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见了,吉贤巷小学
我是1956年从吉贤巷小学毕业的。1950年春季我入校上学,那时学校的名字叫“崇德小学”,大概是源自“崇德尚贤”(源于宋代诗人王炎的《太庙瑞芝颂》),取意为推崇美好的德行,崇尚贤人。记得刚入学时给我们每人发了一个三角形的校徽,当时我每天别在胸前倍感自豪。但第二学期校名就改成了吉贤巷小学,发的校徽也戴不成了。祟德小学位于北新街西侧的集贤巷,迤逦向西,朝北一折连着吉庆巷,再向西就是案板街了。
(地图中吉贤巷小学位置范围不准确,应与标红色符号②处相连接)
那时,巷口临南新街的西北角有一座教堂。教堂建筑挺特别,记得正门上部是三角形的,里面正堂两边有南北对称的两个塔楼,有飞檐式的塔顶,精雕细琢的花墙,突显中西合璧的建筑风格,比起周围房屋显得高大庄严。教堂是在1919年,由中国牧师张子宜及同道中人在英浸礼会牧师的协助下建造的,据说是西安最早的两个教堂之一。崇德小学就紧邻教堂西侧,是在1923年从教会院子中划出一片地方,由当时教育界人士出资共同创办的,按现在的说法应该是民办学校。
(依稀记得教堂大门正面应该是像这样的)
当时觉得学校挺大的,进校左边是几排平房教室,教室前面有一片空地种着树。北边是教师办公室,后面是操场,与教堂仅一墙之隔。因为墙不高,有的学生经常翻墙到教堂去玩,有时还从教堂拿回些小卡片,上面有彩色图画,当时觉得挺好玩的,现在想起来应该是教堂散发给信众的布道宣传品。
学校每年春季、秋季招生两次,6个年级至少得有12个班。每班四五十人的话,学校至少应该有五六百人。记得入学时的语文课本初始是“人、手、口,刀、尺、寸”之类,后来就变成了“大羊大,小羊小,大羊吃草,小羊也吃草”的课文,这大概是民国遗风吧。现在看来从汉字构成规律讲,开始学的单字都是最基本的单体字,虽然没有形成句子,但对初学认字提高认字速度还是很有帮助的。课文的内容也很难说有什么思想性,但却充满了趣味,且朗朗上口。
老 师
小学的老师大多都没有什么印象了,首先能想起来的是音乐老师和体育老师。音乐老师是个个子挺高的干瘦老头,清癯的面孔,一口浓重的陕西话,为人很和蔼可亲。他可能还兼给教堂里弹琴。记得曾教我们一首《小白船》,曲调平缓优美、节奏舒展,歌词朗朗上口,适合小学生合唱,我至今还能哼出来。可是过了不久学校就通知不让唱了,并没说为什么,那时还觉得很奇怪。大概是几年后上中学,有人才告诉我因为歌曲作者是朝鲜人,后来跑到南朝鲜去了。音乐课好像每周只有一节课,老师平时只按部就班地教我们一些通常让学生唱的歌曲。能回忆起的有《歌唱二小放牛郎》《反对武装日本》《消灭细菌战》等。记得有次他可能有事,到上课时间还没有来,学校让我们自己复习过去唱的歌。我们班上有几个岁数较大的同学就领我们学唱当时流行的一首新歌《歌唱二郎山》,只学了几遍,大家就能按他指挥分部合唱,而且越唱越投入,越唱越有劲,不少人都站起来,有的还坐到了课桌上,扯着嗓子使劲地唱。后来音乐老师突然又来了,因为他没教过这首歌,我们还以为他会批评我们,不料他似乎为我们的热情打动,还高兴地指挥我们一起唱。于是这节音乐课成了我小学记忆中最高兴的一节课,也因为这节课使我对他有了更深的印象。
另外一个印象较深的是体育老师,个子不算高但人长得挺帅气。对他印象深不是别的,是因为他老婆在学校门口摆了个小摊,卖煮豆腐干。一个小火炉上面放了一口锅,白色的豆腐干,用辣椒水煮着,咕嘟咕嘟地冒着热气,老远就能闻到辣辣的香味儿。每到早自习下课,同学们都纷纷围上去买,但我却只是远远地瞅着没有去买过。好象总觉得老师的老婆不该卖豆腐干,尤其不该在学校门口卖,好像有损老师形象似的。而且平日见到他时,总觉得他白净的脸上有种郁郁不乐。
到了高年级时,我们班来了一位张姓的语文老师兼班主任,上身总是穿着绿军装,现在想起来可能是个复转军人。他有一张严峻刻板的面孔,总是一副威严的样子,似乎从来没见他对我们笑过。说起话来声音洪亮,而且抑扬顿挫字正腔圆。他教的语文课我一点儿印象也没有了,但有几次批评同学的场景使我至今难忘。一次是在课堂上,他说起学校附近小摊每天给学生卖早点的热闹场景,中间话锋一转突然提高嗓门大声说:“……有人在旁边伸出了他的三只手,抓了一把羊肉,悄悄地塞进了自己的热馍馍里头!”教室里立刻鸦雀无声,突然,一个同学呜呜地哭了起来,边哭边辩解说:我没有偷,我是让他再添一点儿。后来我才知道了事情的原委:每到早自习后,不少同学会去附近的摊点买早点,也有去看热闹的,因此人挺多的。有个小贩专卖羊杂碎和烧饼,那个同学买了烧饼夹肉后,认为给他夹的肉少,就让摊主再给添点儿,摊主不理,忙着给别人卖,这时同学就自己伸手抓了点肉续到烧饼里,摊主面对这调皮胡闹的学生往往也无可奈何。当然这同学的做法实不可取,但说到底也就是不吃亏总想占点小便宜,老师提高到小偷小摸的高度确实有点儿伤人自尊。还有一次在课间,忘了他正讲什么突然话锋一转,提高嗓门厉声说道:“我们有些同学小小年纪,心上却长起了黑点……”我当时一头雾水,课后有些同学议论我才知道原委:班上有一个操陕北口音的同学,家长好像是巷子对面花纱布公司(相当于后来的纺织品公司)的一个领导,他不仅穿得好,平时说话也挺盛气凌人的。他跟班上的一位女同学可能因为家长在一起工作,关系很好,两人去照像馆拍了张合影,照像馆把照片放大后放到了临街的橱窗里。可能是哪个同学看到后告诉了老师,惹得老师大为光火。其实现在想这顶多也就是青春期情窦初开而已,老师这一批评搞得像是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一样。以致好一阵班上同学都没人愿意理他们,后来这个同学就只好转学了。现在想起来这位张老师把学生当成了士兵,一点儿也不讲方式方法,以为无情的公开严厉批评就能教育好学生,其实这是最伤小学生自尊心的。
同 学
小学班上的同学大多是周围普通市民家的孩子,有的家里还挺穷,记得有一年开学报名时,看到一位家长领着抹眼泪的孩子,不断向老师求情。她手里还拿着几把铁勺、铁铲之类的用具,说家里实在没有钱了,先用这些顶学费,等有钱了以后再交。想来孩子的父亲大概是个铁匠,当时看得我心里酸酸的,很不好受。回家后我问过父亲,每年我的学费相当于一袋(五十市斤)面粉钱。我的同桌一度是一个个子矮小且清瘦的同学。他与人不同的是说话细声细气,而且有些动作还挺像女生,有些怪怪的,但人非常精明。有一次,他还邀我到他家去,好像在当时叫菜市西坑的地方。那里住的大多是抗战时期流落到西安的难民。房子是一个挨一个的简易棚房,周围又乱又脏,一到阴雨天积水就会进到屋子里。这个同桌好像小学没上完就辍学了,可能还是因为家里条件不好吧。班上也有家庭条件好的同学,除了上面说到的花纱布公司子弟外,印像比较深的是一对梁姓姐妹。好像姐姐只大妹妹一岁,但姐姐显得稳重得多,而妹妹则热情活泼。她们和同学关系都不错,因为家就住在学校斜对面,所以有时就邀请同学到她们家去。我记得她们家是独门独院,屋子挺大挺干净。到她们家我们在一起谈功课,还可以说笑玩闹,大家挺融洽的。可能是相貌的原因,后来每当我看到蒙娜丽莎的画像时脑子里总会浮现出姐姐的形象,也会想起妹妹的样子。
小学阶段对我影响最大的是一位姓任的同学,他好像比我大两岁,但却老成得多,不太爱说话,遇事却挺有主意。他父亲是个铁路工人,常年在外,家里还有母亲和姐姐。我经常去他家,我总觉得他跟家里人有些生分似的,但他母亲挺和善并且爱说话。有一次我去找他,他不在家,他妈妈就跟我拉起家常说:“黑狗(小名)刚生下来时总爱哭闹,白天黑夜都不停。有天夜里闹得人没办法,他爸爸气得把他一把抓起来就扔到窗子外面去了,那天外面下着大雪,我把他抱回来竟一点事儿都没有。这娃从小就脾气倔,到现在也不把他姐叫声姐”。他脾气倔我也领教过,那时放学后爱玩弹球(一种玻璃制成的各种花色的小球),可我技术不好总爱输,于是他就经常帮我玩,赢了不少,记得装了满满一盒子。后来有一次我俩跟别人玩,不知怎么一反常态竟连连玩输,不一会儿一盒球就输光了,于是他拉起我,把我手中的盒子夺过去一把扔了,还说以后不玩了。此后他就经常给我介绍些书读,有些书当时看了很受启发。小学毕业后,他还和我一起上初中、高中,对我影响挺大。
趣 事
记得学校东边靠教堂门口有个卖糖果的小摊,他会把灶糖做成各种动植物造型,还染上颜色挺好看的。最吸引人的还是他的摸彩办法,用一把细电线每根末梢上都接个触头,你只要花一分钱就可以随便选一根线,用触头接通电路,就会亮起一个小灯泡,显示你中没中奖,中了几等奖。我当时挺爱玩,但经常中不了奖只能拿到一小块糖。只有一次我居然中了二等奖,奖品是一根糖做的大葱,白白的葱杆,加上绿色的葱叶,煞是好看。我记得当时高兴地拿到教室,同学们饶有兴趣地围着看,我把它小心地放在窗台上,准备放学后拿回家给妈妈看,谁知等放学我去拿时竟只剩下一小半葱杆了,肯定是哪个嘴馋的同学干的,令我懊恼了好一阵子。
学校北边是新城广场。起初我家在炭市街西边的红会街住,每当放学我都会路过广场。当时广场东西两侧还各保留着挺长一段城墙,记得每天中午12点城墙上会放一声炮,称为午炮。我国古代就有“暮鼓晨钟”的报时方式,所以西安和其他古城一样至今还保留着钟楼和鼓楼。可能到了民国以后,那时的百姓一般都没有钟表,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用中午放炮的方式报时,等于给大家敲响了中午12点的钟声。那时的西安汽车很少,也没有多少大工厂,噪音不大,所以午炮的声音传得很远,据说东至灞桥西至三桥都能听到午炮的声音,城里人就根据午炮的声音作息。随着钟表的普及,午炮的作用也不大了,大概到了1951年,西安就不再放午炮了。
(过去曾在上面放过午炮的一段城墙,现在保护起来了)
当年小学阶段的学习还是挺轻松的,记得到了四年级因为春季班要全部改为秋季班,老师从班上选了两个学生进入五年级秋季班,其余同学都进了四年级秋季班。我是两个人中的一个。毕业后把我分配到西华门的第十初级中学(现在的三十中),当时我家搬到了柏树林街,父亲觉得学校离家远,让我给老师说一下能否就近入学。给老师说明情况后,答应上报研究,几天后告诉我,因为我五岁半入学,毕业年龄小于正规入学学生,不好办。于是,我只好进了第十初级中学。以后,到中学、大学我总是班上年龄最小的那一两个人。
今昔大变
从吉贤巷小学毕业后,我又在西安上初中、高中、大学,后来分配工作到外地,1984年又调回西安,我印象中一直都没有再去过吉贤巷小学。直到退休之后,我觉得西安是我生于斯长于斯的地方,便把曾住过的地方、上过的学校又走了一遍。
走到巷口,那气派的教堂建筑不见了,现在看到的是繁华的商业建筑。
向巷里走才看到一个小门,旁边挂了一块牌子,走进里边才知道教堂还没有完全消失。这处教堂1933年曾被设为中华基督教会陕西大会西安会堂,1950年中国基督教《三自宣言》发出前夕,曾在这里召开西北基督教代表座谈会征求意见。1958年教会实行联合礼拜后,成为西安合并后的四大礼拜堂之一。“文革”期间教会活动被迫停止,礼拜堂和院落被西安市美术公司占用。1980年落实宗教政策,礼拜堂重新开放,但昔日的教堂占地11亩(可能还包括崇德小学吧),现只剩有1.5亩左右。1983年,礼拜堂进行了维修,1990年礼拜堂搭建临时房屋做附属堂,现可容纳800多人做礼拜。这里还曾作过陕西省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陕西基督教协会的会所,现在仍是西安市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西安市基督教协会的会所所在地。2002年,挪威首相邦德维克在西安访问时正值基督教的礼拜日,还去了这座礼拜堂。2005年,教堂被公布为“西安市保护性建筑”。
巷口向里立有一块路牌,赫然入目的是“集贤巷”三个大字。我不免疑惑起来:我一直以为学校所在的巷子是吉贤巷,什么时候吉贤巷改名了呢?经查阅,《陕西省西安市地名志》中记载:集贤巷东起南新街,西至吉庆巷,长184米,1966年改名为兴盛巷,1972年恢复原名。查重绘的民国后期西安城区,上面确实标的是集贤巷。
昔日小学的位置还没变,校门比过去气派多了。第一次去时校名还没改,后来校门上学校的名字开始变化了。至2020年已经正式改名为西安市实验小学第一分校了,从网页上看学校各方面的变化较之过去真是天壤之别。虽然校名变了,但一提起吉贤巷小学,我的脑海里涌现出的依然还是昔日的景象。新校名图标中的“賢”字及下面的年份“1923年3月”让我倍感亲切。
时隔70年,校门口吉贤巷小学的名字从此没有了。再见了,吉贤巷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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