阳忘却回”。习珍祖居在习家池这样风景优美的环境里，他很可能在老家呆过，受过良好的门风家教，尤其是儒学思想的熏陶，忠贞节烈观念早已融入身心。这对于他后来惊天动地的悲壮举动，不能说没有影响作用。
习珍的先人从习郁开始出仕为官，在汉晋间习氏已成为襄阳的名门望族。并且官宦满门庭。仅据《襄阳耆旧记》记载，就有习询、习竺、习承业、习蔼、习珍、习温、习宇、习桢、习忠、习隆、习嘏十一人。其中，习询、习竺为东汉末年人，史称习询、习竺，才气锋爽；习承业随刘备入蜀，历任江阳、汶山太守，史称他博学有才鉴，曾都督龙鹤诸军事；本文的主人公习珍任零陵北部都尉，加裨将军，死于吴蜀之战，刘备追赠他为邵陵太守；习珍之子习温，历任吴国长沙、武昌太守，选曹尚书，广州刺史，兼荆州大公平（即州大中正，又称“州都”）。史称他识度广大，从容立朝位三十年，不立名迹，不结权豪；习温之子习宇为吴国执法郎。习桢，“有风流，善谈论，名亚庞统，而在马良之右”（《三国志·杨戏传·季汉辅臣赞》）。习桢之子习忠在蜀汉亦有名；习忠之子习隆为蜀汉步兵校尉，掌校秘书；习嘏入晋，任临湘令，后升为征南将军山简征南府功曹，转记室参军。总之，习氏之后裔，或在曹魏，或在蜀汉，或在吴国，做官为宦，门庭荣耀，经久不衰。可见，习氏家族是一个有文化、有见识、恪守忠孝节义、勤政廉洁、贵而能贫、严以律己的名门大族。出身在这样官宦满门庭家族的习珍，其为人，其英勇悲壮的义举，是有其深厚的历史文化原因的。
习珍忠于蜀汉，他用自己的行动，尤其是用自己的宝贵生命，为官员们树立了忠君报国的典范。习珍曾任零陵北部都尉，加裨将军。官虽不大，但他对汉室忠心耿耿。当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关羽与曹魏将军曹仁大战于樊城的时候，孙权派吕蒙袭取荆州，使关羽败走麦城，被俘身亡。荆州诸军纷纷叛蜀应吴的时候，习珍却欲保城不投降。在其弟的劝说下，为了保存实力，以图东山再起，立大功报效于汉室，他暂时的屈节于吴。但暗中却约樊胄等举兵反吴，虽被孙权派兵击破，但习珍又举七县之众反吴，自号邵陵太守，屯校夷界以事蜀汉。孙权派遣潘浚率军前去征讨习珍，吴军所到的地方都被攻下，最后习珍率领剩下的数百人，登山自守。潘浚数次送书信给习珍，劝其投降，习珍不予理会。潘浚不带随从，单人到山下，要求与习珍对话。习珍态度十分坚决地对潘浚说：“我宁可为汉鬼，也不为吴臣，你不可逼我”。说罢，发箭射向潘浚。潘浚只好返还。继续围攻习珍。习珍在山上坚守了一个多月，粮箭皆尽，习珍对他的部下说：“我受汉中王（刘备）厚恩，不得不以死相报，至于你们怎么办，你们自己决定吧！”说罢拔剑自刎而死。刘备听说习珍败亡，立即为之“发丧”，并“追赠邵陵太守”（黄惠贤：《校补襄阳耆旧记·习珍》）。
由于习氏家族忠孝节义门风的潜易默化作用，不仅在习氏家族出仕做官人员中出现了习珍这样流传千古的忠臣楷模，而且在习氏家族女性成员中也出现了节义的表率。习珍的后辈人中有一个善于谈论，名声仅次于庞统而高于马良的习桢。习桢有个妹妹嫁给庞统的弟弟庞林为妻。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曹操率大军南征，攻破荆州首府襄阳，庞林夫妇被冲散分离，庞林的妻子习氏守养女儿十多年，持节操不改嫁他人。后来庞林跟随黄林投降魏国，这样他们夫妻才得以团圆。魏文帝曹丕听说这件事情之后，认为庞林的妻子习氏很贤惠，很有节操，于是就赏赐给他们夫妇床帐衣服，以表彰他们的相互忠贞和节义。这就是流传千古脍炙人口的“破镜重圆”的历史故事。
习氏家族风气比较正，并且代代相袭承。习珍忠于汉室，以身殉难，世代受人敬仰。他的儿子习温亦见识度量深广远大。仕吴，历官长沙、武昌太守，选曹尚书，广州刺史，曾兼荆州大公平。从容立朝位三十年，不立名迹，不结权豪。在古代官场中生活，能做到这一点是难能可贵的，也是很不容易的。这与习氏家族风气的影响，与其父习珍对他的教育影响不无关系。而习温又是按照其习氏家风，按照其父习珍之风范再教育其子的。《襄阳耆旧记》记载了这么一件事：习温的长子习宇在吴国任执法郎时，有一次急于回家，“趋车乘道，（宾）从甚盛。”习温知道这个情况后，非常恼怒，用杖责打习宇说：我听说生于乱世，能够做到“贵而能贫”，才可以避杀身之祸患。你怎么与别人争比奢侈靡烂呢？这不是自取祸患亡身之道吗？可见，习氏家风对其家族成员的要求是多么的严格。从这里亦可窥见习氏家族历汉晋而经久不衰的一些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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