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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锦堂:与傅斯年“不打不相识” 学费交不起险错台大

 

台北帝国大学(来源:台大校史馆)

遭车祸弃医从文,赋蝴蝶台静农称许

台湾大学的前身是1928年日本在台湾设立的台北帝国大学。1945年日本投降后由中华民国接收并改为国立台湾大学。

罗锦堂尚未等到学校开学,便遭遇了一场车祸:在一个狂风暴雨的台风天气中行走时,被一辆军用大卡车撞倒,浑身血流不止。被送进医院后,罗先生从昏迷中醒过来,赶紧摸一下自己的头,看头还在不在,头在就好,就能活著。肇事者是个双肩上有着两颗星、知书达礼的军官,他主动承担了一切医疗费用,以至罗锦堂能在医院疗养数月后方出院。

大脑的阵痛尚未消除,医学系的课程已无法跟上,只好弃医投文。至中文系面试时,依主任台静农的要求,以蝴蝶为题,当即赋诗。罗锦堂略思片刻,即写出一首《咏蝶》的七言绝句:“好餐白露性孤高,不逐落花四处飘。莫笑此君筋骨小,也能展翅上青霄。”台先生点头称好,嘉许再三。罗锦堂就这般阴差阳错地回到了他钟情的文学天地。

机会难得,罗锦堂如飢似渴地学习,同时也很活跃地校内参加各种演讲比赛,论文比赛等,还被班级推选为班代表,既而选为学生自治会主席,曾代表学生去机场迎接新校长傅斯年。

“傅大炮”取消图书馆,罗锦堂智闯校长室

新校长上任三把火,首先将学生自治会改名,认为学生不能自治,只能代表。罗锦堂提出改名为联合会代表会,傅校长则认为代表会联合会更合适。

在学生心目中,傅校长是个敢讲敢做的“傅大炮”,他勇于将抱火对准皇亲国戚,向宋子文、孔祥熙的贪污腐败行为挑战。对校内混乱不堪的教学体制严抓肃改,经校长一番雷厉风行的整顿,台大校风立刻焕然一新。

有一段时间,傅校长取消了台大中文系的图书馆,招致学生不满,大家推荐罗锦堂去见校长,要求开放图书馆。校长室里,只见傅公手托烟斗,仰首问道:“你来有什么事?”罗锦堂将同学们的意见呈上。傅校长认为图书馆里都是共产党的书,尤其很多俄国小说,所以要取消。

“你有什麽意见?”

“我是代表大家。”

岂料傅校长猛一拍桌子:“大家,共产党就是靠大家的名义造反的。”言下之意罗就是共产党。那时说谁是共产党是要被杀头的。

“共产党造反,我没有造反,我是代表大家来请求。”

“你是哪里人?”

“我是甘肃人。”

“甘肃就没有一个读书人。”

“甘肃没有一个读书人难道我就不能读书吗?!”

“你读什麽书?”

“我读《楚辞》。”

罗锦堂列举了每个朝代名人写的有关楚辞的理论和注释以及郭沫若的《屈原》。校长点点头说,郭沫若的《屈原》值得看。罗锦堂一听,反问道:“傅校长,郭沫若不是共产党吗?您为什么让我看共产党的书呢?”傅公被问得哑口无言。“回去,回去。我跟你们系主任谈。”将罗锦堂轰了出来。

罗锦堂把见校长的情形与系主任台静农一讲,台先生哈哈大笑说,“傅校长就是这样的人。”

傅斯年

痛失良师捧骨灰,傅园不变旧风光

在期末考试的历代诗选考场中,老师出了一道诗题“读杜甫诗后”,罗锦堂很快成诗并第一个交卷离开,正碰上坐著别克车在校园巡视的傅校长。他下车进了罗锦堂所在的教室,拿起他的试卷看了看,问台静农该卷考生是谁,这么早就交卷。台静农说他就是你曾骂过的那个没有读过书的甘肃人。傅斯年笑笑:“唉呀,我都忘记了。”

可谓不打不相识,此后,傅校长对这位甘肃学生另眼相看。

1950年12月,傅斯年在省议会厅答覆参议员郭国基有关台大招生放宽尺度等问题时,因过度激动,患脑溢血而猝逝。全校上下一片悲哀。身无分文的罗锦堂跑去学校的学生福利社赊帐买了一块白布,用毛笔写上「痛失良师」,和同学们一起到省议会去找郭国基抗议,郭国基闻风逃匿,学生没了目标。在回校的路上,同学们提出,向学校要求,将傅校长葬在台大校园里。罗锦堂随即向代理校长沉刚伯转达了学生的要求。沉觉得此建议很好,于是成立治丧委员会,将墓地选在校门口旁的原植物标本区,该处植物种类繁密茂盛,进台大即是傅园。

出葬时,罗锦堂代表全校师生手捧傅公骨灰盒,并将它轻轻置入墓中。代联会还掏钱晒洗了三千张傅公的照片,送葬时见人即发。

三十年后,罗先生应邀回台大做客座教授时,慨叹台大时过境迁,惟一未变者,傅园也。即赋诗以纪念傅公:“当时曾记傅园旁,月夜扶人过短墙。地老天荒惊世变,傅园依旧好风光。”

中魁首悲喜交加,董作宾临危解难

罗锦堂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中文系,并幸运地成为十六名报考研究生的考生中唯一被录取者。

接到录取通知书时,罗堂先生悲喜交加,喜的是能被录取,机会来之不易;悲的是自己太穷,念不起学。

当晚,锦堂先生拜访甲骨文老师董作宾,将自己放弃攻读研究生的决定告诉董先生。董先生很诧异:别人考不上,你为何放弃良机?锦堂先生如实将自己的情形道来:200元台币的学费交不起,就连每月90元的生活费都没著落。正在此时,前任民国“教育部长”朱家骅来访。他办了个《大陆杂志》月刊,朱家骅是发行人,董作宾是社长。董先生想了想,说:“你给我们杂志社当校对好了。我每个月给你150元。你90元吃饭,剩下的买些肥皂、牙膏等日用品吧。”转身与当时的“中央研究院院长”朱家骅商量。朱家骅看了看罗锦堂,点点头。 

恩师解难,学业得以继续。有位学者曾说过,继董作宾以后,懂得甲古文最多者非罗锦堂莫属。

研究生学习维持下来。就在此时,美国哈佛大学提供给台大一笔经费作奖学金,学校在五六个研究生中挑选,最后决定将奖学金颁给罗锦堂。每个月三百元美元,那时教授的工资都没有这么多。拿到钱,欣喜若狂的锦堂先生赶紧买了一本英语词典,又买了一套十三经。那个年代的学生都很清贫,班上女生之间买只香蕉得分一半吃,罗锦堂的境况改善后,常能够买些香蕉零食送给女生,可谓有福同享。

在替《大陆杂志》校稿之际,董作宾先生鼓励锦堂先生向杂志投稿,以便挣些稿费。该杂志是国际公认极具水准的纯文史杂志,影响力波及海外,对中国文史感兴趣的人可谓人手一本。此建议使锦堂先生开了窍,于是他的名字和文章便常常出现在《大陆杂志》上。

通过该杂志,罗先生还认识了许多前辈如于右任、钱穆等。后来,从未谋面的香港新亚书院院长钱穆,便是通过《大陆杂志》上的短文而识得锦堂先生的才华,待研究生毕业时特聘他为新亚书院和香港大学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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