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金融机构案件高发，加之疫情复杂多变，经济下行压力增大，实体经济的风险逐渐向金融领域传导，案件防控工作形势日趋严峻。本文从近年来金融机构案件趋势及特点、案件的危害、商业银行案件的定义、案件的成因等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结合某银行案件防控工作实践，从强化党建与公司治理、加强内控合规考核、紧盯高风险网点、高风险业务、高风险环节、高风险岗位管理，推进网格化管理、常态化开展员工异常行为监测、推进大监督体系建立，深化合规文化宣贯、统筹案后治理等方面提出了对策和建议。
《中国金融机构从业人员犯罪问题研究白皮书（2021）》显示，2021年1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全国各级人民法院审结金融机构从业人员犯罪案件424件。
从犯罪类型看，排名靠前的罪名主要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123件，29.01%）、诈骗罪（89件，20.99%）、违法发放贷款罪（52件，12.26%）、职务侵占罪（28件，6.60%）、受贿罪（20件，4.72%）、挪用资金罪（19件，4.48%）、保险诈骗罪（13件，3.07%）、集资诈骗罪（13件，3.07%）。
从犯罪案件金融机构类型分布看，银行类涉诉案件占比50.51%，远高于保险、基金、证券、信托类机构。
从犯罪案件人员分布看，基层员工占比过半。基层员工占比54.88%、高管人员占比20.84%、中层管理人员占比19.31%。
从犯罪案件人员学历看，高学历占比较高，本科占比29.45%、硕博学历占比1.58%。
从犯罪人员年龄看，呈现年轻化特点，主要集中在30岁至39岁，占比32.27%。
案件的发生，一方面给金融机构带来了经济损失，另一方面也会导致监管机构行政处罚，继而在全社会引发严重的声誉风险，影响未来银行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同时，案发机构的高管及相关责任人员将会受到监管机构及内部严肃问责处理，甚至断送个人职业生涯。2018年1月，针对某成都分行违规向1493个空壳企业授信775亿元换取相关企业出资承担该分行不良贷款的问题，监管机构对该分行处罚4.62亿元，并对某银行总行时任董事长、行长、1名原副行长等总行责任人员，以及某银行成都分行原行长、2名副行长、1名部门负责人和1名支行行长等分行责任人分别给予禁业，取消高管资格、警告及罚款，相关涉案人员被依法移交司法机关处理。同时，某银行已对300余名责任人员予以内部问责处理。
为进一步规范和加强银行保险机构涉刑案件管理工作，建立责任明确、协调有序的工作机制，2020年银保监会印发《银行保险机构涉刑案件管理办法（试行》（以下简称《办法》）。《办法》对银行保险机构涉刑案件的定义、分类、信息报送、案件处置、监督管理等方面进行明确，并将案件类别分为业内案件、业外案件。
业内案件——银行保险机构及其从业人员独立实施或参与实施，侵犯银行保险机构或客户合法权益，已由公安、司法、监察等机关立案查处的刑事犯罪案件。银行保险机构从业人员违规使用银行保险机构重要空白凭证、印章、营业场所等，套取银行保险机构信用参与非法集资活动，以及保险机构从业人员虚构保险合同实施非法集资活动，已由公安、司法、监察等机关立案查处的刑事犯罪案件，按照业内案件管理。
业外案件——银行保险机构以外的单位、人员，直接利用银行保险机构产品、服务渠道等，以诈骗、盗窃、抢劫等方式严重侵犯银行保险机构或客户合法权益，或在银行保险机构场所内，以暴力等方式危害银行保险机构或客户合法权益，或在银行保险机构场所内，以暴力等方式危害银行保险机构场所安全及其从业人员、客户人身安全，已由公安、司法等机关立案查处的刑事犯罪事件。
根据监管通报，2021年银行保险业案件仍呈高发态势，案防形势依然严峻。从案件暴露出的体制机制内源性弊端看，主要存在以下问题：一是党的领导弱化。有些案发机构党委和纪委长期未落实好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未将依法合规、清正廉洁要求贯穿于公司经营管理全过程。二是公司治理失效。部分中小机构存在“内部人控制”，“关键少数”集体作案。三是内控合规管理粗放。一些案发机构合规与经营“两张表”，“主动合规”不落实。高管漠视规则，带头违规，员工上行下效，导致案件大面积发生。流程管控不到位，制度规定可行性差，岗位履职要求不够具体，激励约束与违规问责落实不力，一定程度上导致同质同类案件反复发生。四是经营导向失偏。“以规模论英雄”，对下级机构下达超额任务，考核指标侧重与业务规模挂钩，内控合规考核淡化。
为进一步完善银行从业人员违法犯罪预防工作机制，防范案件风险，下面结合某银行案件防范工作实例，谈几点思考。
—— 强化党建，促进党的领导与案防管理的深度结合
全面落实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和纪委监督责任，将依法合规、清正廉洁要求不折不扣贯穿于公司经营管理全过程。深化党内政治监督，强化公司治理中党的领导，提升制度执行刚性，维护法规制度强制性和约束力，确保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不折不扣执行，促进全行从整体上优化流程管理、强化内部控制、消除风险隐患，实现稳健经营、高质量发展。
—— 加大内控合规考核权重，树立正确的业绩观
结合分支机构区域经济实力、风险管理能力、内控合规水平，科学审慎制定经营发展规划和绩效考核指标，探索试行可持续发展能力考核，摒弃片面追求规模效益、速度情节、短视行为，提高合规经营和风险管理在绩效考核中的权重，将高质量发展与绩效考核有机结合，发挥绩效考核正向引导作用。
—— 聚焦“四高”，紧盯关键少数管理
加大高风险网点、高风险业务、高风险环节、高风险岗位（简称“四高”）的监督管理，重点关注信贷、票据、理财等高风险领域，二级分行、县域支行、远郊支行等高风险基层网点，对公客户经理、个贷客户经理、理财经理等高风险岗位，贷款三查、对账、柜面操作、核保面签、押品管理、理财销售等高风险环节。严格执行履职回避、重要岗位轮岗、强制休假制度，盯紧二级分行、支行行长等“一把手”，将反舞弊审计融入分支机构经营管理审计、领导干部经责审计、轮岗审计中，加大审计监督力度。
—— 压实责任，推进网格化监督管理
压实基层网点、业务条线案防主体责任，强化一道防线自主管理。推动业务条线按类别制定合规手册、员工行为管理细则，明确禁止性合规底线，强化“业务+行为”合规管理履职。借鉴疫情防控经验，依托行政管理架构组建监督网格，明确格长、格员日常履职要求、标准动作，做到守土有责、守土尽责，促进监督常态化。推行网格化员工异常行为积分，对达到预警值的员工启动谈心谈话、批评教育、调岗观察等措施，做到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将风险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
—— 科技赋能，强化员工行为监测与排查
开启案件风险智能化技防转型，上线并推广员工行为管理系统，加强员工经商办企业、民间借贷、大额负债、异常投资消费、归集资金等行为的排查，拓宽违规行为线索来源和数据模型，紧盯资金流、信息流等关键信息设计异常行为监测模型。探索构建员工行为风险视图，预警展示高危机构、业务领域高风险岗位、摸清异常行为风险底数。灵活采取非现场飞行检查形式，聚焦案防重点，联合业务条线针对性开展非现场抽查，通过自查联查等方式，严查案件风险隐患。
—— 联防联控，探索构建联防联控大监督体系
充分发挥治理监督、职能监督、专项监督、群众监督等各种监督作用，推动纪律、巡视监督等党内监督与审计、合规、人力、办公室等职能部门管理监督的有效贯通，搭建立体式监督架构，提升监督质效，发挥监督合力。强化对重点领域、重点机构、重点岗位的监督，通过健全统筹协调、信息共享、会商联动、线索移交、警示通报、协同整改六项工作机制，有效发挥业务监督作用
—— 文化为根，提升合规文化凝聚力和执行力
合规文化应与公司治理、发展战略、发展方式、行为规范深度融合，坚持将合规要求覆盖各业务领域，贯穿决策、执行、监督、反馈等各个环节。全面推进“高层垂范，基层为本”的合规经营理念，涵养“信守合规，人人有责”合规生态圈。打造合规标准化宣贯体系，开发覆盖银行主要业务领域的培训体系，组建合规内训师队伍，开展风险合规文化季活动，通过电梯间、电脑屏保、企业微信、食堂等渠道广泛宣贯，逐步实现合规文化深入人心。
—— 以案促改，深化案后治理
深刻剖析违纪违法典型案例，持续用好“身边人”“身边事”，分层分级分类开展警示教育，充分利用案例通报、警示教育片，以案明纪，以案说法，做到警钟长鸣。针对犯罪人员年轻化、高学历化的新趋势，教育年轻干部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正确交友，纯洁“朋友圈”“生活圈”，加强年轻干部典型案件曝光通报，形成强烈震慑，斩断腐败问题的代际传递。注意发现和总结案件暴露出来的深层次问题，举一反三查找不足，明确整改方向，制定整改方案，推进整改落实。强化源头预防，把教育预防、监督管理、建章立制、优化系统、问责处理等结合起来，一体推进，建立及时发现问题、有效解决问题的长效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