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B银行广州分行与A公司借款合同纠纷案(一)案情介绍2003年3月，崔某（时任A公司总经理、董事会董事，主持该公司的日常工作）为帮助B公司董事长张某融资，使用A公司的公章、以A公司名义和A银行广州分行签订1.6亿元贷款合同，该贷款被B公司占有。
此笔贷款到期时，崔某亲自与B银行广州分行人员商谈贷款，并指使B公司出纳员李某假冒A公司工作人员，使用私刻的A公司公章于2003年7月11日与B银行签订《基本授信合同》，约定授信额度为3亿元，有效期一年。同年7月14日和12月9日，李某按崔某的授意代表A公司在崔某办公室与B银行分别签订了数额为2亿元和2500万元的两份贷款合同，期限一年。开户和贷款所需的A公司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董事会决议等相关资料，全部由崔某提交并加盖私刻的A公司公章。2.25亿元贷款发放后，其中1.6亿元偿还了之前A公司在A银行的借款，余款转入B公司等处。在2.25亿元贷款即将到期时，2004年7月5日，崔某又亲自用私刻的A公司假公章在其办公室与B银行签订了三份各7500万元的借新贷还旧贷合同。2004年8月11日和2005年1月4日，B银行广州分行直接或通过安永会计师事务所向A公司发出贷款核数函和直接追收函，崔某又亲自拟函和签名并使用私刻的A公司公章行文答复B银行广州分行。
B银行发放2.25亿元贷款后，至2004年11月24日已收到共667万元的贷款利息。其中C公司汇入309万元；D公司汇入90万元；E公司汇入10万元；李某交现金188万元；张2005年2月，张某、崔某、李某等人因涉嫌贷款诈骗犯罪被深圳市公安局逮捕。2006年2月，深圳市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2007年8月，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崔某、张某、李某等所涉贷款诈骗罪一案作出（2006）深中法刑二初字第134号刑事判决。
B银行广州分行于2005年1月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起诉A公司，请求：解除《基本授信合同》及基于该合同签订的金额分别为2亿元和2500万元的两份贷款合同及此后以借新还旧方式签订的三份金额各为7500万元的借款合同；判令A公司立即返还借款本金2.25亿万元及相应利息及罚息。
广东高院认为：本案所涉贷款，系崔某等人通过私刻公章以A公司的名义与B银行广州分行签订借款合同的形式诈骗而来。所涉基本授信合同、贷款合同均属“以合法的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应认定无效。崔某等人以A公司的名义诈骗贷款已造成B银行广州分行2.25亿元贷款及相关利息的损失。因崔某是A公司的总经理、董事会董事，当时主持A公司的日常工作，崔某利用总经理职务便利，亲自与B银行广州分行人员商谈贷款事宜，为授信合同、贷款合同签订人李某提供虚假身份（名片、介绍信等），为诈骗案提供了一系列的虚假文件，指使李某以私刻的公章代表A公司与B银行广州分行签订贷款合同骗取贷款，在两份贷款延期合同上亲笔签名，并在B银行广州分行有关查询函上签字确认。而且，本案所涉两份贷款合同均在崔某的办公室签订。崔某上述一系列的行为，造成B银行广州分行有理由相信崔某是在履行职务行为。崔某在两年多时间内多次以A公司名义骗取巨额贷款而不为A公司所知，A公司董事会严重失职，负有对公司高管人员失察、放任管理的重大过错责任。又因为A公司董事会的这一重大过错责任过错与B银行广州分行的贷款损失具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因此，A公司应当对B银行广州分行贷款损失承担与其过错相适应的民事责任。崔某利用职务之便使用A公司的真公章先后与C银行和A银行签订贷款合同，骗取了巨额贷款。贷款虽然没有被A公司实际使用，但对C银行和A银行贷款的清偿责任，依法应由A公司承担。本案所涉的2.25亿元贷款中，有1.6亿元用于偿还了A公司欠A银行的贷款债务。因此，A公司应将这1.6亿元赔偿给B银行广州分行。
而B银行广州分行作为商业银行，应当知道A公司为上市的股份公司，贷款有比一般公司贷款更为严格的条件。但B银行广州分行人员在洽谈本案巨额贷款时仅与A公司总经理崔某和李某见面洽谈，未依贷款规章对两人的权限和贷款用途、使用等情况进行严格审查，未履行金融机构发放贷款应尽的谨慎注意义务，轻信崔某的行为系职务行为，致使崔某和李某等人能够轻易诈骗贷款。因此，B银行广州分行对本案所涉贷款被骗所造成的损失也负有重大的过错责任，应当分担本案的贷款损失。对于2.25亿元贷款本金和未付利息的损失，除上述A公司应赔偿1.6亿元本息外，余额6500万元本息的损失，由B银行广州分行自行承担50％，即承担3250万元本息的损失。其余3250万元本息的损失，仍应由A公司承担赔偿责任。
广东高院判决：一是确认本案所涉的授信合同、贷款合同全部无效；二是A公司赔偿B银行贷款损失19250万元本息（第一笔1.6亿元＋第二笔6500万元的50%）。
一审判决后，A公司和B银行广州分行均不服判决，并上诉至最高人民法院。
其中B银行一方上诉称：崔某参与了2.25亿元贷款的全过程。崔某虽然不是A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但其身份为A公司主持日常工作的董事总经理，本案所有合同全部都是在A公司办公场所内崔某的总经理办公室签署，虽然事后证实崔某以A公司名义签署涉案合同所使用的公章、董事会决议、授权委托书等是其伪造的，但签约时形式上手续完备，B银行广州分行有理由相信崔某等行为属于有权代理和职务行为。本案2.25亿元贷款中有1.6亿元由崔某归还了应当由A公司负责归还的A银行广州分行1.6亿元借款。由此可见，A公司是涉案贷款的实际使用人和受益人，本案贷款是B银行广州分行和A公司之间的关系，而不是与崔某个人之间的关系。B银行广州分行在签署本案贷款合同时虽未能发现崔某提供的公章和相关证明文件属于伪造，但该过失并不能成为A公司免除全部或部分责任的依据。故崔某以A公司名义与B银行广州分行签署的本案借款合同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行为，签署的涉案合同均为有效合同，对被代理人A公司依法产生法律效力，A公司应当依合同约定归还全部借款本息（含罚息）。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判决结果未依法充分、全面保护B银行广州分行的合法权益，请二审判令解除本案基本授信合同及基于该合同所签署的共计金额为2.25亿元的三份人民币短期借款合同；判令A公司返还借款本金2.25亿元及利息和罚息。
（二）判决摘要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B银行广州分行在签订和履行本案2.25亿元贷款合同的过程当中，未尽审慎注意义务，对私刻的A公司公章、伪造的证明文件和董事会决议未进行必要的鉴别和核实，在贷款的审查、发放、贷后跟踪检查等环节具有明显疏漏。A公司作为上市公司，在长达两年时间内未在上市公司半年报和年报中披露本案所涉贷款，B银行对此亦未能察觉并采取相应措施，反而与其签订了借新还旧的新合同，故B银行广州分行在本案中存在一定过错，对本案的损失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关于B银行广州分行上诉所称本案崔某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本案授信合同和与之相关的一系列贷款合同为有效合同，A公司应依贷款合同返还贷款本息（包括罚息）的上诉请求。最高人民法院认为：表见代理是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继续以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而善意相对人客观上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行为人具有代理权，则该代理行为有效，被代理人应按合同约定承担其与相对人之间的民事责任。但是，在相对方有过错的场合，不论该种过错是故意还是过失，无表见代理适用之余地。因本案基本授信合同及相关贷款合同，均为以合法的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无效合同，且B银行广州分行在本案所涉贷款过程中具有过错，故本案不适用合同法关于表见代理的规定，A公司和B银行广州分行应根据各自的过错程度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最终，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虽然对损失数额与责任分担比例的认定欠 妥，但处理结果并无不当。二审判决驳回两方的上诉，维持原判。
（三）简要评析
从该案可以看出，虽然存在外部存在犯罪情形，但由于B银行广州分行工作人员对在合同签署过程中的风险控制未到位，导致贷款被诈骗的严重后果。
B银行广州分行在签订和履行本案2.25亿元贷款合同的过程当中，未尽审慎注意义务，没有核对A公司公章真伪，没有要求法定代表人面签合同，也没有核对相关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的签章真伪，对伪造的证明文件和董事会决议也未进行必要的鉴别和核实，在贷款的审查、发放、贷后跟踪检查等各个环节均出现了明显疏漏。一系列不尽职行为导致了贷款被骗案件的发生。
另外，表见代理作为银行遭遇无权代理时的一根救命稻草，其适用也是有严格要求的，银行必须确保善意、尽职、无过失。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在本案之判决的精神，在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继续以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时，即便相对人在客观上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行为人具有代理权，但若在相对方有过错的场合下，不论该种过错是故意还是过失，都不能适用表见代理。
因此，银行务必密切关注合同签署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各类法律风险，并注意防范因公章虚假、签署人身份或委托权限瑕疵而引发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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