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开大学宁稼雨的雅雨书屋:青灯摊书、传道授业、以文会友、闲情雅致。
摘要:本文回顾总结作者在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中期在参加各种古代小说辞典工具书编写中所得到的学术锻炼和积累。其中主要包括:侯忠义主编《中国历代小说辞典》(第一册)、刘叶秋主编《中国古典小说大辞典》、刘世德主编《中国古代小说百科全书》等。这些工作从文献材料积累,到归纳概括能力等等,都为作者后来的《中国志人小说史》和《中国文言小说总目提要》等个人学术成果积累了丰富材料和经验。
关键词:工具书 文言小说 研究
经过几年比较细致的教学工作准备和实践,我在古代文学教学方面有了一定积累,基本能够以比较充实的准备从容面对课堂教学工作。在这个基础上,大约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我开始把主要精力放在学术研究方面。
进行学术研究,首先就要有一个选题方向和范围的问题。我的硕士学位专业方向是“笔记小说研究”,硕士学位论文的题目是《中国志人小说发展史论》。毕业工作之后,恩师刘叶秋先生就曾几次嘱咐我,要在硕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考虑将其扩展为《中国志人小说史》。所以几乎顺理成章地应该把研究方向范围划定在以志人小说为主的文言小说研究,而《中国志人小说史》是我硕士毕业工作之后第一个重要研究目标。
八十年代的学术研究氛围与现在有很大差异。最大的不同是几乎没有那些让今天的学者们头疼和眼花的项目、论文、获奖指标。所以大家几乎是凭着学术良知和学术献身精神在自觉把学术研究作为追求真理的渠道。同时,还有一个很大不同是,和现在随便什么人,什么书,几乎有了货币就能弄个书号出书的情况相比,那个时候出一本学术著作可以说是难上加难,所以学术著作的含金量显然比今天要高出许多。
这两个因素合在一起,决定了那时的学术研究相对没有那么浮躁和急功近利。一方面,学术良知和职业自觉把我牢牢锁定在学术研究的道路上(尽管那时也是经商下海大潮的时代),另一方面,因为没有项目资助,出版也困难,所以不能着急,只能“慢工出细活”。
在此背景下,虽然我把《中国志人小说史》作为学术研究目标了,但由于没有项目敦促和出版时间压力,所以就采用集腋成裘、慢慢积累的方式逐渐为这个目标做准备,力求水到渠成。
上世纪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初,虽然学术著作出版难,但是一些与学术研究和普及相关的工具书和学术普及著作出版却热火朝天,如火如荼。我有幸在这个热潮中参与其中很多工作,在文言小说研究方面得到很多锻炼的机会,为我的文言小说研究做了很多有益的积累。
我在这些锻炼实践中最多的机会就是参与数量较多的古代小说工具书的编纂。
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学界与出版界联手,出版了大量文学方面的工具书。其中古代小说方面的工具书是重头戏。我参与其中若干种工具书的编纂,其中比较重要的有以下几种,下面分别述及。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这种工具书编写工作,这还需要感谢我的硕士导师之一宁宗一先生和该书主编侯忠义先生。这项工作的起因背景是,还是在1985年我硕士毕业之前,我还在医院陪护因意外事件抢救之后在天津空军医院住院治疗的宁宗一先生时,他接到该书主编侯忠义先生的邀请信,请他撰写部分词条。这部辞典是学界比较早的古代小说工具书,有比较高的学术要求。其基本定位是“具有较强的学术性、资料性和鉴赏性”。全书是以单部作品为词条单位,每个词条包括“小说性质”“产生年代”“版本情况”“故事梗概”“思想分析”“艺术鉴赏”以及“在小说史上的地位及影响”等几个方面。因为病情治疗的缘故,这个时候的宁宗一先生是没有办法来做这项工作的,而这些工作的内容恰好又是我所熟悉的研究领域。所以宁宗一先生就跟我协商,要我来跟他合作,完成这项工作。具体做法就是由我来写出初稿,由他来审订修改(最后署名他是第一作者,我是第二作者)。这项工作中我们承担的词条好像是十几个,基本都是唐代的传奇小说和志人小说。其中唐代志人小说部分我比较熟悉,写硕士学位论文时候有过相关积累(比如像《隋唐嘉话》《大唐新语》《唐国史补》等)。但这次承担任务比较多的是几种唐代传奇小说(如《古镜记》《开元升平源》《纪闻》《玄怪录》《续玄怪录》《周秦行记》《甘泽谣》)。这些作品以前虽然大致了解,但还没到这部工具书要求的知识程度。所以我对此专门下了功夫,按照该书主编的设定要求,全面了解每部书的相关情况。其中有的在撰写词条的基础上我还就此写出了学术论文,比如《<古镜记>臆说》(《辽宁教育学院学报》1986年第三期)一文,就是撰写该书《古镜记》词条时完成的副产品。
该辞典于1986年出版。这是我1985年硕士毕业留校工作之后发表比较早的文字。这次工作主要收获是在硕士学位论文写作的基础上,对于单篇单部作品的全部文献材料进行全面了解和梳理,尤其是作出全局性的综合评价。这个能力的锻炼对于后来的《中国志人小说史》和《中国文言小说总目提要》等文言小说的作品细读和评价工作都起到了很好的淌路和积累作用。
这部工具书从起步到中间编写,一直到最后辗转艰难出版的全过程我都是参与者和见证人。这个过程中我本人得到一个很大的学习锻炼机会,同时也协助主编做了许多编务工作。
这项工作的起因是,大约在1986年,我硕士刚刚毕业的时候,恩师刘叶秋先生接到这项工作的邀请。邀请方是天津师范大学的姜东赋先生和张守谦先生。原来姜先生有位学生在河北某出版社做编辑工作,他先是约请姜先生来主持编写一部中古古代小说的工具书。因为姜东赋先生的学术研究专长主要是文学理论和近代小说作品,所以姜先生接到这个任务后,经过慎重全面思考,感觉为了保证该书的学术质量和价值,应该联系约请更高水平的专家来参与工作。为此,他先找到天津师范大学已故著名古代小说版本学家张守谦先生,请他一起参与工作。张守谦先生在同意参加这项工作之后,又提出更理想的人选——由姜东赋、张守谦两位先生一起邀请南开大学朱一玄先生,并通过朱一玄先生再邀请刘叶秋先生参加这项工作。最初的工作班子排名是:主编:刘叶秋,副主编:朱一玄、张守谦、姜东赋。
朱一玄先生接到邀请之后,很快与恩师刘叶秋先生取得联系转告了这个信息。恩师没有马上答复,而且想做些权衡思考之后再做决定(包括和有关人员的交流商讨)。坦白说,在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我给恩师的建议是辞掉这项工作。理由是:恩师当时手里有许多重要的研究工作要做,但因为时间关系无法分身,一直在等待时间。其中包括他一直计划在原来那部《类书简说》的基础上完成一部更加系统深入的关于中国古代类书的学术著作。另外一个庞大计划是,恩师的《历代笔记概述》出版后,受到海内外学界的高度关注,有海外学者建议,应该在该书基础上进一步拓宽,完成一部《中国历代笔记总目提要》。这是恩师最想做,最喜欢做的事情。在我硕士毕业之后,他曾和我约定一起来完成这项工作。具体计划是:在三两年之内,我们各自完成手里的各种工作,然后两人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中国历代笔记总目提要》这项工作中来。很显然,如果承接了《中国古典小说大辞典》这项工作,那么就势必会影响恩师原来的研究计划。这就是我当时反对先生承接结项工作的理由原因。
但是,令我遗憾但又极为感佩的是,恩师经过反复思考之后,还是答应接受了这个邀请。他跟我说,我们不但要做学问,更要好好做人。做人的重要道理之一就是要对得起朋友的信任,“士为知己者死”。人家几位先生如此信任我,把我推到该项工作挂帅的位置,我如果不做,显然就要辜负朋友们的信任——这是我无法面对的事实。
恩师的话让我醍醐灌顶,茅塞大开,明白了做人和做学问的道理和关系。我当即对恩师表态:虽然我不同意您承接这个工作,但只要您接受这个工作,我一定鼎力支持。
我当初反对恩师承接这个工作还有一个原因,我深知老师他是一位实干家,他绝不会做那种只挂虚名,不做实事的所谓“主编”(这种主编如今遍地都是)。果然,在承接这项工作后,恩师在与其他三位主编充分协商沟通的基础上,对全书结构框架做了全面构想布局,突出了这部工具书的特色和学术价值。
这部 《中国古典小说大辞典》(以下简称“《大辞典》”)在内容编排上的突出特点就是百科性质。那些年出版了很多小说方面的工具书,但绝大多数都是以单部作品为词条单位的书目式辞典。带有百科性质小说方面的工具书有白维国、朱世滋主编的《古代小说百科大辞典》(学苑出版社1991年版)和刘世德主编《中国古代小说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这两种小说工具书各有所长,前者偏重普及性,后者偏重学术性。《中国古典小说大辞典》在体例设计的时候这两种工具书都还没有问世,但《大辞典》在体例设计方面显然更加具有细密和充实的特点。全书分为“总论”“文言小说”“章回小说”“话本小说”四编。各编下根据不同情况所分子项目的细密程度,均非其他同类书可比。以“总论编”为例,下分“小说评论”“版本”“丛书”“期刊”“研究著作”“其他”几项。仅在“小说评论”部分,下面还细分为“评论用语”’“历代评论”“评论家”三部分。而后面三编的小说作品词条中,细密到每一部作品的不同版本,每一部学术研究著作和学者,都是单列词条的。
除了体例框架宏大之外,这部工具书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词条撰写者多,学术层次高。参加撰写的作者多达近240人,除了几位主编本人外,像袁行霈、程毅中、何满子、吴小如、林辰、于植元、王多闻等重量级学者都参与了词条撰写工作。
在这个重要而庞大的工作项目中,我已经向恩师承诺要全力支持,就要付诸行动。我在这个项目中承担了作者和秘书的双重工作。所谓秘书工作就是替恩师去做一些跑腿儿打杂的事务性工作,像统计一些数据,去图书馆查阅一些版本文献等等。而作者工作基本算是一种收容队的工作。这是因为那些外请的专家,尤其是大专家,主编不方便给人家规定写作任务,只能把总条目给人家,请人家自选。这样专家们挑选完后,就会剩余一些大家都没有选中,然而往往是犄角旮旯的作品。我所承担的撰写条目中,有很多是这种性质的条目。很多这样的条目以前几乎没有人接触过,需要完全白手起家,从头做起。像很多没人认领的唐宋至明清的文言笔记小说,最后都落到我的头上。我在这部工具书中完成的文言笔记小说条目,总共大约有300多条,二十多万字。这对我来说又是一个非常难得的学习机会。我后来敢于自己独力完成《中国文言小说总目提要》这样的大型工具书,其中很大程度上的自信理由,就是来自于这些比较扎实的积累。
但是这部《中国古典小说大辞典》命运坎坷,几度遭遇劫难。其中最大的一次重创,就是正当这项工作顺利开局,任务已经落实,大家分头开始工作的时候,我学术生命中最重要的恩师刘叶秋先生却于1988年6月23日突然不幸逝世。这个意外的变故不仅使恩师本人很多手中正在进行的工作戛然而止,同时也包括这部多人合作的工具书被迫陷入停工状态。
几个月之后,当恩师的后事料理完后,这部《中国古典小说大辞典》的善后工作提到日程上来。经过出版社与另外三位原副主编协商,最后形成关于这部书稿编纂工作继续进行的决议。其中一个重要变化就是为了推动该项工作继续顺利进行,原一位主编,三位副主编改为四位并列主编。
作出这个决定之后,朱一玄先生找到我,希望我能继续支持该书稿的编写工作。除了我本人已经承担的那些词条撰写工作之外,还有一项重要工作就是为恩师在这部书稿中已经承担的部分工作做善后工作。其中主要是恩师生前自己撰写的词条,还有恩师安排联系的作者,其他三位主编不完全熟悉。朱先生满怀深情和希望对我说:这是刘先生生前遗留的工作,希望你能协助完成刘先生的生前遗愿。我含着热泪向朱先生表示:只要我能做到的,一定会尽最大努力去做。其中恩师自己撰写的条目,我联系了师母汪元澂先生,请她翻阅检查老师生前文稿,其中大部分已经完成,少数没有完成的或者由师母补充完成,或者由我协助完成。而那些老师联系的专家学者,有的我自己能联系上,有的联系不上,也请师母帮我查找联系方式,与作者接上头。当我分头把我能做的工作做完向朱先生汇报时,朱先生露出满意的笑容,并且代表其他主编向我表示感谢,并要付酬。我说:能为完成恩师生前未竟事业尽力,是我莫大的幸福和荣幸,不需要任何感谢和酬劳(补充说一句:在我学术发展进步的道路上,朱一玄先生对我可谓恩重如山,在一定程度上根源于这种以诚相见、肝胆相照的交往)。
该书稿第二个劫难是恩师去世之后,其他三位在世主编连同所有作者一起努力,终于完成书稿,交付给出版社之后,完全没有想到的是由于出版社方面人事变动。原来负责这部书稿的相关人员调离,这部书稿竟然石沉大海,一沉就是几年。直到1998年,在恩师逝世十周年之际,由朱一玄先生出面找到当时在河北省出版社担任领导工作的南开大学毕业生关照此事,才使这部书稿起死回生,终于出版,了却了大家的夙愿,也告慰于恩师的在天之灵。
该书的学术性很强,阵容也更加强大。我从担任断代主编程毅中先生、宁宗一先生和刘辉先生那里分别承担宋、元、明三个朝代共约三十多个条目。在这项工作中,我从几位断代主编,尤其是程毅中先生那里学到很多东西。是程先生帮我在原来条目写作的基础上有了比较大的质量提升。
从我上大学开始,程毅中先生的大名和学术著作就一直是陪伴我学习进步的加油站和推动器。在我准备考研的时候,程毅中先生的《古小说简目》就是案头必备之书。1982年我考入南开大学,师从刘叶秋先生攻读硕士学位之后,程毅中先生更是重要的业内专家,我经常向他学习请示。1982年初冬,我第一次去北京拜见恩师,当晚跟随老师乘坐公交车从地处王府井的商务印书馆(当时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在同一楼内办公)去珠市口老师家里时,没有想到在公交车上邂逅程毅中先生。恩师把我介绍给程先生,告诉他我对他和著作的尊敬和崇拜,“奉为圭臬”。从那天开始,程毅中先生就一直是我专业学术道路上的重要指导者之一。
硕士入学之后我从与程先生共事多年的南开大学中文系学长黄克先生(时任中华书局总编室主任)那里听说过程毅中先生的两个神话:一是五十年代初刚上大学(北京大学中文系文献专业)的时候,同班同学还在看李白、杜甫诗集、四大名著的时候,程毅中先生已经整天泡在北大图书馆善本特藏阅览室了。二是作为典型的学者型编辑,当他拿到一部二三十万字的稿子,大约能在半小时左右时间内,大致找出该书稿的优劣短长,拿出切中肯綮的审稿意见。
这次我把完成的大约几万字的初稿交给程先生后,他很快就看完书稿给我回信,提出若干修改意见。其中重要的有两点:一是个别作品的相关文献材料,有的我没有看到,程先生给我指出了线索;二是有些作品的评价拿捏,还有斟酌的余地。根据这些意见,我对相关词条又进一步做了深化研读打磨,重新修改稿件后复命,得到程先生的基本肯定。
《中国古代小说百科全书》出版发行后,获得较好的社会评价,也在学界产生比较广泛的影响。因为使用的专业学者比较多,所以也陆续发行一些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提高该书的学术质量,编委会决定对该书稿进行修订。修订意见中对作者提出了两点要求:一是审订修改本人写的词条,二是尽可能审读书稿中其他内容,发现问题一起汇总修改。按照编委会的意见,我在进一步修改自己撰写的词条同时,也发现了书中其他词条的两处错误(作者都是重量级学者),一起向程先生做了汇报。一处是将古书引文中的叙事文字误认为书名,加了书名号,成为一个子虚乌有的书名。另一处是将明代人托名魏晋人所作的一部伪书作为魏晋作品来处理,出现以讹传讹之误。该书修订后于1998年以修订本形式再版。修订版纠正了原版很多错误,学术质量明显提升。
除了以上三部工具书,在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初,我还应邀参加其他若干古代小说工具书的词条撰写(或任编委),其中包括:段启明主编《中国古典小说艺术鉴赏辞典》(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宁宗一主编《中国武侠小说鉴赏辞典》(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2年版),白维国、朱世滋主编《古代小说百科大辞典》(学苑出版社1991年版),周振甫、林辰、孙绳武主编《中外小说大辞典》(现代出版社1990年版)。
以上各种辞典、工具书中我参加撰写的词条总共大约有500条左右,40多万字。这些工作虽然都属于“打工”的性质,为他人做嫁衣裳。但平心而论,在这些工作中我学到了很多东西,也积累了很多关于文言小说和其他古代小说研究的材料信息。在这些工作中我的学术收获和学术进步主要有:
首先,对撰写词条的原始文献和相关学术研究信息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和掌握。对一部小说要做到全面了解,需要掌握与之相关的作品各种版本信息(包括古代版本和现代版本),作者生平相关信息,作品全书的基本内容,学界对该书相关研究信息等等。掌握了这些信息,才能对一部作品有基本的发言权;
其次,在全面掌握该书全部信息材料的基础上,需要对该书作出言简意赅的描述和评价。一部作品少则几千字,多则几万,甚至几十万字。而描述评价它的词条却只能几百字或上千字。这需要很好的逻辑思维和学术驾驭能力,以及相应的文字表述能力。正是在这几百部作品的逐一阅读后对其作出归纳总结和相应描述评价,才大大锻炼提高了我的阅读能力、归纳能力和表述能力;
第三,由于这些工作的诸多锻炼,为我后来的文言小说研究,包括《中国志人小说史》《中国文言小说总目提要》《中国古代小说总目提要》等重要学术著作和工具书的撰写奠定了较为坚实的基础。可以说,没有这些古代小说辞典工具书工作的锻炼和积累准备,后来我在文言小说研究方面很难做出那样的成绩。
(原载《广西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20年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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