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朝历代，部门利益、地方利益的矛盾和冲突就是存在的。历史上，浙江巡抚与江苏巡抚的关系向来微妙，即需要合作，又是仕途上升路上的对手。咸丰时期，上海被小刀会攻占，江苏和浙江的漕粮都需要走海道，但浙江找不到合适的出海口，只能走江苏的浏河。
每个人都有个小九九，浙江巡抚黄宗汉认为江苏方面是想逼死自己，大骂江苏巡抚许乃钊丧尽天良，是“许王八”、“许老七”。这些史料，或见于档案，或存于他们的日记和书信之中。身居高位而如此修养，真是令人感慨。
因为太平天国起义的影响，江苏决定对一部分漕粮截留。但江苏不将全部漕粮上交，对浙江征漕产生了巨大负面影响。浙江巡抚黄宗汉不无苦恼地指出，浙江全省百姓，实在无一人想办理全漕，“无如苏省败坏至此，浙之州县从而效尤，恨不得汉（指黄宗汉自己）忽有暴病死了，全漕可以不去，官吏及吃漕规者得以分肥，故辄以苏为藉口”。
浙江办理海运选在江苏的浏河出海口，当时江苏巡抚许乃钊与苏松太道吴健彰从中作梗，“彼时钊犹以谓浙未必办成，俟其不成，乃益显苏之高见卓识，及早已议折价也”，所以黄宗汉说吴健彰是“吴王八”，许乃钊也是“许王八”。
咸丰三年，浙江与江苏一起办海运，但浙江的数量多，是漕运的主体，故江苏一切事都不管，自挑挖河道起，至护送出洋止，全部交给浙江官员来办。黄宗汉抱怨：“江苏督抚一天来一件六百里公文，凡过往行人之阻滞，以及贡使之迟误，无一不归咎于浙漕。来文直是申斥，浙抚几至无可喘气，使弟不为椿公不休也。”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说的椿公，系浙江布政使椿寿，据《清史稿》卷三九四《黄宗汉传》记载，因此年试办海运，“湖郡漕船浅滞，改留变价，亏银三十余万两，布政使椿寿情急自缢”。
黄宗汉认为，即此一件，就可看出许乃钊全无天理：苏漕经过山东、直隶，“有带银子自己沿途挑河而行乎？有带水陆之兵自己防护乎”？“浙之银非泥沙，岂有如此用法”？
因以上过节，黄宗汉曾多次责骂许乃钊：向来漕运事宜，浙省皆跟着苏省走。今年独异，必多方败坏浙事，“以为此等系外官做久良心丧尽者之所为，许七兄当不至此”，“今历历思之，乃知人言不诬也”。他又称，四月间有两事几乎大误，不能不痛恨于许老七，“初不料老七之丧尽天良固至此也。诛其心，满望浙漕办不成以分谤，生怕办成以相形也”。
浙江在与江苏合作过程中，诸事皆不顺手，故除黄宗汉外，其他浙江官员也多次表达对许乃钊的强烈不满。在上海的石景芬写信给黄宗汉，“不称许中丞（许乃钊），而目之曰逃帅（三月初七日逃了），不称之曰吴道（吴健彰），而目之曰吴贼。屡次禀词皆以逃帅为误国病民，以吴贼为养贼、济贼、通贼，痛哭流涕千万言，并责弟以不参之咎”。
虽然因资料限制，笔者尚未找到江苏方面，尤其是许乃钊、吴健彰等当事人的想法及反驳意见，难以全面的梳理其中的是非恩怨和对错曲折，但双方矛盾的激化程度却是再明显不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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