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绘画史上，院体绘画一直以保守主义而著称，尤其是追求富丽华美气息的工笔花鸟画更是如此，成为院体绘画中突出的标志性风格。而有明一代，边景昭是最早以花鸟画而扬名宫廷内苑的一代大家，他的作品直接承继了宋代画院花鸟画的笔墨遗产，在这种成熟的绘画语汇中撷英拾萃，以一己之力为明代院体花鸟画界定了新的标高。
边景昭，生卒年不详。字文进，明代宫廷花鸟画家。永乐年间任武英殿待诏，至宣德时仍供奉内廷。后为翰林待诏，常陪宣宗朱瞻基作画。
《白鹰图》
就名气而言，边景昭在明初宫廷画院当得上鼎鼎大名的人物。
明代三大才子之一的解缙曾经在《送边文进归闽》一诗中写道：
当代边鸾最得名，几回待诏话西清。
春风作伴归乡郡，若见房山为寄声。
作为宫廷画家，边景昭的生平记叙寥寥，其人其事大多语焉不详，这也是宫廷职业画家的通常的境遇，加上他本人“性闲放”的个性，其生平事迹更是隐匿不彰。
甚至他的籍贯似乎都难以厘清。不过从大多画史上的记载和他本人画作上的题款来看，其祖籍应该是甘肃陇西，而福建地方志书中称其为福建沙县人，而与边景昭相交颇深的明代永乐年间内阁首辅胡广《送边文进序》则记道：“文进，洛阳人，幼从其父宦游寓居福建”。由此来看，他的祖籍应该是甘肃陇西，出生于洛阳，最后随其父搬迁至福建沙县并定居与此。
福建应该是边景昭早期接受绘画艺术启蒙的地方。而从明初的宫廷绘画来看，浙江、福建等南部地区的成为重要的人才基地，这应与当地的绘画传统沿袭着宋代风格有关，而边景昭以花鸟画上的高超技艺得以在永乐时期进宫任武英殿侍诏，由此可以推测其早期生活应该属于一般的官宦的家庭，而非纯粹意义上的以画人像而起家的民间画师，从其“博学能诗”的一面也可资佐证。
《珍禽图》
进入宫廷画院之后，边景昭很快便以其精妙的画艺而得到了上下一致的肯定。上述解缙的诗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除此之外，永乐年间边景昭与宫廷画院中善画道释人物的蒋子成、画虎的赵廉共称为“禁中三绝”； 而宣德至弘治间的吴宽有诗曰“艺苑闲评到苇斋，一时边氏是朋侪”之句，诗中的“苇斋”是指当时宫廷画家中“工花竹翎毛”范暹。由此可见边景昭在永乐年间宫廷画院中的不凡地位。
春风得意的边景昭在宣德元年12月却“以罪罢为民”。据《宣宗实录》记载：
上屡命廷臣举文学才艺之士，冀得人为有。文进以绘事供奉内廷，举陆悦、刘圭有文艺，未召。有言悦尝为御史，以受贿发戍边。圭极刑刘诚之子，专事结交时贵。文进受二人金，故荐之。上召文进诘之曰：尔以小艺得官，敢持恩贪纵。文进叩头服罪。时文进年七十余，上以其老，不可加刑，遂革其冠带，令为民。命刑部逮悦、圭如律。命吏部揭榜，示中外，以戒荐举之徇私者。
从“尔以小艺得官，敢持恩贪纵”的斥责之语中，可见边景昭这类宫廷画家在宫中的尴尬地位，只不过区区匠人身份而已。
但明宣宗朱瞻基本人在绘画上也颇有天分且酷爱丹青，许是内心深处出于对边景昭绘画技艺的赏识，不久又宣召其进宫供奉内廷，后为翰林待诏，经常陪明宣宗朱瞻基作画。《宣德宝绘册》中记载曰：“国初边景昭有八节长春之景，当时御笔亦多仿其意，于令节赐大臣。”
就此边景昭在宫廷画院中度过了一段平静的岁月，随着年岁的增长，其后随其长子边楚芳返回故里福建直至以高龄谢世。
《紫藤白鸽》
边景昭以花鸟画独步明初画坛，一举开创了明代宫廷绘画中花鸟画的新风。
从师法传承的角度看，边景昭的花鸟画延续了宋代院画的传统风格，直接承接宋代宣和画院花鸟画大师李安忠的衣钵，同时上追五代时期“黄荃富贵”的花鸟画法统，在富贵华丽的画面中注重淡雅婉约的气质，形成了一种恢弘的气度中又兼具细腻笔触的全新表现特点，极具装饰性和吉祥性的画面尽管有着庸俗空洞的一面，但却恰如其分地体现出了皇家气派中那种雍容堂皇的美学价值，以其粗细相间、妍雅并重的风格在宫廷画院中独占鳌头。明代中期能书善画的宰臣徐有贞曾有诗云：
边公花鸟冠当时，内苑皆称老画师。
留得宣和遗迹在，令人披玩动哀思。
在边景昭留下的传世名作来看，近乎全景式的构图是他最常用的一种构图模式，突破了宋代主流折枝花鸟画小中见精的美学逻辑的限制，并通过工笔重彩、设色艳丽的手法突出画面主题，在平面化的构图中突出主题与背景之间层次感，被人称为“花之妖笑，鸟之飞鸣，叶之蕴藉，不但勾勒有笔，其用笔墨无不合宜。”这种构图模式其实源于皇家审美的需求，比如明成祖就曾经呵斥宋代马夏画风为“残山剩水，是偏安之物”，由是明初画坛上无论是山水还是花鸟都呈现出一种大气完整的整体风格。
《三友百禽图》
边景昭作为一个宫廷画家，他的作品自然受到皇家审美趣味的指引，比如他永乐十一年（1413年）所绘的《三友百禽图轴》就深度体现了这种皇家美学，与传统意义上的岁寒三友图这样追求萧疏雅致的文人气息截然不同，整个画面给人一种喧宾夺主的感觉，百鸟代替了三友成为画面的主题，大小不一形态各异的鸟儿营造出一种喜庆团圆的氛围，更隐含着一种百官朝拜天子的寓意，凸显出天下承平、熙宁祥和的盛世景象，而画面中的三友也暗中含有赞誉天子有君子之德。整幅作品设色鲜艳明丽，带有一种奢华雍容的皇家风范，这样一种整体性构图带有强烈的装饰性特征，成为明初宫廷画院中花鸟画的经典代表之作，也是他个人艺术特色的集中体现。除了这幅作品之外，他的《百雀图》《百鹤图》《百鸟朝凤图》等均是这样皇家审美意志的完美呈现，也成就了他“内苑皆称老画师”的尊崇地位。
《百雀图》
《百鸟朝凤图》
遵循着吉祥寓意这一皇帝热衷的主题，仙鹤成为边景昭笔下一个最经典的象征性的意象符号，带有长寿、和美等美好的寓意。在这类作品中，仙鹤作为一个突出的主题往往占据着画面的主题，辅之以竹、松、梅等寓意品格高洁的背景，从而赋予这类作品一种迎合圣意的鲜明个性，这也是宫廷画家的宫廷的宿命。比如他传世的《双鹤图》《梅雪双鹤图》以及和王绂合作《竹鹤双清图》等均是如此，其画面主题不言而喻。而在描摹仙鹤的神态上可谓极尽惟妙惟肖之能事，以近景特写的方式，将鹤的顾盼俯仰等各种生动神态诠释的细致入微，精工细描，勾线、平涂、填彩等技巧灵活运用，笔笔严谨、层层熏染、步步推进，对丹顶、白身、黑尾的三色处理一丝不苟，从而在整体上达到一种完整统一的浑然一体的风格。不仅如此，从他和王绂合作的《竹鹤双清图》有可窥见他对文人画的那种气韵的理解和把握能力也绝非泛泛之辈。
《双鹤图》
边景昭、王绂 《竹鹤双清图》
从画史上一些记录以及流传下来的作品来看，边景昭对各种花鸟题材驾轻就熟的描绘有着独树一帜的精妙之处，无论是表形还是达意等都有着独到之处，从而使他的花鸟之作有着与宋画相媲美的魅力，乃至与画史上流传有“无边说”，这点在清代杜瑞联《古芬阁书画记》、顾复《平生壮观》中均有记载，称他的花鸟之作往往被明清时期古董商人“洗去名款，竟作宋人易之”，从一个侧面证明了其在花鸟画创作上的非凡功力。
《雪梅双鹤图》
边景昭在明初画坛上以花鸟画独步天下，在线条、设色、构图等方面全面吸收前人的笔墨精髓，同时融会贯通、师古出新，在皇家审美趣味界定的疆域内创造出一种华美绝伦的美学品质，对有明一代宫廷花鸟绘画影响深远，从而使自己在明代宫廷花鸟画创作中成为一个旗帜性的人物，直至如今在工笔花鸟画领域依然有着不可视而不见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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