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的大学之所以值得向往，恰恰就在于有一大波“怪人”。如果都是“正常人”，人人奔“仕途经济”而去，个个趋利避害，奔利益最大化目标而去，那大学与市井社会也就没有什么区别了。
钱理群先生一句“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的批判，引来无数共鸣之声，或许我们真的离理想中的“大学”越来越远了！
昨天凌晨四点，我终于写完《湖南师大教师的回应来了：张楚廷校长其人其事》，正面回应了关于“导师指导博士生研究自己”的舆论事件。
文章匆匆发出，第二天一早起来，发现已经被刷屏。一一浏览数百条留言，我几次流下了热泪：来自不同年级、不同年代的湖南师大校友，从博士、硕士、本科毕业生，到自考成教毕业生，到在校工作过的专家、学者乃至普通工人，几乎无一不饱含热情地回忆对于老校长的美好印象。不少人虽与湖南师大没有直接的渊源，也因为听过张校长的讲演、读过张校长的书的缘故，而对老先生深怀敬意。
这些回忆细节概括起来大约有如下几种类型：
1.张校长醉心教育，始终痴心不改。他对于教育的热情程度，用“热心”来形容肯定是不够的，唯有用“醉心”。《新湖南》一记者由衷感叹，在她采访过的在湘人士中最具人格魅力和职业精神的，恐怕要数袁隆平和张楚廷两个人了。
2.张校长对学子一片赤诚。关心学生的事迹不胜枚举，小到亲自过问某个学生没领到教材、宿舍下水道堵塞、用自己的车送学生上医院，大到特殊时期守在教室外面，阻止学生被抓，声称“除非从我身上踏过去！”。就学生对校长的感情而言，我孤陋寡闻，恐怕只有当年武汉大学的刘道玉先生可以相提并论。
3.张校长思想开明，为人正派。有其指导过的博士生实名留言：“张校长与学生的关系，是我见过的最平等、最亲切、最纯洁的师生关系。”此语引起了众多弟子的强烈共鸣。老魏碰巧认识几个他指导的博士生，无一不说老爷子最是平易，学术思想也极为包容。完全不是外界猜测的庸俗关系。而且张校长做学问不申报课题，不申请奖项，完全没有任何“利”的诉求。
当然，也有一些质疑的声音，概括一下大约两个方面：
1.你说他的人品好，这与学术有何关系？事实上你在转移视线，因为这属于两个不同的话题。
2.资料显示张校长发表了1400多篇论文，出版了100多本专著，这还不“水”吗？
对此我简单回应一下：
关于第一个问题，其实他的人品与学术并不是两个话题。因为引发争议的核心点是他能不能作为教育学的研究对象？他指导自己的学生研究自己是不是一种庸俗关系？在一系列教育活动中，他到底是不是配得上“言传身教”的典范？
我谈自己对于张校长的印象，以及从不同途径获知的关于张校长的为人处世，其实就是回应这两个问题的。这与某些大量使用溢美之词讴歌“崇高感”和“优美感”而偏离学术主题的文章，属于截然不同的性质。
毫无疑义，张校长的教育实践和教育思想是值得研究的，也是有必要研究的。至于该不该由自己指导学生来研究，就属见仁见智了。但可以肯定，这并不违背任何现行的教育管理制度。而从他的博士生反馈的信息获知，他本人一开始其实是反对别人以他为研究对象的。“答辩委员会委员”这个则是很多大学的惯例，导师一般都会参加答辩委员会，只是不参与投票，一般也不提问，不回应，更多属于“旁听”性质。
当然，即便一切完全符合规定，师生中关系也没有庸俗的成分，这样多个重合的关系，对于当下浮躁的、急功近利的教育氛围来说，也会引发连锁反应。也就是说，即便您这里既符合“实质正义”也符合“程序正义”，但并不能保证别人也能做到。更多的情况，可能是加剧各种腐败和潜规则的上演。
这，或许才是大多数人所警惕和担忧的地方。
其实我今天想说的是第二点：就是大量的论文和著作背后，是不是粗制滥造甚至请人代劳、以权谋私？
其实关于张校长真实的数据还不止网上所说，准确的数字如下：
迄今为止，他出版著作147部（其中117部为独著），发表论文1700余篇，发表诗作、散文多多首，写作总字数4000万字。在全国200多所大中小学和学术团体发表演讲1000多场。
这个数字近乎“疯狂”，对绝大多数来说都完全不可思议。但对于熟知他的人来说就丝毫不感到奇怪了：一个人长达数十年，不应酬，不喝酒，不陪客，一年工作363天，平均每年写一百万字、每天两千来字，又怎么算是不可能呢？梁启超参加那么多社会活动，尚且每天数千字。关键在于有没有良好的写作习惯和思维习惯，有没有信息和思想“输入”。
在今天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看来，张校长实在是个十足的“怪人”：不请吃，不吃请，不陪人，也不要人陪，身为正厅级干部，办公室连台空调都不装，一天到晚写文章做演讲，很多演讲和上课都是免费的，不申报课题经费，不参与科研评奖，这哪里是个“现代化”的校长？
别人我不知道，但对我来说，过去的大学之所以值得向往，恰恰就在于有一大波“怪人”。如果都是“正常人”，人人奔“仕途经济”而去，个个趋利避害，奔利益最大化目标而去，那大学与市井社会也就没有什么区别了。
我大学就读的零陵师专（现湖南科技学院），中文系学子最津津乐道的其实也就是几个“怪人”。譬如胡宗健老师行文陡峭，出语惊人，上课说到高兴处手舞足蹈，痛骂某类人时，甚至“王八蛋”都脱口而出。当时地区搞一个文学大奖赛，让他作为“评委代表”发言，他老人家放着好好的客套话不说，上来就是一句“坦率地说，这次文学比赛，无论从作品的数量还是作品的质量来说，都是不能令人满意的”。
而另外一个周荷初老师则截然相反，仅有初中学历的他给大学生上古代文学，一口正宗长沙话常常让人不知所云。其个子瘦小，衣着随意，课间休息居然在大庭广众之下一屁股就做台阶上，让众多学子目瞪口呆。周老师对学生一律客气有加，我等给他送文学社的杂志，他居然连连鞠躬点头，说：“向你们学习，向你们学习！”
但偏偏这样的老师最让大家服气。胡宗健老师是第一个在《文学评论》上发表韩少功研究论文的，还是“文学湘军”的首倡者。其笔锋横扫，慷慨耿直，锐不可当。至少在湖南省范围内，是举足轻重的大评论家，而满口长沙话将“杜甫”读成“豆腐”的周荷初老师，竟然有本事到最后让学生个个聚精会神听课，实在颇有几把刷子。他后来调回家乡的长沙大学任中文系主任。
我到师大读研后，感觉“怪人”更多了。首先校长张楚廷就是一个不拘一格的“怪人”，甚至一个学生漏领了教科书都打电话给他，而他居然还老老实实地帮这个学生去过问。一众校领导都不配专车，经常步行出门。
我的硕士生导师颜雄教授也算得一个“怪人”。他每次找我都是直接爬楼找上门来，而不是电话吆喝一声。与弟子们吃饭从来不让我们帮忙盛饭什么的，为了防止我们抢着买单，他事先放一千元钱在“学友饭店”老板那里。他治学严谨，课堂上曾经痛斥过我，但私下里他将我被《鲁迅研究月刊》转载的文章小心剪下来收藏。有次一起中饭后，他让我在他的书房里放心午睡，说到上课时间了他会叫我。
颜雄老师与部分研究生合影。
我记得有个大雪纷飞的寒假，我在文学院外面碰见他，他一脸欢喜地说：“放假你还没回家啊！我现在有钱，刚刚加了工资，你拿点回去过年吧！”这样的导师与学生关系，哪里是那些臆测所有导师都与学生有“利益关系”的人所能想象！
之所以由张楚廷校长“举贤不避亲”想到颜雄老师，因为颜雄老师曾经有过感叹，那是在他的研究生自发为他组织的“颜雄教授从教四十周年”小型聚会上。平素滴酒不沾的他那次稍稍喝了一点酒，说：“在涉及自己学生的事情上，我从没发表过任何意见，生怕影响别人的看法。现在看来也不一定对，如果自己的学生确实符合条件，我也应该据实而论啊！”他的学生没有谁通过他谋求什么好处，但谁也没有怨言，这样的师生关系，每每念及，都让我无限感慨。
要说颜雄老师“护短”，我能想起的只有一件。当时有个学长的论文选题是“鲁迅的复古主义倾向”，这当然是个石破天惊的题目，谁不知道历史的定论鲁迅是反复古的，而且谁不知道颜老师一辈子研究鲁迅，敬爱鲁迅，还是新版《鲁迅全集》的编选者之一。但颜老师不但没有恼怒，反而非常赞赏该学生的独辟蹊径和执拗的性格，颜老师说没有执拗性格的人做不来真学问，只要你言之成理我就支持你。不少教授都替颜老师捏一把汗，但颜老师顶住了压力，说：“能不能通过就看大家的投票吧！”
这就是湖南师大那个年代的教授。他们既“不近人情”，又“通情达理”。他们有时候谨小慎微，有时候又大刀阔斧。
回眸我经历过的那些老先生，老学者，我常常感念系之，也深深地遗憾，现在的大学越来越正常了，钱理群先生一句“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的批判，引来无数共鸣之声，或许我们真的离理想中的“大学”越来越远了！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