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鱼同首”图像探析
文 ˉ 薛 江
【内容摘要】东汉以来，“三鱼同首”作为一种特殊图像样式广泛存在于画像石上。本文在已有研究成果基础上，通过对收集的资料进行分类研究，进而讨论该图式的形成来源和含义。研究表明，在东汉，“三鱼同首”的图像是创作者对现实河湖中“多鱼争食”图景和中国古人对“三”的哲学认知综合创作而成的图式，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独立图式，作为现实中以水为载体的河湖和传说中的“天界之水”的代指存于画像石上。
【关 键 词】“三鱼同首” 水 “天界之水” 独立图式
一、天界中孤独的“三鱼同首”
山东即墨民间剪纸中有一个十分特别的题材，民间称为“三世有余”或“三世争余”，学界称其为“三鱼同首”。这一素材不止见于山东，更为出名的是2003年发现于河北武强的“三鱼争月”古版（图1），现已成为河北武强年画博物馆的镇馆之宝，而“三鱼争月”的年画也成为武强年画的代表性作品。
“三鱼同首”的图像最早出现于东汉，沿用至今。现有的考古资料中，汉代画像石中出现该图像最多。其中一些“三鱼同首”的图像出现在以“天界”为主题的画面中，但周围并没有发现明显的作为水或者以水为载体的河湖的指代，而是一些与鱼不相关的人或其他生物，包括乐舞人、羽人、飞鸟、天鹿、蟾蛛、翼虎、九尾狐、三足乌、玉兔等，笔者认为这些图像可以称为“独立图式”的“三鱼同首”。该图像在天界中充当何种角色，目前学界还没有定论。本文搜集了五例出现在天界画面中的独立图式的“三鱼同首”图像，在类型学研究的基础上，结合考古资料展现的原境，从历时发展的角度对其内涵进行解读。
关于汉代“三鱼同首”图像的讨论，几乎都从“鱼”的概念进行延伸，陶思炎认为其与古代生殖崇拜有关[1]；高文、王锦生则从老子《道德经》中“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哲学角度进行解读，认为其是古人对宇宙生成本源的探索，是阴阳对立统一交合而形成的“新阴阳平衡体”的图解[2]；杨爱国以其与所依托的物体的形制和所处位置的关系，将其分为两种，一种是寓意祥瑞，一种是寓意富贵[3]；吴晓玲、韩永林认为汉画像石上的“三鱼同首”包含一种复合的内涵，它既是人间生命繁荣的祥瑞象征，又内含对生命无限延长的神性祈盼[4]。上述研究是在该图像的固有含义和实践含义范围内的探索，本文选取独立图式的“三鱼同首”，旨在从结构含义的层面上展开讨论。
依据现有的考古资料，“三鱼同首”的主题在汉代画像石中频繁出现。东汉的图像多保存于画像石或画像砖上，如今所见的“三鱼同首”形象主要出现在山东、河南、山西等地区。相对于数量庞大且分布广泛的汉代画像石画像砖图像，后世发现的“三鱼同首”图案更为稀少，现有的考古材料中所见的有安徽六安椿树镇唐墓所出土白瓷擂钵“三鱼同首”图像[5]，安徽省博物馆藏寿州窑黄釉碗中的“三鱼同首”图案[6]，安徽宣城出土元代瓷扁壶上的“三鱼同首”图案以及陕西韩城出土明代“三鱼同首”瓷扁壶。[7]
独立图式的“三鱼同首”是指图形之间不存在互动关系，且画面上的图像不存在以鱼和水为主体的环境营造的可能性。这类图像主要有下面五例。
1.山东莒南县东兰墩孙氏阙，年代为东汉元和二年（85）。石阙阙身为红砂石，呈梯形（图2）。阙高180厘米，上宽52厘米、厚18厘米，下宽70厘米、厚20厘米。正面浮雕，减地突起，平面四周有栏边，环为三层，自上而下分成四栏。[8]其中“三鱼同首”所在部分为第一栏，所占面积最大，画面中包含了一对持观看状同向跽坐人、一匍匐在地人、一对手持工具相向跽坐人、一对舞蹈人、一翻跟头的人、一只九尾狐、一只龟、一枚“三鱼同首”图案。
2.山西离石马茂庄左元义墓中的画像石（图3），年代为东汉和平元年（150）。画像石长135.5厘米、宽95.6厘米。[9]画面从上至下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一架四鹿拉华盖飘带轮车，车上坐两人，右边是乘者，左边为御者，持长鞭；第二部分为一组组合图形，中心为“三鱼同首”图案，左边立一头带翼兽，右边一匹独角兽，下边有一残缺图案，其中翼兽和独角兽笔者判断为天鹿[10]；第三部分左边为一只猫头鹰，右边为一头翼虎兽正在抓捕一只小鹿，下边为圆形山丘。
3.河南嵩山太室阙西阙（图4），年代为东汉安帝元初五年（118）。“三鱼同首”所在位置为阙侧面，画面共分五格，第一格为城楼建筑；第二格似为舞蹈女子（不确定）；第三格为雀；第四格为“三鱼同首”；第五格为羽人。[11]
4.四川合江张家沟2号墓4号石棺右侧板（图5），高0.75米，宽2.20米。[12]画面左侧为一蟾蛛，昂首瞪目，后腿直立，前爪伸向玉兔作跳舞状；旁边为一玉兔，面对灵蟾，屈腿站立，似作吹笙状；其右为一九尾狐，一三足乌；右侧上方刻一飞雀，回首俯视“三鱼同首”；最右侧为“三鱼同首”。
5.四川三台郪江镇金钟山2号崖墓石棺侧板（图6），推测年代为东汉（25—220）。画面从左到右，分别是天鹿、“三鱼同首”、展翅立雀。
图 6 ˉ 四川三台郪江镇金钟山 2 号崖墓石棺侧板
作为非独立图式，可以根据其出现场景来断定其象征含义。在现实场景中，“三鱼同首”常常伴随着现实生活中的一些生物和事物出现，主要包括鱼、龟等水生生物和与鱼相关的水鸟、鱼钩、捕鱼人、水榭等，在这种情况下，“三鱼同首”为水或者以水为载体的河湖的指代。在非现实的场景中，因画面中出现了“三鱼拉车”、伏羲、女娲、神阙、星空图等天界[13]神物，基本可以判定该图像是亡灵升天图。在这种情况下，“三鱼同首”极有可能是作为“天界之水”或“天界之河湖”的指代。
但作为独立图式的“三鱼同首”，其寓意则需要解读。“三鱼同首”和一些与鱼不相关的人或其他生物同时出现，包括乐舞人、羽人、飞鸟、天鹿、蟾蛛、翼虎、九尾狐、三足乌、玉兔等。这些图像的周围并没有发现明显的水或者以水为载体的河湖的指代。这种情况下出现的“三鱼同首”，除了与同时出现的其他图像共同构建天界的想象之外，还应从历时的角度考虑其意义的转变。
二、“三鱼同首”图像的演变
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三鱼同首”或三鱼争月的图案形式具有相对明显的传承，但是其中的意义在流变过程中却产生了不同的变化。东汉作为“三鱼同首”发展的初始阶段，其图像的形制来源与意义值得我们深究。
目前笔者收集到的资料显示，“三鱼同首”图像主要出现在山东肥城栾镇村祠堂画像石[14]、山东莒南县东兰墩孙氏阙（编号1）[15]、山东邹县黄路屯出土的汉画像石[16]、山东微山县两城乡出土的汉画像石（第四石）[17]、山西离石马茂庄左元义墓出土的长方形汉画像石（第二块）[18]、河南嵩山太室阙西阙[19]、四川合江张家沟2号墓4号石棺侧板[20]、四川三台郪江镇金钟山2号崖墓石棺侧板[21]等（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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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三鱼同首”图像汇总表
作为现实场景营造的图像主要按照其画面的元素及场景进行鉴定，体现在鱼、水为主体的河、湖场景营造以及画面中生物形态。主要包括以下两种。根据“鱼与水”的构图与环境营造，上述“三鱼同首”图像的出现有着一定的规律。早期出现的多是作为非独立图式的图像，又可以分为现实场景和非现实场景两类。其中现实场景的又早于非现实场景的。作为独立图式的三鱼同首，则是最晚出现的，如表所示。
1.山东邹县黄路屯出土的汉画像石（图7-1），画面左边鱼钩上悬挂有三条鱼，同时有四位捕鱼人、游动龟和鱼群，以及其他水生物。通过这些可以判定该画面描绘正在河或湖中捕鱼的场景。在图7-2的画面中，河边栏杆外有五人正在围观或垂钓；河中有一水榭，上面坐两人呈垂钓状，五位捕鱼人，一只龟、鱼群、一鱼鹰啄鱼；右上角有一悬挂在树枝上的猴；下面有一阙，上坐一人。从以上画面的元素来看，可判定该画像石是捕鱼、垂钓场景。
2.山东微山县两城乡出土的残汉画像石（图8）画面分上、下二格。上格露一阙角，三层斗拱，其中一、二层斗拱上各吊一个人首形饰物。阙顶有一飞鸟，檐下挂三条鱼，旁边还有同头三鱼。下格有一鱼鹰正在吃鱼。该画面虽为残件，但可以看到鱼钩悬挂的三条鱼和鱼鹰捕鱼的场景，虽未见捕鱼人，但可以认定为河中捕鱼的场景。
因此，通过上述解读，可以认定以上图像为现实生活场景的营造，同时也可以判定画面中的鱼为生物鱼。
较晚出现的，是作为非现实场景的“三鱼同首”图像，主要是指画面中存在非人间生物，同时在涉及“三鱼同首”的场景中出现以鱼和水为主体的河湖场景的营造。其主要为山东肥城栾镇出土画像石（图9）。
该画像石为汉墓藻井东面盖顶，长152厘米、宽70厘米[22]，具体年代为东汉建初八年（83）。画面上端和左右两边刻有菱形纹样和穿璧枚，其中穿璧枚笔者判断为古代星相图。主画面围绕中心三层建筑展开，分为近、中、远三个部分。近景部分（建筑前）主要为：两座阙对称分列在主建筑两侧，阙顶分列一只飞鸟，右阙中窗口坐一钓鱼人，窗下有题字，刻有“建初八年八月成，孝子张文思哭父而礼，石直三千，王次作□□”；左阙窗口坐一人，下面有一人持戟与猛虎搏斗；阙外侧为两个类似锥体；内侧为两位持武器的士兵、两位头戴高冠正坐的人（一男一女），男右后侧为一位手持拂尘的侍者、女右侧为一正在递物侍者，旁边为两位交谈的人、身后为一棵树和一匹马。中景为一座三层带城墙的建筑矗立中央，城墙上室内空间分为两层，第一层为四人手持乐器在作乐；第二层为三人，有弹奏长条乐器的人，有跳舞的人。建筑两侧分别有楼梯，楼梯有护栏，楼梯下分别有两只类似犬的兽、楼梯上分别有三人捧着盒具行进。屋顶左右两侧分别有手持规和矩的伏羲、女娲呈悬空状。主建筑两侧有游动的鱼、水鸟、“三鱼同首”图形。远景部分分为两个层级，外层主要构成元素从左到右分别为三位持弓箭的士兵、两位搏斗的人、三位手持器物的骑马人、两位行进或战斗的人、三辆行进中的车辆，其中一辆为马拉车、一辆为三鱼拉车、一辆为鹿拉车，车为带华盖圆轮车。车后跟随行进中的两人。内层为狩猎场景，左半部分为三位手持武器的人在围猎四头奔跑的野兽；右半部分为两位持弓箭的人正在射杀空中飞行的一排大雁。
综上，从考古资料的年代序列来看，作为独立图式的“三鱼同首”，是逐渐从非独立图式中演化而来的。在山东肥城栾镇出土画像石（东汉建初八年）、山东莒南县东兰墩孙氏阙（东汉元和二年）、河南嵩山太室阙西阙（东汉安帝元初五年）、山西离石马茂庄左元义墓（东汉和平元年）四幅图像中可以看出其演化路径。东汉建初八年“三鱼同首”主要是与鱼等水生物一起表现河湖场景；东汉元和二年已经开始出现独立使用迹象，虽然画面中还有一龟[23]；但在东汉安帝元初五年、东汉和平元年就开始作为独立图式符号存在于画面。因此，可以认定“三鱼同首”图像形成早于东汉建初八年；作为独立图式符号开始于东汉元和二年，后流行于东汉各个时期。
此外，作为独立图式的“三鱼同首”图像，除河南嵩山太室阙西阙是汉代太室山庙前的神道阙外，其他的均为墓葬中的文物。与之同时出现的羽人、飞鸟等在文献中都是天界之物。
三、“三鱼同首”内涵的演变
人作为图像创作的主体，对现实场景的分析更能捕捉其图像创作的路径和生成方式。在现实场景的分类中，“三鱼同首”与其他鱼类及相关水生物种的出现主要是为了营造捕鱼或垂钓的画面，但在具体对河湖场景的刻画中，采用了较为写实的手法，例如山东邹县黄路屯出土的汉画像石中，画面中的所有构成元素在现实的河湖景观中都存在。因此，笔者推测汉代人在创作画面时，“三鱼同首”应该是根据自然河、湖景中的“多鱼争食”景象的抽象叙事描摹而来。因为在现实河湖场景中，“多鱼争食”非常常见（图10）。其实不只现实场景，非现实场景中对河或湖的营造同样出现了以上几种生物。例如山东肥城栾镇出土的祠堂后壁画像石，其图像虽然不是现实的场景，但是在画面中出现了大量的同类鱼和与鱼相伴的水鸟，以及垂钓的人、建筑物等图像。按照笔者对该图像的解读，画面共分为近、中、远三个层次，在中景中，建筑物左右两侧同时出现鱼、“三鱼同首”、水鸟、垂钓人等图像，笔者推断应该是对护城河的描摹。
至于多鱼争食为何会被描述为“三鱼同首”，笔者认为与汉代的文化相关。“三”在中国的文化中具有特殊的指代意义，有多数或无数的意思。尤其是在战国和汉代时期，相关文献记载有很多，例如《战国策》：“鲁仲连辞让者三”[24]；《礼记·曲礼上》载：“卜筮不过三”[25]；《史记·律书》载：“数始于一，终于十，成于三”[26]；《道德经》中“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等。
这就意味着东汉时期用“三鱼同首”来表示“多鱼争食”是合理的。类似的“三鱼”表示“多鱼”的观点，吴晓玲、韩永林的文章中也有提及。[27]
关于“三鱼同首”图像中的“同首”，吴晓玲、韩永林认为是受到汉代画像石中的人蛇连体、人鸟连体、人兽连体、禽兽连体图像创作方法的影响。笔者认为“同首”不仅是方法上的影响，同时也是创作者对现实河湖场景中“多鱼争食”图景的抽象提炼描摹。因为在现实多鱼争食场景中，往往鱼头是叠压在一起，呈现出多鱼一头的视觉感知。
由此，可以认定“三鱼同首”图像是东汉早期创作者依据现实场景中的河湖中“多鱼争食”图景，结合汉代“三”文化创作而成，而后形成范式符号流传于东汉时期汉画像石中。
“在汉代人思想中，人是天地的产物，但它与天地是并立而为三的。它的形体、德性是化天而成的。人是天的副本，是宏大宇宙的一部分。”[28]因此，汉代人将死后的世界想象为可以长生不死的仙界，灵魂飞升于天，继续生前的享乐生活。例如《礼记·郊特牲》说：“魂气归于天，形魄归于地。”在墓葬中，汉代画像石中出现的生物各有指代，如：乐舞百戏图通常表达的主题为生活娱乐、祭祀仪式、仙界向往，但与仙兽并列使用时，则指代仙界[29]；蟾蜍[30]和玉兔[31]是月中神灵的象征；三足乌是太阳的象征；猫头鹰也称鸱鸮，在东汉，人因其神异天赋赋予其神仙气质，成为升仙的重要工具[32]；鹿拉车，古人相传仙人多乘鹿，乘鹿车升仙是汉画像中一个重要升仙图式[33]；翼虎，在汉代仙人来往升仙的过程中，常有翼虎相伴，一则为飞升，二则为辟邪，逐疫驱鬼[34]，相关文献记载很多。同时，以上这些仙兽通常与西王母[35]同时出现，用来表示天界场景。例如山东邹城高庄乡金斗山村出土东汉中期祠画像石[36]，相伴西王母和东王公的仙兽就包括九尾狐[37]、天鹿、龟、翼虎、雀等。
由此可见，作为独立图式的“三鱼同首”是天界某种事物的指代。
四、“三鱼同首”与“天界之水”
回顾独立图式的鱼在汉代墓葬中作为天界的表现形式主要有鱼拉车、骑鱼人、单鱼、双鱼标、鱼人图等形式。其中双鱼标主要是以与鱼拉车相结合的形式出现。目前学界认为鱼拉车和骑鱼人图式中的鱼主要是引领亡灵升天或奔赴黄泉的交通动力和交通工具[38]；鱼人为人死后复生[39]；单鱼主要是引领亡灵归天的引导者或前导[40]。
“三鱼同首”作为天界的“神兽”，在相关的图像中并没有发现其伴随天王母出现。因此，可以认定其不是像九尾狐、翼兽、角兽等仙兽一样在天界中充当亡灵升天的保护神或助其升天的工具，而应该是作为“天界之水”的一种特殊指代。
在中国，古人一直认为天为水泉。文献中关于“天为水泉”的描述有很多，例如《山海经·大荒西经》中有“风道北来，天乃大水泉”之述；《黄帝书》则曰：“天在地外，水在云外，水浮天而载地者也”；《浑天仪》[41]注载：“天如鸡子，地如鸡中黄，孤居子天内。天大而得小。天表里有水。天地各承气而立，载水而行……”；《抱朴子》曰：“河者，天之水也，随天而转入地下过”；《孝经授神契》曰：“河者，水之伯，上应天汉”等。[42]《史记·天官书》曰：“以十一月与氐、房、心晨出，曰天泉。玄色甚明。”
同样，在文献中也有关于“天界之水”的表述，通常与昆仑相结合。《淮南子·原道训》曰：“昔者冯夷、大丙之御也，乘云车，入云霓，游微雾……扶摇珍抱羊角而上，经纪山川，蹈腾昆仑，排阊阖，沦天门。”东汉人高诱注称：“夷或作迟，丙或作白，皆古之得道能御阴阳者也。……昆仑，山名也，在西北，其高万九千里，河之所出……阊阖，始升天之门也。天门，上帝所居，紫微宫门也。”[43]《山海经·大荒西经》：“西海之南，流沙之滨，赤水之后，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昆仑之丘。有神，人面虎身，有文有尾，皆白，处之。其下有弱水之渊环之，其外有炎火之山，投物辄然。有人，戴胜，虎齿，有豹尾，穴处，名曰西王母。此山万物尽有。”[44]
但在天界图像的表现中未见单独对“天界之水”的描述，陶思炎在《中国鱼文化》一书中提出了鱼作为“星精兽体”的象征。[45]文章中认为星与鱼同为水中之物，具有同体对应关系，鱼是星的指代。但在其文章中列举的图像中，主要是以“三鱼并排”和单鱼为主，并未见“三鱼同首”式图像，可以排除其为“星精兽体”的代指。
除了上述文献中对“天界之水”的描述，非场景的画像石中也可窥见“三鱼同首”作为“天上之水”的表述。
山西离石马茂庄左元义墓中的画像石中，构成画面各元素图案看似是基本的罗列，但从构图上可以分为近、中、远三个部分。近景为山丘[46]、翼虎捕鹿、猫头鹰，这三物同为一体构成了山中景象。中景为“三鱼同首”和三头“仙兽”，其中两头相向静立，底端仙兽不好辨认，但从视觉上看应该描述的是一头“仙兽”的后视图，推测是由于当时的绘画技术局限并没有表达清楚。因此，中景应该是三头仙兽围水相向静立。远景为仙人乘御驾向西升天图。整个画面构成了一幅完整的升仙过程图，与山东肥城栾镇出土画像石的构图较为一致，应同属东汉对天界的描述。该图的部分场景与《山海经》描述较为相似，如文献讲到西王母居住地昆仑山，位于赤水之后，黑水之前，同时提到山脚下有弱水渊。如果图像中的山丘图是昆仑山脉。笔者推测“三鱼同首”是山后的“黑水”“弱深渊”的代指。《淮南子·原道训》东汉人高诱注称中写道：“昆仑，山名也，在西北，其高万九千里，河之所出”，提到昆仑山有河，“三鱼同首”与山丘同时存在，是否是昆仑下河的代指，也同样值得思考。同时，该画面在构图上也符合中国人山水画的图式习惯，有山即有水。因此，判定此图像中的“三鱼同首”为“天上之水”的代指。
另外，从余下的几幅画中，也可以引证“三鱼同首”象征“天上之水”是成立的。例如河南嵩山太室阙西阙，虽然该阙是神道阙为了祭天而设，但是从其画面的组成元素上看，顶端为一个宫廷建筑，但从形制上看与山东肥城栾镇出土画像石上的建筑较为一致，笔者推断其为天宫；第二格的图像暂未找到对应图像；第三格为三足乌，为太阳的代表；第五格为羽人，也称“仙人”，是天界的神物。[47]通过对其图像的分析，可见除第二格之外，其他的都为天界之物。作为祭天的神阙，本身描绘天界之物也是合理的。《汉书·郊祀志》中曰:“及秦并天下，令祠官所常奉天地名山大川鬼神可得而序也”，“于是自崤以东，名山五，大川祠二。曰太室。太室，嵩高也”[48]。在汉代同样如此，《汉书·郊祀志》中载“民神异业，敬而不黩，故神降之嘉生，民以物序，灾祸不至，所求不匮”[49]等。因此，笔者认为“三鱼同首”出现在此阙上也是“天界之水”的象征，就像《抱朴子》中记述的一样，“河者，天之水也，随天而转入地下过”，主要是为了祈求风调雨顺，规避因雨多而河水泛滥。
同样，在四川三台郪江镇金钟山2号崖墓石棺侧板和四川合江张家沟2号墓4号石棺右侧板画面中与“三鱼同首”同时出现的角兽、雀、蟾蜍、玉兔、九尾狐等独立图式，是作为西王母居所昆仑山的代指，“三鱼同首”则作为山前“天界之水”代指，共同构成了一幅升天图，推测是表达后人希冀逝者能够升天的美好愿望。同时，在四川合江张家沟2号墓4号石棺右侧板的画面中，“三鱼同首”画面顶端的飞雀，可以推断为雀在水上飞的动态。由此可以判断“三鱼同首”为“天界之水”的代指是合理的。
从哲学方面看，“三鱼同首”中“三”作为多的表现，以及《道德经》中讲的“三生万物”也符合“天上之泉”的水为天的哲学含义。
由此可见，“三鱼同首”、水、“天界之水”之间的这种指代的逻辑关系似乎已经被明示出来。在天界，“三鱼同首”就是以水为载体的“天泉”“天湖”“天河”的代指。
关于上文所列学者提出的“三鱼同首”代表的四种不同的含义，笔者认为“三鱼同首”在东汉元和二年作为“天泉”的独立图式指代存在后，这些象征的含义也就应运而生。一是因为“天界之水”是人间水的来源，成为泽润人间的甘露，代表着万物生命的存续与繁衍，就有了作为生殖崇拜、祥瑞、富贵、长生象征的可能；二是“三鱼同首”作为天界神物，在人间本身就有祥瑞、富贵之意；三是民间将“鱼”视作生殖的象征等。也因此，“三鱼同首”作为吉祥符号流传在人间上千年一直不断，在不同载体上流行。
结语
回溯本文对现代“三鱼争月”或“三鱼同首”母题讨论，我们也能看到一种东汉时期流行于墓葬美术中的特殊图式，在上千年的流传过程中，保持图式本身的同时，其含义可能已经出现了很大的变动。通过以上的讨论我们可以发现，“三鱼同首”的图式形象在汉代画像石中的出现，除了将其作为祥瑞等意义以外，鱼与水的关联是我们可以思考的重要线索，特别是从“山东邹县黄路屯出土的汉画石”等图像中的研究，可以发现“三鱼同首”在画面中影射的正是以汉画技法不善于表达的“水”的概念以及中国古人围绕“三”等哲学概念创作图形样式的方法。而考量其在墓葬美术这一特殊空间背景，以山东肥城栾镇出土画像石和相关文献作为重要内容的引导，位于墓葬美术中的“三鱼同首”便与“天界之水”这一更深层次的死后宇宙空间概念产生了关联的可能。这种将鱼、水、天界、“三”哲学概念联系结合的解释，为未来对最早在埃及文化中出现的“三鱼同首”、佛教中出现的“三鱼同首”、日本出现的“三鱼同首”[50]等图像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可能。
本文写作得到了中央美术学院贺西林教授、北京大学颜海英教授的指导，谨此致谢。
注释：
[1]陶思炎：《中国鱼文化》，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90，第6页、第62页。
[2]高文、王锦生：《谈汉代画像中的“三”》，《成都文物》2006年第1期，第322-326页。
[3]杨爱国：《古代艺术品中“三鱼同首”图探析》，《美术与考古》2013年第3期，第138-142页。
[4]吴晓玲、韩永林：《汉画像石中“三鱼同首”图像内涵考析》，《装饰》2009年第1期。
[5]马起来：《唐邢窑白瓷三鱼纹研盘》，《收藏》2012年第4期，文中称为研盘。
[6]刘东：《古陶瓷上的鱼纹》，《收藏家》2019年第9期，文中称白瓷研盘为擂钵。
[7]刘东：《古陶瓷上的鱼纹》，《收藏家》2019年第9期。
[8]刘心健、张鸣雪：《山东莒南地区发现汉代石阙》，《文物》1965年第5期，第16页。
[9]梁宗和：《山西离石县的汉代画象石》，《文物参考资料》1958年第4期，第40-41页。
[10]按照《汉书·西域传》载：“乌弋山离国'有桃拔、狮子、犀牛’。”孟康注：“桃拔一名符拔，似鹿，长尾，一角者或为天鹿，两角或为辟邪”，那么画面中的角兽应该为天鹿。天鹿有带翼和不带翼两种。引自《汉书·西域传》，中华书局，1962年，第3889页。
[11]汉代艺术中常见一种肩背出翼、两腿生羽、大耳出颠的人，此人就是文献中所说的羽人，即飞仙。《楚辞·远游》：“仍羽人于丹丘兮，留不死之旧乡。”王逸注：“《山海经》言：有羽人之国，不死之民。或曰：人得道，身生毛羽也。”洪兴祖补注：“羽人，飞仙也。”引自贺西林：《云崖仙使——汉代艺术中的羽人及其象征意义》，《中国美术研究》第1/2合辑，第11页。
[12]王庭福、李一洪：《合江张家沟二号崖墓画像石棺发掘简报》，《四川文物》1995年第10期，第65-66页。
[13]目前学界对汉代人认知的宇宙空间，有不同的观点，信立祥等人认为汉代人全部的宇宙世界从高到低由诸神世界、仙人世界、人间世界、鬼魂世界四个部分组成；还有学者将汉代“天”或天象图、仙山等看作天界图像的核心组成部分。本文采用第二种观点。引自信立祥：《汉代画像石综合研究》，文物出版社，2000。
[14]王思礼：《山东肥城汉画象石墓调查》，《文物》1958年第4期，第34-35页，图一。该墓是1956年发掘，位于肥城县西南九十里安驾庄区乐栾镇村东头水坑北岸。
[15]刘心健、张鸣雪：《山东莒南地区发现汉代石阙》，《文物》1965年第5期。1956年出土地为东兰墩村在莒南县（十字路）北偏西7.5千米，北距区所在地延边村5千米，汉阙出土地点位于东兰墩村东偏南约315米处。
[16]转引自吴晓玲、韩永林：《汉画像石中“三鱼同首”图像内涵考析》，《装饰》2009年第1期，第62页。由《山东汉画像石选集》一书介绍，该组画像石分别于1953年和1959年被发现，共计录15石，其中两石中有“三鱼同首”图像，且与水榭、鳖、水鸟、捕鱼者等图像并存。
[17]微山县文物管理所：《微山县出土的汉画像石》，《文物》2000年第10期，第68-73页。1989年发现于田野沟渠上，残长30厘米，宽69厘米。
[18]梁宗和：《山西离石县的汉代画象石》，《文物参考资料》1958年第4期，第40-41页。
[19]太室阙位于河南省郑州市登封市嵩山太室山前中岳庙南约500米处，原是汉代太室山庙前的神道阙，始建于东汉安帝元初五年（118），与少室阙、启母阙并称为“中岳汉三阙”。
[20]王庭福、李一洪：《合江张家沟二号崖墓画像石棺发掘简报》，《四川文物》1995年第10期，第65-66页。崖墓位于合江县城西人民体育场东侧张家沟崖壁中。
[21]Suan N-Erickson 著，夏笑容、钟治、王毅译：《四川省三台县东汉崖墓》，《四川文物》2010年第4期，第61页。高文、王锦生《谈汉代画像中的“三”》，《成都文物》2006年第1期，第326页。
[22]王思礼：《山东肥城汉画像石墓调查》，《文物》1958年第4期，第34-35页。
[23]龟作为独立图式在汉代较为常见。
[24]何建章:《战国策注释》，中华书局，1990。
[25]孙希旦：《礼记集解》，中华书局，1989。
[26]司马迁：《史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27]吴晓玲、韩永林：《汉画像石中“三鱼同首”图像内涵考析》，《装饰》2009年第1期，第94页。
[28]金春峰：《汉代思想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第4页。
[29]刘畅：《汉代乐舞百戏画像石的地域特征研究》，硕士学位论文，西安美术学院，2018年，第50-51页。
[30]关于蟾蜍的含义详见孙婧雅：《汉画像石刻中的蟾蜍图像运用》，《美与时代》2016年第9期。
[31]关于玉兔的含义详见王蔚波：《汉画像中兔的造型艺术》，《寻根》2012年第8期。
[32]猫头鹰的脑后假眼和任意转动的颈椎，令汉时古人感到非常神异、非常着迷，其中一些仙家术士更是疯狂效仿，以期可以养形练仙，因此在东汉鸱鸮成为成仙的象征。引自李建雄：《论先秦两汉之“鸱鸮”——兼及汉画像石鸱鸮图像的场景解释》，《聊城大学学报》2019年第6期，第12-13页。
[33]陈二峰：《汉画像中的神仙图式探析》，《宗教学研究》2018年第3期，第20页。
[34]郭静云、王鸿洋：《汉代有翼仙兽!从多样形像到新创典范》，《宗教学研究》年2020第6期，244-252.
[35]在中国，西王母一直被认为是天界的神。《山海经·西山经》中记载：“西南四百里，曰昆仑之丘，实惟帝之下都，神陆吾司之……又西三百五十里，曰玉山，是西王母所居也。”《山海经》，中华书局，2011，第48—50页。
[36]胡新立：《邹城汉画像石》，文物出版社，2008，第95-96页，图112、113。
[37]九尾狐的含义详见徐瑞：《汉画像中兔的造型》，硕士学位论文，山东大学，年2020。赵识：《秦汉时期九尾狐画像砖的图像学研究》，《地域文化研究》21年20第2期。
[38]张从军认为“鱼车”图像既是引导墓主人升仙的图像；又是引导死者进入黄泉的图像。王煜在《也论汉代壁画和画像中的鱼车出行》一文中认为，有些“鱼车”图像中的胡人形象代表了“鱼车”的目的地是西方、西王母。西方与西王母是长生不死的象征和升天成仙的地点。因此，“鱼车”图像与汉代人升天成仙的观念有关。引自王煜：《也论汉代壁画和画像中的鱼车出行》，《考古与文物》2013年第3期，第67-71页
[39]刘安：《淮南子》卷四《地形训》，中华书局，2012，第225页：“后稷垅在建木西，其人死即复苏，其半鱼，在其间。”
[40]陶思炎：《中国鱼文化》，商务印书馆，2019，第111页。
[41]浑天仪，我国古代观测天体位置的仪器，类似现在的天球仪，又名浑象，浑仪。《后汉书》五九《张衡传》:“遂乃研核阴阳，妙尽璇机之正，作浑天仪。”又名玑衡，《尚书·舜典》：“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唐孔颖达疏:“玑衡者，玑为转运，衡为横箫，运玑使动于下，以衡望之;是王者正天文之器，汉世以来，谓之浑天仪。”参阅《新唐书·天文志一》（《辞源》1839页）。
[42]引自陶思炎：《中国鱼文化》，商务印书馆，2019，第100页。
[43]刘安，高诱：《淮南子注》，收入《诸子集成：第7册》，上海书店，1986，第2-3页。
[44]《山海经》卷十六《大荒两经》，巴蜀书社，1993，第466页。
[45]陶思炎：《中国鱼文化》，第100页。
[46]圆形山丘，笔者推测是天界昆仑山脉，汉代人一直以昆仑为成仙得道的必经之路。例如《论衡·道虚》云：“如天之门在西北，升天之人，宜从昆仑上。”
[47]关于羽人的论述详见贺西林：《云崖仙使——汉代艺术中的羽人及其象征意义》，《中国美术研究》第1/2合辑。
[48]班固：《汉书》卷二十五上《郊祀志上》，中华书局，1962年，第1189页。
[49]班固：《汉书》，中华书局，第1206页。
[50]Annabel Gallop,“Three fish with one head (2): from the Buddha’s footprints to Beat poetry”British Library, December 12,2019,https://blogs.bl.uk/asian and african/2019/12/three fish with one head 2 from the buddhas footprints to beat poetry.html
(薛江，北京大学前沿交叉学科研究院博士后，中央美术学院展览策划与视觉传播博士。）
本文原刊于《美术大观》2022年第5期第88页～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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