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年本科、三年研究生，我最美好的七年青春年华在武汉大学度过。珞珈山、东湖水，培养了我的文化底蕴；桂园、梅园、樱园、枫园熏陶了我的浪漫气质。青春无悔，能在如此美好的大学校园里学习和生活，是此生一大幸事。
先说说我的本科四年吧。
1979年我以第一志愿被武大录取，当时的喜悦不亚于中举。而且，中文系是我所喜爱的，那时没想到要选择经济、法律等实用型的专业，我喜欢文学所以就填报了中文系，根本没考虑将来是否能挣大钱什么的。16周岁上武大，作为一个农村考生也算是奇迹了。当我第一眼看到武大那巍峨的琉璃瓦飞檐，我就产生了“学府”的震撼感！这就是我心目中的大学，是那种具有威仪和古典混合的知识圣殿。有历史感和美丽风景的名校，本身就是人生的“第一桶金”，夫复何求！
（穿白色衬衣、戴眼镜者就是我）
上名校，除了校园一流，就是要有一流的老师上课。在我的本科四年，有许多优秀教师直接在讲台上给了我系统的学科教育，他们的学养和风采不可多得。由于武大较早实行“学分制”，因此在必修课之外还可以自由选修自己感兴趣的课程。我印象深刻的老师有很多，其中讲“先秦两汉文学”的李敬一老师、讲“当代文学”的陈美兰老师、讲“徐志摩研究”的陆耀东老师、讲“美学概论”的刘纲纪老师、讲“楚辞研究”的韩桓德老师、讲“《文心雕龙》研究”的吴林伯先生，等等，我至今还记忆犹新。韩桓德老师后来指导了我的本科毕业论文，吴林伯先生成为我的硕士研究生导师。
很奇怪的是，我作为中文系学生却特别喜欢学外语，而且连续三个学期的考试都是本年级第一名，只有一个学期是第二名。我担任了外语课代表，任课老师是张珍珍、万鄂湘。我能背诵外语课文，语感很好，甚至动过转到外语系的念头。今天看来，我当时确实应该转到外语系，那样我也许早已成为涉外人士或者打入美国等西方国家了。我的语言天赋没有得到充分发挥，这是一大遗憾。
学习之外，我还萌发了诗的激情。从大二开始，我陷入了诗的狂热。各种幻想伴随着青春的忧郁，我常在东湖边流连忘返，在珞珈山上独自远眺，而对现实世界却是若即若离。高中时期朦胧的初恋，造成了我的悲伤。还有一个远方的异性笔友与我通信两年，给了我无限想象的空间，却没有任何结果。因此我的大学时代的爱情是失败的，没有体会到花前月下的甜蜜，更没有体验“亲吻”、“拥抱”这些行为艺术。我直到大学毕业都还是一个纯洁的处男。
写日记，是我大学时期的一个习惯。每天坚持写，居然写了二十多万字的日记，这练就了我提笔成文的基本功。如今，这些日记成为了我自己的一笔精神财富。
作为“改革开放”之初的大学生，我还经历了文革之后的思想解放。在所谓“阶级性”与“人性”的争论中，我选择了人性，并迷恋上了邓丽君的“靡靡之音”。我第一次感到，“小资情调”其实很美，比那些大喊大叫的革命歌曲有魅力。
在价值观和人生观激烈冲突的那个年代，我的职业理想是做一个像闻一多那样的学者、诗人兼社会活动家，没有想到去党政机关当官。这与家人的期望不一致。我的父兄都希望我走“读书做官”的路，光宗耀祖。我暑假回家时候，我的文艺青年范儿，我的波浪形头发，让经济上支持我上大学的哥哥很生气，他觉得我应该留短发，显得正派一些，以便走入政界。我让家人失望了！
1983年大学毕业前夕，我选择了考研。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第一次考研失败了。我被分配到湖北沙市市委党校工作。1984年我再次考研，终于如愿，我重新回到武大校园，开始了三年的研究生生活。
22岁至25岁，我在珞珈山很活跃，在学业之余仍然没有放弃诗歌的爱好，我居然还担任了“珞珈诗社”社长、研究生会文艺部副部长，为此导师吴林伯先生很有意见，认为我没安心做学问。后来，吴先生退休，我们几个研究生在最后一年被转给了新的导师。负责指导我写硕士学位论文的老师是罗立乾先生，他在严格要求的同时，对我多有鼓励，帮助我圆满完成了最后的冲刺。
值得庆幸的是，在研究生阶段我的爱情大有收获，遇到了我现在的妻子。她在与我结婚多年以后，说了一句心里话：“你当时如果不是武大的研究生，我才不会嫁给你呢！”
看来，武大研究生的魅力那时候远远超过了房子、车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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