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继儒《腊梅图页》
苏轼《墨竹》
宋代的绘画深受儒学的影响,很多画家将绘画与宣扬儒家纲常名教的思想牢牢绑紧,正如“古人作画,无非劝诫”一般,绘画拥有教化劝诫的功能,用绘画的题材诗文等劝诫人要如“竹”般正直,如梅不畏艰困等,劝人孝悌,倡人清正,同时画家的个人品格也开始受到重视。同时北宋时期的画家们常利用绘画来表现钦慕儒学的思想,两宋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现象——绘画的职业化,主要是在朝廷设立图画院,一方面方便对画家进行有系统的儒家思想教育。要知道中国画主要以文人士大夫为主来推动创作的,古代文人皆以考取功名,入世为主要的人生追求。他们科考、取仕,绘画也只是闲时消遣之作,那么影响并控制文人的思想便是也间接影响控制了他们的画作,从而便影响了整个中国画的发展。文人习儒、尚儒,自然其诗文、艺术作品也就都会受到儒学的影响了。
自宋以来绘画的政治教化功能一直都是中国绘画理论的一大特色,绘画被视为宣教化成人伦的工具,王国维就曾呼道:“美术(按指艺术)之无独立地位者久矣!”这也是前文所指郭若虚的论述“古人作画,无非劝诫”的道理。
这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便是梅、兰、竹、菊,我们所熟知的“四君子”题材了。
文征明《兰竹图卷》
文人尚儒形成文化思想的大环境背景,每个在此文化中成长的人都是逃不开的,强烈的汰去个人的感性和欲望,追求高逸的品性,汰去会引起人欲望的可能性,根绝个人的欲望,戒淫乐,清寡欲,超绝脱俗,这种去欲之论,成为画家心性修养的一部分,这其实是有些可怕的,作为人怎可能都如仙一般,欲望被视为做人作画之大敌,必要荡然澄净心胸,才可以。梅竹等题材的偏好也自然与绝欲的这种哲学观念十分契合。
到元代此理学观念也一直延续着,虽然元代蒙古族统治,文人不堪其辱,受道教影响较多,但儒学一直贯穿其中,儒、释、道,虽有之争却无法分割。元代几乎每位文人都会画竹,相较于其他朝代的画家居于其首,不光如此,元代的画家也都会写诗,元代画家尚道教,对“艺”的态度也多了一份“逍遥”。
明清最甚,梅兰竹菊被赋予人格化,被称为“四君子”。明代朱元璋对文人的多疑、迫害和压制,是历朝历代最甚的。文人动不动被杀,可能今日上朝,与家人就是最后一别。文人不敢反抗,也无力反抗。这种恐惧、压抑,笼罩整个社会,包括清代的文字狱等。没有自由,缺少尊重,文人不敢自由的创作。画作也多为摹古,“四君子”便是最安全的题材。明清“四君子”题材的作品数不胜数,大量的绘制,市井街巷到处可见。这并非是一件好事。这类作品良莠不齐,好的居少,大多数也是为了卖钱所画。这时已经出现了以专门仿制他人画作为职业的一类人。什么好卖画什么,绘画成了商品。除了以复刻为生的这一部分人,大部分的画家对画艺画理也不求甚解,不刻其功,只要能卖出去便可,因此创新力不足也多失去了千年文人士大夫的风骨。同时多数为了卖钱所画的作品,画品模式套路重复,标榜着高逸、清雅,实则油腻至极。“人画如一”才是“四君子”的风范。泛滥的贩卖着“清雅”,实则庸俗不堪。绘画成了挣钱的工具,品格的要求也讽刺的成了一种笑话,“四君子”也多成了“伪君子”。
明 · 夏昶《竹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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