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仇英两幅《昭君出塞图》的鉴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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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7.16 辽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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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博物馆编《吴门画派之仇英》图册,内收上海博物馆藏仇英《临宋人画册》、北京故宫藏仇英《人物故事册》。两册中均有《昭君出塞图》,为一稿两图的双胞之作,并均被视为仇英绘画的真迹。果真如此吗?比鉴中再作辨识。

仇英《临宋人画册》,册凡十五开。题材涉及山水、花鸟、仕女、人物故事等等,张珩《木雁斋书画录》著录。画册名为“临宋人画”,册中所临数开宋人绘画原作尚存世,比看后觉得临画确有相当高的水平,但确是仇英所临吗?先看两个疑点:其一,原作十五开绘画,其中十开为方幅绘画,五开为团扇绘画,凡画册的开数大多为偶数,如八、十、十二等,很少有奇数者,就此应该想到的是,该册很可能是后来拼配的。其二,该册十五开绘画,无一页署有画家名款、印记,只有收藏、鉴赏者的题名。北京故宫藏仇英《人物故事册》十开,每开均有署名、印记。即便不必每开都署名,至少一本册页的最后一页也要署名、钤印,不然不就成了无名氏的作品了吗?没有署名、钤印的《临宋人画册》,大约全凭收藏、鉴赏者的认定,根据是什么呢?

北京故宫藏仇英《人物故事册》,册十开,绢本设色,画历史或传说中的人物故事。每开均有画家署名、钤印。曾经清初鉴藏家梁清标收藏,并签题“仇实甫妙绘“,为传世仇英绘画中的代表作。



我们注意到:《临宋人画册》、《人物故事册》中有一双胞图,即《人物故事册》中标题为“明妃出塞图”者。该双胞图,下文区别为《上博本》、《故藏本》。所谓“明妃”,即王昭君。在晋代时,为避文帝司马昭名讳,改昭君为明君,后人又称之为明妃。该图绘王昭君赴匈奴边塞之地和亲的故事。《上博本》从鉴藏角度已先输一筹,不仅有拼配之嫌,且十五开册页无一名款、钤印。《故藏本》十开画,每开均有书款、钤印。在十开绘画中有三开书“實父”或“仇英實父制”的名款。徐邦达先生指出:仇英绘画真迹的名款實字中的“母”应作“田”,即“母”字的中间一划皆不出头,是画家书款的习惯性写法。上述三开画页的书款,即是“田”而非“母”。上博藏仇英的代表作《剑阁图》所书款题更是明显可鉴。书作“母”字形作品应非真迹。有论者不以为然,但所举书“母”字形的仇英绘画似非真迹。还是以徐先生所论为是。也就是说,《故藏本》不仅每开绘画皆有款识,所书款也符合其绘画真迹的规律。



《上博本》、《故藏本》中的《昭君出塞图》是构图、画法基本相同的双胞之作,两作比鉴,艺术水平的高低明显可见。比如《上博本》的绘画作团扇形,《故藏本》作长方形,因形制的缘故,《上博本》为突出昭君出塞一行人跋山涉水的主题内容,受团扇形制所限而压缩了远景、中景的距离,远处的山丘或沙丘,及沙丘中的人物、鞍马的点画,似乎与中景的大队人马沙丘仅用一线隔之,本应有远近、大小的人物、车马及景致没有拉开距离,显示出构图的“不合理”。反观《故藏本》,由于所画远景与中部大队人马的合适距离,显出远景的天色茫茫,山峦起伏,落在大队人马之后的一些人、马、驼表现出正在奋力追赶,烘托出西域的自然环境与和亲队伍长途跋涉的艰辛。因为有了远景的烘托,中景的大队人马被着意刻画。细看之,王昭君所乘的驼车,与迎亲的匈奴使团,都在渡一条浅溪,人、马、驼、车的下半部淹没在水中。大概是溪流底部是沙化的土质,拉车的骆驼被一人牵着用力前行,而迎亲匈奴使团的人则侧头回望之,关注着驼车的行进。尤其是一条水中驻足回望的犬,更突出了紧张气氛,而王昭君坐在车中不为所动,一副安然之态,“昭君和亲”的主题油然而生。由此反观《上博本》,因为受团扇形制所限,画面的 上方空间被压缩,显得局促。画的中部,即大队人马的构画似是被放大了一些,较之《故藏本》更加放大了上述种种刻画的故事情节,从图像学的角度来看大概是这样的,但从绘画鉴赏的角度看,除图像外,所画的人物、鞍马及自然景物外,更重要的是要看这些图像的“基本要素”,即笔、墨、色等,属于绘画基本技能的考量。《上博本》的刻画显示出画者用笔的僵拙。比如两图中均有的驼车的白色帷幔,《故藏本》用笔轻柔,表现出是丝织品的帷幔。《上博本》能够感觉到是丝织品吗?再如,拉车的骆驼身上的皮毛、匈奴使团中首领的胡须,这皮毛或胡须既柔又韧的特性,要求画者用笔要柔中带刚,刚性不是单纯劲挺,而是不折的韧性。以这样的认识再看《上博本》所画皮毛、胡须,可以清晰地看出其间的水平差距了。再说画中的设色。画中的各种人物服饰,大体为蓝、红、白三种,如匈奴使者服饰主要是红色,但红中掺入赭色,红而不艳,显得稳重沉郁;服饰为蓝色者,则掺入一、二分墨色,使蓝色不过于“跳眼”。较为突出的是驼车的朱红车轮、 车饰,反倒用了接近纯色的硃红,为的是显示驼车的华贵与乘坐者的尊贵。以这些绘画中的细节,反观《上博本》,对鉴之下,艺术水平的高低自不待言。

最后讲两点问题:其一,如果没有双胞作品的对鉴,这些“细节”的不同描绘还能被鉴出艺术水平的高低来吗?即使被鉴而出,又有多少人信服呢?其二,这一双胞之作,是被集中展出并出版的,比鉴的客观条件是存在的,为什么被那么多研究者放过呢?如果我们相信《故藏本》的仇英绘画为真迹,《上博本》被定名《临宋人画册》也就不那么准确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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