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继儒《腊梅图页》
苏轼《墨竹》
宋代的绘画深受儒学的影响，很多画家将绘画与宣扬儒家纲常名教的思想牢牢绑紧，正如“古人作画，无非劝诫”一般，绘画拥有教化劝诫的功能，用绘画的题材诗文等劝诫人要如“竹”般正直，如梅不畏艰困等，劝人孝悌，倡人清正，同时画家的个人品格也开始受到重视。同时北宋时期的画家们常利用绘画来表现钦慕儒学的思想，两宋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现象——绘画的职业化，主要是在朝廷设立图画院，一方面方便对画家进行有系统的儒家思想教育。要知道中国画主要以文人士大夫为主来推动创作的，古代文人皆以考取功名，入世为主要的人生追求。他们科考、取仕，绘画也只是闲时消遣之作，那么影响并控制文人的思想便是也间接影响控制了他们的画作，从而便影响了整个中国画的发展。文人习儒、尚儒，自然其诗文、艺术作品也就都会受到儒学的影响了。
自宋以来绘画的政治教化功能一直都是中国绘画理论的一大特色，绘画被视为宣教化成人伦的工具，王国维就曾呼道：“美术（按指艺术）之无独立地位者久矣！”这也是前文所指郭若虚的论述“古人作画，无非劝诫”的道理。
这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便是梅、兰、竹、菊，我们所熟知的“四君子”题材了。
文征明《兰竹图卷》
文人尚儒形成文化思想的大环境背景，每个在此文化中成长的人都是逃不开的，强烈的汰去个人的感性和欲望，追求高逸的品性，汰去会引起人欲望的可能性，根绝个人的欲望，戒淫乐，清寡欲，超绝脱俗，这种去欲之论，成为画家心性修养的一部分，这其实是有些可怕的，作为人怎可能都如仙一般，欲望被视为做人作画之大敌，必要荡然澄净心胸，才可以。梅竹等题材的偏好也自然与绝欲的这种哲学观念十分契合。
到元代此理学观念也一直延续着，虽然元代蒙古族统治，文人不堪其辱，受道教影响较多，但儒学一直贯穿其中，儒、释、道，虽有之争却无法分割。元代几乎每位文人都会画竹，相较于其他朝代的画家居于其首，不光如此，元代的画家也都会写诗，元代画家尚道教，对“艺”的态度也多了一份“逍遥”。
明清最甚，梅兰竹菊被赋予人格化，被称为“四君子”。明代朱元璋对文人的多疑、迫害和压制，是历朝历代最甚的。文人动不动被杀，可能今日上朝，与家人就是最后一别。文人不敢反抗，也无力反抗。这种恐惧、压抑，笼罩整个社会，包括清代的文字狱等。没有自由，缺少尊重，文人不敢自由的创作。画作也多为摹古，“四君子”便是最安全的题材。明清“四君子”题材的作品数不胜数，大量的绘制，市井街巷到处可见。这并非是一件好事。这类作品良莠不齐，好的居少，大多数也是为了卖钱所画。这时已经出现了以专门仿制他人画作为职业的一类人。什么好卖画什么，绘画成了商品。除了以复刻为生的这一部分人，大部分的画家对画艺画理也不求甚解，不刻其功，只要能卖出去便可，因此创新力不足也多失去了千年文人士大夫的风骨。同时多数为了卖钱所画的作品，画品模式套路重复，标榜着高逸、清雅，实则油腻至极。“人画如一”才是“四君子”的风范。泛滥的贩卖着“清雅”，实则庸俗不堪。绘画成了挣钱的工具，品格的要求也讽刺的成了一种笑话，“四君子”也多成了“伪君子”。
明 · 夏昶《竹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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