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朝出类拔萃的高官、诗人薛道衡却因拍马屁招来杀身之祸

◆乐朋

专精好学、文才出众的诗人薛道衡，入隋后甚得文帝杨坚赏识、器重，屡次说“道衡作文书称我意”。可算大隋之“文胆”。史书云，“道衡久当枢要，才名益显，太子诸王争相与交，高熲、杨素雅相推重，声名籍甚，无竞一时。”(《隋书·卷五十七之列传第二十二》)

这个出类拔萃的高官兼诗家，在公元609年被登极五载的隋炀帝赐死。事情的起因，或说导火线，竟是薛道衡呈进的一篇文章《高祖文皇帝颂》。

辞藻宏丽、洋洋洒洒两千六百余字的《高祖文皇帝颂》，对先帝杨坚竭尽歌功颂德、拔高吹捧之能事。它由天地洪荒起笔，与历代圣贤明君作比，宣扬文帝“诞圣降灵则赤光照室，韬神晦迹则紫气腾天”，乃龙种天生；褒其“天柱倾而还正，地维绝而更纽”、“除旧布新，移风易俗”，打造“八荒无外，九服大同，四海为家，万里为宅”一统帝国之伟业。既赞其“开运握图，创业垂统”之“圣德”，复推其“拨乱反正，济国宁人”之“神功”，再歌其“禋祀上帝，尊极配天”之“大孝”，终颂其“纳民寿域，驱俗福林”之“至政”。在薛道衡如椽之笔的塑造下，杨坚“张四维而临万宇，侔三皇而并五帝”的辉煌形象，跃然纸上。它期望大隋 “鼎业灵长，洪基隆盛”，先帝精神 “流泽万叶，用教百年”；翘盼“尚想睿图,永惟圣则，道洽幽显，仁沾动植”。

循之常理，老臣薛道衡呕心沥血颂扬先皇文帝，又送上对大隋帝业的美好祝福，没有招惹炀帝什么，焉有死罪？其公忠体国之心，天日可鉴。

隋炀帝读罢此文，却老大的不高兴。生性多疑又好妒才的杨广，来个正面文章反面看，他对大臣苏威说，“道衡致美先朝，此鱼藻之义也。”原来在杨广眼里，薛道衡作颂，乃仿《诗·小雅》之“鱼藻篇”，“言万物之失其性，故君子思古之武王焉”，用意在“刺幽王”。也就是说，薛道衡明颂先皇，暗讽今上，已犯下大不敬。这正是，马屁拍在马脚上，歌功颂德反遭殃。才高八斗的薛道衡，果真要悔青了肚肠！

可惜薛道衡，至死不醒悟。要好的同僚劝其放低身段，杜绝宾客，谨言慎行，他只当耳旁风。有次在朝堂讨论一项新政令，众说纷纭，久议不决；书生气十足的薛道衡说，“向使高熲不死，令决当久行”。炀帝闻奏大怒，说：他还在惦记着高熲邪？高熲本是大隋第一功臣，位高权重，但在大业年间以“谤讪朝政”被杨广处死。如果仅为颂先皇而抓你、杀你，这理由还摆不上台面的话，那么于今薛道衡为罪臣张目叫好，就是飞蛾扑火、自寻死路了。先是关入大牢，可薛自以为不是大过，希望能得赦免，还让家人备下酒菜，说是要等出狱后招待宾客呢。后杨广令其自尽，薛很意外，不肯引诀，只得叫人把他“缢而杀之”。“时年七十，天下冤之”。

是冤、还是不冤？说其冤者以为，他作《高祖文皇帝颂》，罪不当死；后替高熲抱不平，也属小事一桩，算不上谋逆大罪。将其缢杀，是炀帝小题大作，滥杀大臣。实际上，杨广杀薛道衡，绝非偶然心血来潮，而是处心积虑已久。其一，杨广在扬州时曾有意招募薛道衡，但薛不乐意，宁可追随其弟汉王杨谅，由此结下怨恨；其二，薛与高熲交好、是先帝的左臂右膀，但高熲力阻杨坚废长子杨勇，站在谋夺太子位的杨广的对立面；其三，薛作为老臣，对新上台的杨广，犯上不敬，借古讽今，已成炀帝独揽大权的障碍。有这三条，薛道衡非死不可。绝对权力者是不能容许异己力量存在的。清除异己，就要斩草除根、不留后患。

由歌功颂德而招来杀身之祸，薛道衡死得惨。但道衡之死，也不像《隋书》所说是“不护细行之所致”。因为说到底，薛道衡从一开始就站错了队、跟错了人，不与杨广作一党，且又不识相，不肯彻底臣服于炀帝。薛道衡呀，你作什么《高祖文皇帝颂》，以你的才情作篇《大隋炀皇帝颂》，那情形恐就不一样喽。看来，文人拍马、歌功颂德，最为关键的就是不可弄错对象。还是杨坚最了解薛道衡，叫你“戒之以迂诞”，可你没有听进去，总好乱发议论，遂为之丢了性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