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2010年10月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我为小舒拍下的照片)
三十年挚友突然撒手人寰,让人猝不及防;三十年的友情历程突然如山洪暴发,倾泻而至!
准确地说,我与小舒兄结识于31年前。那是1986年,王士禛故里山东桓台召开王渔洋学术研讨会。我校朱一玄先生与王士禛同梓,作为大会嘉宾受到特别邀请。朱先生知道王士禛的笔记小说在我研究范围,嘱我写文章,由他推荐并带我一起参加了这次盛会。
这次会议规格很高,当年的学界泰斗大腕云集,罗竹风、萧涤非、吴调公、蒋维崧、何满子等已故重量级学人都出席大会,袁行霈先生和袁世硕先生当时还算是年富力强的中年学者。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如此高规格的学术盛典,大开眼界。但这次会议意想不到的另外一个收获是结识了王小舒兄。
大会的学术东道主实际上是山东大学袁世硕先生,而帮忙操办会务的则主要是当时随袁世硕先生攻读硕士学位,即将毕业的三位学术新秀王平、王小舒、孙之梅。
因为会务频繁接触,加上同龄、同行的原因,我和三位很快熟悉起来。尤其令人难忘的一幕是,我提出建议,小舒附和,竟然邀请到何满子先生一起在晚上休息时间玩了一圈桥牌。虽然大家桥技平平,但作为桥友却建立起坚实而长久的友谊却多年长存——这是当时怎么也没有料到的。
这次会议之后,我和袁世硕先生及其袁门弟子的友谊开始建立,并且一直没有中断。而造化和缘分原因,我和小舒竟然成为终生的莫逆之交挚友。
1994年接近年底,我的《中国文言小说总目提要》初稿完成后,专程到济南齐鲁书社找责任编辑周晶兄面交纸质版稿件,并商谈相关事宜。既然到了济南,小舒是我必须见的老友。何况,当时他刚刚入住学校分下的两居室新居,特别邀请我去参观他的新居,给他“温居”。
在他的新居,嫂夫人鲍医生做了一桌可口菜肴,我和小舒享受了一次老友久别重逢的畅叙衷曲。这次相聚还有一个相互交流的重要信息是,我们将于第二年(1995)春季同时开始赴韩国任教。我在高丽大学,他在梨花女子大学。这个令人振奋的消息让我们对未来一年的重聚充满了期待和憧憬。
1995年3月,我们先后抵达韩国汉城,安顿下来之后很快取得联系,开始了频繁的友情来往。
来到韩国之前,我因为从1985年硕士毕业留校工作后,十年间一直处于紧张拼命状态,身体疲惫虚弱,所以给自己规定把此次在韩国任教一年当成一次休养生息的调整机会。有了老友小舒兄同在汉城,可以说给这个计划又增加了更大的实现可能和机会。
回想起那一年的时光,真的是有生以来唯一的一次在一种闲散的心境下,能够与知心朋友经常往来交流,构筑友情大厦的宝贵经历。当时中韩建交不久,赴韩国任教的中国老师不多,在汉城(后改名首尔)的更是屈指可数,而且不乏学界名家。像北京大学哲学系楼宇烈先生在延世大学,北京大学中文系钱理群先生在韩国外国语大学等。当时中国教授们的聚会分为三个圈子层次,最大的圈子是所有在汉城(乃至全韩国)中国老师的联谊活动,这种一般由中国驻韩国大使馆文化处组织。第二层面的圈子是各自校友及其外围,当时南开大学在汉城任教和求学的中文系系友多达七八位,经常自发举行活动,而小舒则是我们南开帮活动的积极参与者,与南开各位朋友都结下深厚的情谊。第三个层面的圈子就是完全私人化的小圈子了,而我和小舒的私人往来也是最为频繁的了。
我们往来的根本原因是从1986年第一次见面结识,就感觉非常投缘,大有相见恨晚之感,所以才会之后十年之间一种没有中断联系。除此之外,初次来到异国他乡那份孤独和寂寞感,驱使我们自然地经常互相交流,好似两个寒冬中的人凑在一起取暖一样。
高丽大学到梨花女子大学相隔有点距离,当时两校之间没有直达车,都需要走一刻钟左右路之后乘坐地铁或公交车到达对方学校。相比之下,小舒来我这边的情况稍多一点,原因是,小舒个人生活自理能力稍差:一个简单的事例是,我们在韩国上课,都要像韩国教授那样,西装领带地去教室或各种交往场合。小舒自己不会打领带,他的领带是他贤惠的妻子鲍医生把领带结打好之后,告诉他使用时只需拉出系紧那根未打结的一头即可。所以他自己很少做饭,而且嗜酒。动辄自己跑到酒馆不好好吃饭就空腹独饮。这对他的胃伤害很大。我则生活能力稍好一些,不仅打小自己能做饭,甚至后来修炼到能给朋友做结婚宴席了。去韩国之前我还特地了解了一些情况,做了充分准备,不仅每天自己做饭吃,而且还把我的住所当作在汉城中国老师的一个活动据点,经常进行聚餐联谊活动。当时我在汉城中国老师中小有名气,原因是我在汉城能够经常自己蒸馒头吃。去过韩国的朋友都会清楚,韩国有诸多以“馒头”命名的面食,但都是带馅儿的。唯一不带馅儿的真正的馒头却“踏破铁鞋无觅处”。而我从中国带去了酵母和蒸锅,自己经常蒸馒头。每次我外出参加其他中国老师举行的联谊活动,我问对方希望带点什么礼物,很多中国老师异口同声地说:啥都不要,只要馒头一枚即可!1995年暑假期间,小舒的恩师袁世硕先生到汉城参加学术会议。会上我看袁先生气色不佳,问小舒怎么回事?小舒说袁先生吃惯了馒头,在韩国吃不到馒头胃难受。我听到后立即责怪他为什么不提醒我开会过来给袁先生带个馒头?直到我离开韩国之后,1997-1998年在韩国任教的天津师范大学钟英华教授(现任天津师范大学副校长)回国跟我见面后说:我们在汉城还在使用宁老师留下的发酵老面做馒头!
有这样的条件,我自然要给老友更多的照顾和方便。所以我就经常约小舒过来吃饭叙谈。每次他过来,我就备下两菜一汤,对酌起来,畅谈起来——那光景实在是如同仙境,此生难得,此生难得!
当然,那一年除了吃饭畅谈,还有许多一起汉城漫步的时光:一起参观梨泰院附近的韩国战争博物馆,一起沿汉江欣赏两岸风光,一起去汉城最美的校园庆熙大学欣赏秋景,一起随大使馆组织的中国教授团去江华岛欢度中秋佳节,一起去远在汉城东北郊外的汉城女子大学拜访我们南开大学前辈鲁德才教授,一起去江南郊区的韩国精神研究院看望在那里求学的我的南开师妹刘春兰女士,一起去南大门、东大门与商贩讨价还价,采购物品,一起在明洞附近的影院观看中国电影《活着》……。那数不清的一起组成了一年汉城生活的难忘记忆,也成为我们各自人生经历中最为宝贵的时段。
90年代中期,韩国的网络情况比中国稍好一点,但基本上没有普及,所以那时没有手机,更没有微信等等。电话是人们进行沟通交流的最重要方式。虽然我们不能每天见面,但电话几乎是每天必通。大到天下大事,小到个人烦恼,无不尽情倾诉。
一年任教期满后,我没有选择续任回国了。小舒则又延续了一年。这一年间,我一直在担心他的身体,所以经常写信提醒他不要空腹饮酒。但我知道,他外表温文尔雅,骨子里却是个性情中人,酒会给他浇愁,却也会伤他身体。而他在给我的信中则说:稼雨,你离开汉城回国,让我顿时感觉空空如也!你在这里,我有话就给你打电话,嘴馋就过去打牙祭。你走了,让养成这些习惯的我非常非常不适应了!!
1996年底他也回国了,回国后我们依然保持联系。虽然毕竟与汉城那种简单的生活状态不同,但心有灵犀让我们总还像汉城时那么信任,那么投缘,那么相互帮衬扶持。2000年,小舒和陈炎、廖群、仪平策诸君合作的《中国审美文化史》出版后,嘱我写篇书评,我和学生合作写了一篇《“道”“器”之间的沟通——评<中国审美文化史>》(《社会科学辑刊》2002年第六期)。2013年9月,我在本溪出席“道教·中国:文化论坛”,会上见到当时风度翩翩的陈炎兄,他还专门就此表示了谢意。
从2000年开始,我在学术道路上经历过一些坎坷。在此过程中,小舒是这个世界上对我关怀最多,支持最多的朋友。他不仅热情鼓励我,让我控制情绪,看到光明未来,甚至发文章为我辩护。同时,他也善意地帮我分析情况,找出自己应该反省的不足。这样肝胆相照的朋友也可谓此生难得。
从我们各自回国后,我印象中我们只见过两次面。一次是2004年,他来南开参加明代文学年会。当时我刚从学校搬到校外,会议期间请他和同时与会的沈伯俊、欧阳建等几位学界同行到新居寒舍小坐,参观了我的雅雨书屋藏书。这次见面后他对我说:我发现你的生命轨迹有所变化,从过去的学术至上开始转入生活和学术并重。这说明他很了解我,我的一点微小变化他都能够洞悉并立即准确领悟——这就是老友的内涵
第二次是2010年,我去山东大学出席“古代文学研究现状与前瞻”研讨会。这次会议时间紧凑,小舒有课未能一直在会上,我们未能长谈细聊。好在会议期间我用单反相机给他留下最后一张肖像照,没想到这竟然是我们最后的诀别了!
最近这十年来,我知道他在事业上发展很快,不仅论著频出,而且在教学方面也成就卓著。他不仅连续多年入闱高考命题,而且还身体力行,举办推出各种形式的讲座、网络课程,担任国家级教学研究项目,获得国家级教学奖等等,堪称“春风得意”了。但与此同时,我似乎已经有一种隐忧和预感,朦胧感觉有一种不祥之物在向他走近。我知道以他的诚实和人格,不会在这些工作中掺假兑水,只能用实干去拼命完成。而这样对他本来不很健康的身体实在是有很大的挑战和危险的。所以最近这些年在电话中,我们很少交流学术学问,每年电话中比较多的话题实际上是就他说我的“生命轨迹变化”问题在交流,就是如何调整心态,看破红尘,找到正确的生活态度。我经常跟他讲,人生短促,学术固然重要,但还需入得进,跳得出。广泛的生活经历和大自然的宇宙情怀,不仅可以陶冶性情,修身养性,本身对学术也会有境界上的冲击作用。这些他都十分认同,表示应该如此。但非常遗憾的是,我没有听到他的“生命轨迹变化”的消息,相反却不断收到他本人和家庭的不幸消息。
我和小舒最后的两次通话是在去年。一次是春节后我给他电话中,得知他夫人患结肠癌在上海治疗,小舒已经陪护了许久。从他的声音上能明显感觉出心情和精神上遭受的重大冲击。一次是去年5月,陈炎兄去世后次日,我给小舒电话通报此事。因小舒不用微信微博,当时他还不知道这个噩耗。我们就此再次相互共勉,为健康,为快乐,好好生活下去——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是我们最后的通话了!
今年春节后,我按往年习惯给他打电话,没有接通。我知道平时寒假春节他都要回上海去过,现在遇到夫人生病在上海治疗,更需要在上海了。所以就打算过些日子再联系。几个月过后,我得到消息,说小舒本人也患上重症。听到这个消息我马上给小舒打电话,但始终没有人接。我想或者是他在治疗,不方便接听,或者是他不想把自己的不幸和灾难情绪分给朋友。今年11月在新乡参加“世说学”国际研讨会,见到来自山东大学的小舒同事李剑锋教授,赶忙探问小舒情况,说还在可控积极治疗中。我心里还比较坦然,怎么也不会想到死神正在一步步逼近我的小舒兄弟!
昨天夜半,微信上见到小舒猝然离世的消息,虽然有所准备,但还是不敢相信。给发消息的朋友发信求证。今天早上收到答复确认后,才最终不得不接受了这个残酷的事实!
……
小舒,你太累了,到那边好好歇歇!等我也到了那个日子,过去再跟你相会,我再给你整出两菜一汤,我们继续对酌、畅谈……
2017年12月18日泣于津门雅雨书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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