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界决定高度

(刘一闻近影)

刘一闻，名动华夏的书法篆刻家，也是早生华发的美男子，魁伟沉稳，玉树临风。他的书法、篆刻与绘画，如风如雨，如雷如电，阳春烟景，山花烂漫。

艺术家都是敏感的，早慧的，喜欢标新立异的，甚至——我们不得不承认那个被批判过的恶词——“天才”。刘一闻就是天才。在他还是小学一年级学生的时候，在田字格里写个“一”，他就不按照老师的教法老老实实写那个呆板僵硬的一横，而是根据自己从马路店招上看到的楷书字体来写，将“一”字写得有波有折，载歌载舞。但是老师是按照体制内的教育大纲设计来授课的，这个不按常规出牌的“一”字自然视作异类表达，刘一闻遭到了人生第一次严肃批评，深感委曲。但他还是坚持认为，字就应该怎么好看怎么写，这个朴素的道理，成了他自习书法的原动力。读到二三年级时，他就找来《玄秘塔》等名帖，青灯黄卷地临摹，不久就木秀于林，令老师们刮目相视。学校里出墙报，要请他，有校际书法比赛，也要请他，并且只要他出场，总能拿个奖回来，从老师到校长都相当得意。

 

(刘一闻与方去疾,方去疾对刘一闻早年学习篆刻影响很大)

 

进了中学后，他遇到了两位好老师。这两位老师都是总务处的搞后勤的，身处钢板蜡纸的复印时代，他们都成了刻蜡纸的高手，一手绢秀的硬笔书法令刘一闻五体投地。在他们的鼓励和引荐下，刘一闻认识了心仪已久的任政先生，拜任先生为师。任先生看了刘一闻的习作后，根据他的基础，嘱他从隶书学起，临《曹全碑》。每周一次，刘一闻带着习作去任府请先生批改。有一次刘一闻在任府求教，正好另一个师兄弟进来，任先生让他带走一张自己写的《兰亭序》，刘一闻在旁边瞥了一眼，像触电一样震颤，觉得任先生的这件作品，无论从结体还是布局上说，简直完美无瑕，甚至比王右军《兰亭序》的原本还精彩。等这位师兄弟离开，他也坐不住了，找了个借口离开任府，出门追上那位师兄弟，只求再细细看一眼。回家路上，刘一闻就暗暗想：哪天能写得跟老师一样就好啦！

 

(刘一闻是方介堪的最后一个弟子)

 

当时正值文革内乱时期，作为一位在身在企业指导工人群众学书法的书法家，任先生还经常要受单位安排，到工厂或农村参加运动，一去就是一两个月。但是任先生临走都会给学生布置好作业，对刘一闻这样的“资深学生”，他就写一张字，放在大衣橱顶上，刘一闻一去，交上每月二元钱的笔墨费，任先生的太太就会从橱顶上取下一张交给刘一闻，回去细细领会研习。

刘一闻就这样跟了两年时间，除了在任先生那里受教，还看了当时逃过秦火后遗留下来的一些名碑名帖，眼界开阔了不少。同时也觉得任先生隶书的那套技法自己已窥穿门径，烂熟于心，不禁心有旁鹜，自作主张临摹起更具挑战性的《礼器碑》，并将习作带去给任先生看。任先生看了一言不发，等到下个月刘一闻送缴笔墨费时任先生说：你的字写得不错，我教到你这一步就可以了，接下来你自己朝前走吧。

这让青年刘一闻颇感意外，先生不高兴了。

上世纪九十年代，刘一闻以书法家身份与学术造诣调进上海博物馆，在书画部当研究员，上博每年按惯例调换三四次展品，书法展品就由刘一闻主持筛选。由是，他饱览古代书法精品，眼界大开，时有顿悟，他从前贤的法迹中细细琢磨中国书法的要义与发展轨迹，厚积薄发，广采博取，不断否定自己，鞭策自己，从而形成迥异时趣的典雅风格。

 

(青岛的苏白先生也是刘一闻的老师,人主要通过书信来指导刘一闻,而且对刘一闻的人格形成影响至深)

 

数十年后的今天，刘一闻以一种复杂的感情对我说：“学习书法是一个艰苦而漫长的过程，是自己与古人的对话，是心智与体力的较量，更是阅历与人生感悟的累积。切忌自以为是，沾沾自喜，当初匆促地改变先生为自己的设计的学习方案，现在看起来是太肤浅了。所以我现在经常跟学生讲这个例子，希望他们避免犯我当年的错误。当然，每个从事艺术创造的人，一定要开阔眼界。眼界决定审美高度，眼界一开，以前觉得完美的事物，就能看出它的破绽与缺失，探索至此，就意味着又向前跨出一大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