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12-22
长春中古墓志博物馆 王万学
《孙尚志墓志铭》，近年发现于江西丰城。志石为青石质，长110厘米，宽77厘米，厚5厘米，圜顶。单字2厘米见方，无界格，共二十一行，满行二十五字，志文为楷书，共计四百六十字，加之六字篆书碑额，共计四百六十六字。撰文、书丹、篆额者皆为揭傒斯。志石出土较晚，字口崭新，刀法犀利，宛若新刊；因其初为私家收藏，未见著录，所以知之者甚少。
《孫尚志墓誌銘》
对照原石，将墓志全文标点如下：
孫尚志墓誌銘
集賢直學士朝列大夫揭傒斯撰書篆
孫君尚志，豐城大姓，與余親且友者。初名志通，複入京師，補國子生，易名必裡塗，後複改名都以合，姓名讀之類國音，故以名。
延祐五年，余自翰林謁告歸省，至治元年夏始還朝。時鄉先輩李克家肖翁始赴遼陽。副提舉蔡黻思敬及君始觀光上國，皆同舟。李公今致政於家，年八十六矣；蔡公歸即死。
君初客集賢李直學士源原道之門，歲余，周待制應極薦之翰林學士阿璘帖木兒，遂補國子生。祭酒歪頭廉正人也，愛君如子弟，後用為臨江路學正。赴調京師注絳州教授，未授而例中變。翰林學士承旨甘麻尼聘為子師，日教以儒書，夜教以國書，承旨稱之不置口。
去歲孟春，余自集賢代祀海嶽，君亦出督造作西山。別始歲餘，君竟客死京師！初聞訃，余猶疑之，今則以喪歸矣。悲夫！君身不滿五尺，而志雄千人。通《春秋三傳》，善鼓琴，下至卜筮皆通習之。志雖大而物無忤；命雖奇而氣不慑。昔之所與連袂而遊，共被而寢，如東平王理伯循輩，皆擢高科致通顯，而君竟連蹇以死。死生貴富命也，又安足計哉！
曾大父諱孝恭，大父諱時子，父用拙。母曰黃氏。娶雷氏，生男女各一人，男曰文。君沒以後至元六年二月丙戌，年四十二，將以明年辛巳七月壬午葬於裡之貓崗。銘曰：
千金之璞即琢於玉人之府；百圍之木即材于匠石之顧。而竟不遇，吾不知其何故？
《孫尚志墓誌銘》碑额
一、关于志主及其师长、先辈
笔者查阅《元史》等资料，孙尚志其人均未见著录，今据志文知其为江西丰城人，初就学于李源道，一年以后周應極推荐给翰林學士阿璘帖木兒，补为国子生。
经祭酒歪頭举荐，录用為臨江路學正。后赴調京師注絳州教授，又被翰林學士承旨甘麻尼聘為家庭教師。据墓志记载 撰者揭傒斯与志主的关系“亲且友者”，笔者根据《揭傒斯墓志》及本墓志考证志主孙尚志与揭傒斯为姨表兄弟可能性较大，所以揭傒斯对孙尚志各种情况都特别熟悉：志文载孙尚志身不滿五尺，据考证，元代一尺合现在31.68厘米，五尺约合158.4厘米。孙尚志勤奋好学，志向远大。精通《左氏春秋传》、《春秋公羊传》、《春秋榖梁传》；擅长弹琴；对卜筮亦有研究。然而孙尚志命运多舛，四十二岁英年早逝。以至于揭傒斯对志主怀才不遇发出“吾不知其何故！”的质问与不平。
《孫尚志墓誌銘》
孙尚志的师长及先辈
李源道，元代诗人，约公元一二九五年前后在世。字仲渊，号街斋，板中人。生卒年均不详，约元成宗元贞初前后在世。工诗宦学三川，历四川行省员，外郎延佑中，（公元一三一七年左右）官至云南行省参知政事。源道著有《仲渊集》，《元诗选》传于世。
李源道在云南撰写了不少碑刻，现能查到的就有六块，分别立在昆明、大理、盐光等地。
周应极，在至大年间武宗召见时，献《皇元颂》，被钦命为翰林待制，为当时皇太子（即仁宗）说书。仁宗即位后，周应极迁集贤待制，官终池州路同知总管府事。周伯琦之父
李克家，字肖翁，南昌富州人，至元末任本学教谕，迁辽阳儒学提举。
蔡黼，字思敬，豫章人。
《孫尚志墓誌銘》
二、关于撰书篆者揭傒斯
揭傒斯（1274──1344），元朝著名文学家、书法家、史学家。字曼硕，号贞文，龙兴富州（今江西丰城杜市镇大屋场）人。家贫力学，大德年间出游湘汉。延佑初年由布衣荐授翰林国史院编修官，迁应奉翰林文字，前后三入翰林，官奎章阁授经郎、迁翰林待制，拜集贤学士，翰林侍讲学士阶中奉大夫，封豫章郡公，修辽、金、宋三史，为总裁官。为“元诗四家”、“元儒四家”、“豫章四学士”之一，同时又是元代著名书法家。
正是：
二品大员两帝师,
三入翰林撰《辽史》.
儒林元诗四大家，
连升四级侍五帝。
揭傒斯研究文集资料
揭傒斯身为“元儒四大家”之一，其书法艺术成就同样是不可忽略的，历来对揭傒斯书法研究不足。揭傒斯书法，陶宗仪《书史会要》称：正行书师晋人，苍古有力。
《书法研究》揭傒斯专辑
我们可以把揭氏学书大致可以其入仕为界分两个阶段：布衣之时由于没有可靠的作品为参考，难以考察其师承，但我们以《跋元三家书》和《唐胡虔汲蕃部图诗帖》作一下分析：前者字体修长，用笔精整，结构紧密。后者字势倾斜，结体疏朗，点画丰润，露有唐人法度，闲雅有余，生动不足。二者相比前者唐人笔法更明显。而《题画诗》是揭氏任奎章阁时所书。由于两件作品风格较近，技法已经成熟，唐人痕迹亦为明显，说明揭氏早期主要学习唐代人书法。入仕为官后，揭曼硕并没有马上取法晋人，依然以唐人为主，其侄揭轨《题孙氏遗墨轩》记：“宣文学士吾继父，草书往往追怀素。玉堂多暇日临池，方驾长沙美无度。”指出揭氏学习怀素书法，他对唐人书法的学习是以崇尚“骨力”为标准。
揭光保撰《揭傒斯传》
揭氏《行书题苏轼乐地帖》题曰“鹤头虿尾今难见，独向姑苏得此书。读罢玉堂清不寐，满窗文焰贯群珠”。二诗中“玉堂”均指揭傒斯任奎章阁授经郎时。传卫夫人《笔阵图》有“耿介特立如鹤头”语，及索靖书似“银钩虿尾”之评，“鹤头”书以唐代欧阳询书法为代表，“虿尾”又是力量的象征，加上“折钗股”似的怀素书法，揭曼硕强调“骨力”于此可见。但是从此帖书法来看，结体宽厚，点画沉实，落笔较率意，缺少变化与灵动，撇捺亦乏轻盈，似乎处于从赵氏恬静温润中走出，寻找厚重遒劲的尝试之时。这里我们可以获得一条线索：揭氏书法曾受赵孟頫影响。赵孟頫作为元代书画的代表，其“以翰墨为天下倡，学者翕然而从景”（韩性《书则序》），一言一行都会给许多人以启发。揭氏入京之初就受知于赵公，所以不能不谈到二人关系。在《赠吴主一》诗中记“国朝分隶谁最长，赵虞姚萧范与杨。赵公温温蔡中郎，虞公格格由钟梁”。认为赵孟頫隶书在各家之上。而在至元二年跋何澄《归庄图》后记：“……以赵吴兴书画皆当为天下第一。……李士弘平生好写竹临帖，每作一纸，必自求赵公跋，然后与人政欲托不朽也。”说明赵孟頫在揭氏心中的地位是很高的。同时揭傒斯又称得上是赵孟頫的一位知音，在《题赵子昂寒翠图》云：“石润欲生云，山寒疑有雨。高林叶尽脱，低篁绿堪数。因之静者要，更觉王孙苦。小草枯树根，茸茸欲华予。”好一个“因之静者要，更觉王孙苦”，揭氏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延佑五年，由程矩夫撰文，赵孟頫书《赐贞文先生揭君之碑》，是为揭傒斯父亲所书。赵孟頫此时身为一品大员，而为初入翰林的揭傒斯父亲书碑，可见对揭氏是很赏识的。
揭傒斯书画
延佑七年由揭傒斯撰赵孟頫书《龙觉寺长明灯记》，距赵文敏卒不过三年，亦可说明二人交情至深，维系之久，彼此之间应该是心照不宣的。赵孟頫对揭傒斯的影响自不待言，所以康有为称：“自余揭曼硕、柯敬仲、倪元镇，虽有遒媚，皆吴兴门庭也。”这一点，我们又能够以元统二年《赠刘粹衷宰旌德序》和《孔庙田宅记》碑得以印证。前为一件小行书手稿,结字欹侧用笔率意,提按中时露锋芒,亦有赵孟頫的影子，任情恣性中少一些精工。后者为正书，方整圆润，气骨稍逊，执使转送清晰可视。以此二件作品来看揭氏书法尚未脱离赵孟頫的影响。
《孫尚志墓誌銘》
揭傒斯从儒家正统观念上谈论书法，指出书法为“圣人之治”的一部分，而元代人尚古文篆隶，与此有关，盖“复古”者以文字“为经艺之本，王政之始”“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至赜而不可乱也”（《说文解字叙》）从经世致用的角度来解释书法。儒家把“六艺”作为士人修身的重要内容，揭傒斯所以把书法说成是“复古之兆”，其原因是由于他的积极入世。
揭傒斯书法墨迹
元代科举时有时无，读书人入仕一般为宿卫、儒、吏三条途径。加之元初有四等人之别，仕途对汉族的读书人亦显艰难。揭氏早年游湘汉间得识卢挚、程矩夫，后入京馆于程氏门下。其间有“我有琅玕草，欲赠江东客。出门道路长，卷袂空叹息。灵苗世所尚，良士余所惜。神仙无千年，耿耿谁复知”的感叹和“行年三十有九，蠢然而无闻”的入仕渴望。直到揭傒斯不惑之年，由程矩夫等人举荐，由一介布衣入翰林为国史院编修官，直到修《经世大典》、修三史，都是以儒的身份自居。君子立身，务修其本，其把书法看成君子修身立德的一个标准，就必须做到“过犹不及”。师法唐人，法度虽有，品格终究不古，而追求“思虑通审，志气平和，不激不厉，风归自远”，为人为艺都是适用的。
揭傒斯珍贵的六字篆书
值得一提的是揭傒斯篆书，据现有资料可见的揭氏篆书只存拓片，不见原石及墨迹。本墓志的六字篆书弥足珍贵。
《孙尚志墓志铭》原石现为长春中古墓志博物馆之镇馆之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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