瓷片上的“诗经”

姚建刚

　　对《诗经》的认知，源于陶瓷。

　　小时候，尚不知《诗经》为何物，却已长期浸染在铜官窑的陶瓷碎片中。

　　在那个物质严重匮乏的年代，饭都难得吃饱，玩具只能自制，铜官窑碎瓷片也就自然而然成为各种游戏必不可少的道具了，成为了那个时代最深的记忆。在孩子们的手中，那些瓷片瞬间便获得了新的生命：拼成小鸡、小树、小花等等，生动活泼、栩栩如生；堆砌成小房子、小碉堡，俨然就是一个个古村落；抑或抱一包碎片，到湖畔塘边打几个飘飘，远胜过金庸笔下的“凌波微步”。

　　第一次看见瓷片上有字时，我还不识字，但觉得有字的瓷片好看。于是，一群孩子在堆积如山的碎片中寻找有字的瓷片，并兴奋地钉在家中土砖墙上，慢慢地，土砖墙成了一面文化墙。

　　真正读到铜官窑器物上的诗那已是初中时。初中的语文老师是一位老教师，姓肖，喜欢摇头晃脑念古诗，那种念诗的神态才真叫陶醉。肖老师给我们讲得最多的是铜官窑器物上的诗，他说，这些诗堪称瓷片上的“诗经”。

　　其实，肖老师讲这些话时，我们对《诗经》还一无所知。直到初三时，语文课本上才出现了《关雎》，但从肖老师的话中，我听出了他对《诗经》的特别推崇和膜拜。受其影响，我也萌生了对《诗经》的崇敬和向往。

　　肖老师给我们讲的第一首铜官窑诗是“春水春池满，春时春草生，春人饮春酒，春鸟哢春声。”这首诗是迄今为止发现的以诗文入瓷的最早例证，是中国瓷铭诗的代表作，也是铜官窑诗之首。

　　冰冷的陶瓷器一旦赋予了有温度的情感，顿时生机勃勃起来。春水诗上联写景，下联写人。春水、春池、春时、春草，四个“春”字把春天的美时美景展现得淋漓尽致，为春人、春鸟出场酝酿氛围、营造情景。春人、春鸟实指一对青年男女，男子酒壮英雄胆，向心仪的女子表达爱意；女子一展美妙的歌喉，回应着男子质朴真诚的爱情。

　　这场景让人不得不想起《诗经》之首的《关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初春季节，河水盎然、水草丰盈，几只雎鸠立于河洲，欢快的求偶声此起彼伏；一个青年男子，于河岸痴情地注视着河洲上采摘荇菜的姑娘。同是春时、春水、春草，同是一对青年男女，同是表达一种萌于心底、正欲绽放的爱情，这是一幅多么相似的场景呀！

　　《诗经》产生于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铜官窑鼎盛于中晚唐，虽然相距约两千年，却是如此相同的表达，这难道不是千年的相通吗？

　　肖老师说，《诗经》是有性格的，且是个直肠子性格，因为它来自民间，浑身洋溢着泥土的芬芳。自《诗经》之后，文人士大夫诗词统治了中国诗坛几千年，除乐府诗尚有几分《诗经》风骨外，其他文人诗词已少有了《诗经》的朴实与率真。

　　铜官窑瓷铭诗却是具有这种风骨的不可多得的珍品了。如铜官窑征战诗：“一日三场战，曾无赏罚为，将军马上坐，战士雪中眠。”这是一首叙事诗，又如同一段白话文，无需解释即可明了战事之频繁，赏罚之不公，官兵之不平等，满腔愤慨，脱口而出。铜官窑瓷铭诗中率性而为的诗很多。“君生我未生，我生君已老。君恨我生迟，我恨君生早。”炽热的感情和无可奈何的怨屈多么明了，过多的旁白只能破坏其内生的韵味和美感。

　　这就是《诗经》和铜官窑瓷铭诗的共同风骨，任性而起，随性而为。

　　铜官窑瓷铭诗浓郁的生活气息是肖老师最津津乐道的，他说，这也是与《诗经》一脉相承的。

　　铜官窑诗编撰了一出完整的外销窑剧目。有描写生意场景的，“买人心惆怅，卖人心不安。题诗安瓶上，将与卖人看”惟妙惟肖地刻画了买卖双方的心理；有鼓励男子外出做生意的，“男儿大丈夫，何用本乡居。明月家家有，黄金何处无”坦陈了铜官窑人不受世俗禁锢，勇于经商的观念；有游子思念家乡的。“一别行千里，来时未有期。月中三十日，无夜不相思”；也有妻子对远行丈夫倾诉的，“我有方寸心，无人堪共说。遣风吹却云，语向天边月”， 这与“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相比，岂不更加直接、更加热烈？从家中生意的艰难到鼓励丈夫外出、到送别、到旅途、到相互思念，多么完整的故事呀！如诉、如泣、如诗、如白话，这既是唐代铜官窑人为生活奔波、酸甜苦辣的再现，又是铜官窑开辟海上丝绸之路、远销二十九国，成为唐代最大的外销窑口的壮美史诗。

　　铜官窑诗还描绘了许多生活场景，生动活泼，天然成趣。如教育篇“家中无学子，官从何处来”，礼仪篇“客来莫直入，直入主人嗔”，警世篇“罗网之鸟，悔不高飞。”，青春萌动篇“二八谁家女，临河洗旧妆。水流红粉尽，风送绮罗香”……虽然平淡，但饱含深情；虽有市井气息，却韵味无穷。

　　铜官窑诗与《诗经》如出一辙，同根同源，是《诗经》在瓷器上的再现。是“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铮铮誓言；是“东门之杨，其叶牂牂”久候心上人的同声倾诉；是“桃之夭夭，灼灼其华”新婚场景的生动再现……它与《诗经》一样，追求“十亩之间兮，桑者闲闲兮，行与子还兮”，有田可种、有桑可采、携子同归的人生愿景。

　　这就是《诗经》，这就是铜官窑瓷铭诗。他们如一母同胞，打着相同的印记，流着相同的血液 。是什么让这场跨越千年的演绎有如此强大的向心力？我认为，只有一个因素，那就是《诗经》和铜官窑瓷铭诗都根植于同一土壤——深入最底层人民群众的生活与情感之中，这才是文化的沃土。

　　所以，无论是《诗经》所处的绳床瓦灶的时代，还是铜官窑兴起的王朝强大百姓却依然粗茶淡饭的大唐，无论怎样的生活，都泯灭不了人们对爱的追寻，对诗的向往。这是我们这个民族灵魂里蕴含的精神，因为有爱，因为有诗，我们才有能力拉升生活的平庸，即使千年以后，也会有一场意境相通、风骨相同、气息相融的真情邂逅。

　　在《诗经》和铜官窑瓷铭诗中，我顿悟了文艺创造的真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