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之诚先生（1887—1960）是老辈史学名家，不惟著作弘富，而且桃李众多。北京大学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邓之诚学术纪念文集》收录了其门人邓嗣禹、周一良、王钟翰、谭其骧、侯仁之、傅振伦、单士元、史树青等先生撰写的传记、回忆及学术文字，多有可观。而其中陈树普先生的《先生之风 山高水长——追忆先师邓文如教授一些懿德景行》言及邓先生“在史学上广搜旁采、博闻强记、淹会贯通，卓然成大家”，所举的事例之一是：
又一次他还同我谈到我的三舅傅增湘（字沅叔，清翰院出身，著名藏书家，目录学家）说：“他老先生很有学问，看的书很多。他的《藏园群书题记》名重一时，其考订典籍确有不少独到之处，有益后学。但尽信书不如无书，你在治学中同样也不可盲信这本《题记》，要自己多看多想多研究，不要当耳食者流。比如有一本志怪的书（按先生当时讲了书名，但我忘了），沅叔先生在《题记》中说它是‘齐东野人语也’就不妥。实际上宋周密写的《齐东野语》那是本掌故书，并不是志怪的书，可能你舅舅没看过周密这本书。”当时我三舅沅叔老先生尚在世，文如先生对我这个傅门的姻娅晚辈却如此讲，真是十分坦率真诚，令人钦佩之至。
我读来却没有同感，只有疑惑。
傅增湘先生（1872—1950）乃一代大藏书家，学者公认其“于学有三长，曰博览，曰精校，曰广传”（夏孙桐《藏园先生七十寿序》语）。尝“聚书数万卷，多宋元秘本及名钞精椠，闻人有异书，必从之假读”，校书都一万数千馀卷，而又多为题跋，“叙版本之异同，辨字句之讹谬，烛照数计，既精且博，至于撰人仕履、著书旨意，必详人所不能详”（余嘉锡《藏园群书题记序》语），是即《藏园群书题记》，早年见载天津《国闻周报》，继由报社汇为四集行世，仅有句读而无新式标点。后由傅氏本人纂辑续集，再合前四集为初集，以仿宋聚珍版排印。又将失收各篇编为三集，并加反复增改。至上世纪八十年代，傅熹年先生参酌其先祖的稿本为之校订，按四部重排顺序，并“逐篇分段落，加标点”，一九八九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付梓，全书逾一千页。兹检《藏园群书题记》卷第九子部小说家类《新刻徐比部燕山丛录跋》：
卷中所记，神鬼变怪及梦幻俗俚之说居其半，意其人闻见博洽，而性嗜幽玄，故于搜神录异之书为近。然其中如地理、古迹、古墓、古俗诸类，纂述异闻，多足资考证，知其采录于当时方志者多，驳疑一类，亦颇具理解，要其博涉多闻，与《齐东野语》固大殊矣。
邓先生批评的盖即该篇。而从现在的印本跟邓先生的批评对应起来看，邓说自然是不无理由的。
我的疑惑之一在于：以傅增湘先生的博及群书，我根本不相信他会没有“看过”这部如此常见又如此广受学者推崇的名著——在他的另一部目录版本学要籍《藏园群书经眼录》卷八，就赫然著录着《齐东野语》的明刊本三种，清写本一种。
我的疑惑之二在于：无论是邓先生的理解也好，还是傅熹年先生的整理也好，是谁教你们把这里的“齐东野语”加上书名号的？或者说是谁教你们把这里的“齐东野语”当书名了？
“齐东野语”典出《孟子》，《万章上》载弟子咸丘蒙问老师：“语云：‘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舜南面而立，尧帅诸侯北面而朝之，瞽瞍亦北面而朝之。舜见瞽瞍，其容有蹙。孔子曰：‘于斯时也，天下殆哉，岌岌乎？’不识此语诚然乎哉？”孟子答曰：“否！此非君子之言，齐东野人之语也。”东汉赵岐《孟子章句》以“东野”连文，谓东作田野之人；南宋朱熹《孟子集注》以“齐东”连文，谓齐之东都。二说在后来各有响应者，如清初阎若璩说：“赵注妙有体会；不然何以不言齐之西或北乎？”民初姚永概说：“齐近东海，海滨之人喜为怪诞不经之语，故方士多出于燕、齐。朱子意或以此也。”无论内部怎么切分，合在一起都是指难以征信的道听途说，并缩略成了“齐东野语”这个成语，典型用例如赵翼的《剥皮山》诗：“噫嘻乎，齐东野语原无稽，姑妄言之妄听之。”
以独具风格的作品《草窗词》、独具手眼的选本《绝妙好词》以及《武林旧事》、《癸辛杂识》等笔记见称的周密（1232—1298）乃宋末名士，《齐东野语》是他成于晚年——学者考以书中所载事实，推断系周氏入元后所作——记南宋史事的又一部笔记名著。书名的来由，为之作序的戴表元称“其先本齐人也”，《四库全书总目》更明白地揭示：“密本济南人，其曾祖扈从南渡，因家吴兴之弁山，自号弁阳老人，然其志终不忘中原。故戴表元序中述其父之言，谓身虽居吴，心未尝一饭不在齐。而密亦自署历山，书中又自署华不注山人。此书以‘齐东野语’名，本其父志也。”周密的自序也貌似戏谑、实则沉痛地披露了心迹。其书的特点，戴序以为“其言核，其事确”，绝“不苟然”，固非“野语”；《总目》同样给了“中颇考证古义，皆极典核”的好评。夏承焘先生《周草窗年谱》所附《草窗著述考》更承《总目》语而发挥说：“草窗著述以此书为最经意，记宋季遗事多足补史阙，其考正古义者，亦极典核，在宋元笔记中，允推巨擘矣。”
以“齐东野语”作成语，是通例；作书名，是特例。退一步说，即使怀疑傅增湘先生没有看过《齐东野语》，总不至于怀疑他没有看过《孟子》、不知道“齐东野语”这个在各种成语词典中都能一搜而得的成语吧（何况邓先生言及的，正是“齐东野人语也”）？而他如果不曾得睹《齐东野语》，却又以其书作为参照系来评鉴他书，揆诸常理，这也是匪夷所思的。把傅跋中“齐东野语”的书名号去掉，按习用成语义理解，其文本来怡然理顺，并不存在任何问题。傅熹年先生的标点不免画蛇添足，有诬先人；邓之诚先生的批评不免自以为是，无事生非——前者既不可从，后者也是不可信的。
本文刊于2016年8月6日《文汇报·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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