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杜贵晨
张大千(1899—1983)，原名正权，改名爰、又名季、季爰，字大千，别号大千居士。画室名“大风堂”。四川省内江市人。为现、当代画坛上最具影响的国画大师之一。他一生携笔走天下，到处作画，世间流传，公私收藏，丰富多彩，能见者叹为观止。但是，大师长寿的一生，早年遭逢乱世，颠沛流离，四海漂泊，画作未免有散失至今不为人知者。因此，张大千绘画研究实有留心搜求，探幽索隐的必要。而偶然得之，拱璧珍之，又不仅是个人的幸运，也是对大千先生的敬礼，更是保护人类艺术的大事。笔者没有这个幸运，但是近来得读左次修先生遗作《题张大千画箕子陵图》(以下简称《题诗》)诗，知大师曾画有《箕子陵图》(以下简称《陵图》);又经查考，此图未见有人声明收藏或知见者，而左先生这首诗也鲜为人知。乃觉历史上左次修与张大千此一诗画合璧之事，有必要介绍给今天的读者，并以寄望大千《箕子陵图》仍在世间，或能破壁而出，华丽现身。
国画大师张大千
一
关于左次修
这里首先要说及的自然是左次修先生。左先生是清末民国至上世纪中叶主要活动于山东济南的一位国内知名的学者、诗人、词人和书画家，然而至今国内学术界乃至山东济南的文化人，也几乎没有人提及他了。笔者所见唯一专文介绍他的，是高锡嘏《忆左次修先生》一篇短文。这实在是我国近世文化记忆与传承上的一个缺憾。本文以下既要从左次修先生的大作引出对张大千《箕子陵图》的考索，又因为左先生本人的潜德幽光也十分值得揭蔽和发扬，所以一定要首先对这位几近被历史淡忘的济南名士作简要的介绍。
左次修(1887—1962)，字熙，名次修，号熙庆，又号燹赦翁修髯、修髯、六无老人等。安徽桐城人。桐城左氏为明清时当地与方、姚、张、马并称的五大望族之一。这个家族历史上最有名的人物是其十一世祖左光斗(1575—1625)。他是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进士，官至佥都御史，为著名东林党领袖之一，因受阉党迫害而死，南明弘光朝追谥“忠毅”，是明史上最具悲剧色彩的忠臣义士之一。《明史》有传，而最使左光斗名重今世的是清初“桐城三祖”之首的方苞《左忠毅公遗事》一文。这篇文章是近世古代散文传播必选的名篇，也是近现代以来大中学校文史类必读的作品。因此可以推想左次修先生作为一位有成就的学者、书画家与文人，其道德文章实有其家族优秀文化传统之遗。
左光斗
左次修早年随父宦游齐鲁，数经辗转而僦居济南。其详细的过程有待考证，但从其遗作所涉及可知早年曾就学于济南杆石桥某校，与晚清民国名人孙念希、秦文炳等同学。民国初大约因当时在市政府任职的孙念希的援引，曾短暂入北京市府做文员。后又又回济南，贫无立锥之地，而他的好友世为盐商的书画家关友声(详后)有风景秀美的嘤园，是当时济南文人画家聚会之所，次修便应关友声之邀携家暂住其间为嘤园之客，后来才在济南有了自己的居处。“七七”事变后，他在济南曾与友人共同发起筹办张自忠学校和工厂。济南沦陷后，他蓄须明志，拒与日伪合作，保持了一位传统文化人不屈的民族气节。而因此生计艰难，只好卖画为生，并在其叔丈人“京城四大名医”之一的萧龙友的帮助下创办了同康药房，悬壶济世，是中成药“六一油”的发明者。1945年后受聘齐鲁大学，教授文化史、诗词等课。晚年居大明湖畔，与孙念希、秦文炳等组偕老会，游湖赏景，诗酒风流，是民国间颇有声望的济南名士。解放后任山东省文史馆一级馆员，山东省第二届政协特邀委员，中国史学会济南分会理事，直到1962年去世。
左次修能诗善画，琴棋书画篆刻各极其妙，研甲骨文颇有造诣，又懂梵文，擅中医，真正多才多艺。一生勤奋，诗、词、书、画、篆刻等创作丰富，虽历经“浩劫”，颇有散佚，但大都存世，惜至今未得整理出版。左次修在兄弟兄排行第四，身后无子女，幸而其侄孙女左孝辉教授能善继述，虽年近古稀，而能积数年之力，访问搜讨，初步编成为《左次修先生文集》稿本。笔者因孝辉教授而获见左老遗作，拜读大略，不禁拍案惊奇，诵老杜“历下此亭古，济南名士多”之句，而感叹次修先生以桐城名家之子来寓济南，笔墨春秋，四十余年，而终老泉城，实是以桐城后劲而为“济南名士”也!
左次修先生在上世纪初即以书画和治印名家，高锡嘏《忆左次修先生》一文认为:“修髯”先生在书法和绘画方面的造诣是很高深的。他的小楷，端庄秀逸似钟王(钟繇、王羲之)而又具自己的特色，20世纪20年代在北京就受到诸名家的赞誉;他书写的甲骨文，苍劲古朴，既有甲骨文的刻印痕迹，又有金文的艺术魅力，是近代书写甲骨文的名家。先生对于绘画，十分讲究工巧、意蕴，山水、人物、花卉都很精通。晚年多画花卉，尤擅工笔花卉……应为习工笔花卉者之范本……篆作是邓吴(邓古如、吴让之)之后的佼佼者。可惜左老的书画、篆刻作品精而少，加之历史的原因，留传后世的作品则更少。
高先生文中没有也说到了左先生的诗文，但语焉未详。而今存左氏遗作却以诗词杂记为多，分别由先生生前编为《四五杂写》《五五诗存》《五六杂写》《杂写》《杂钞》等数种，均手稿，不分卷。各稿本作品虽然略似以年代为序，但诸体杂陈，编而未定。集中篇目以词为主，诗次之，杂记散文等又次之。作品类为感时纪事，亲戚问慰，师友唱和，题画赠序，登山临水，写物寄情等。各体颇有佳作，词尚婉约，似李易安，微有柳永风调。又受王国维影响，《和人间词》百余首，堪称左氏词作的代表。另值得注意的是诗词中有些讽刺世事人情之作，杂用济南方言，风趣盎然。如词作《蛤蟆精》［嗤虾夷攻重庆之呓也］刺日寇进攻重庆云:“跳跳达达，像煞。一介事，到了端阳，就有些不自。(鲁语犹不快活也。)天鹅肉虽美，可惜你小子，想不到嘴。”左氏以画家而为诗词，作品中颇多济南风物，如写嘤园、大明湖、珍珠泉等，往往可资考证。而绘形绘色，声情并作，读之如观美图，如聆好音，又章草秀逸，满纸云烟，有令人流连陶醉而不自知者。
二
左氏《题张大千画箕子陵图》诗
左次修《题张大千画箕子陵图》诗为《四五杂写》中一篇。其诗曰:赤眉故技虾夷效，暴骨摧骸及帝王。五十三年亡国恨，铜驼荆棘成沧桑。与块之觇重耳还，因秦复国报秦难。披图如读兴衰史，松拍同期耐岁寒。
题下有注:“原跋‘倭寇假考古为名在高丽掘陵墓’云云。”“披图”句中“如”原作“恍”。此诗又见于《杂写》，唯无题注，而“读”作“睹”，余无不同。从《杂写》中此诗无题注和“披图”句中径用“如”字看，《四五杂写》中此篇当为原作，而题注所录“原跋”即张大千自题于画者。此诗既为张大千《陵图》而题，则作者左次修与张大千为同时人，当曾与张大千会面，亲阅此图，而且必是因大千之请而有此作，乃左次修与张大千二人难得的一次诗画缘和诗画合璧之作。
张大千《箕子陵图》与左氏题诗之诗画合璧，先后因我国上古名人箕子而作。箕子与比干、微子都是我国三千年前商代末年纣王的亲戚之臣。纣王无道，“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殷有三仁焉”(《论语·微子》)。《尚书·洪范》载:“周既克殷，以箕子归，武王亲虚己而问焉。箕子述《洪范》九筹。”又《史记》载，武王克商，封比干，释箕子，求治道，待以师礼，“封箕子于朝鲜而不臣也”(《宋微子世家》)，后世因称“箕子朝鲜”。因此，箕子是对上古中朝历史和两国文化交流有过巨大影响的一位历史名人。朝鲜平壤原有葬祭箕子的古代陵庙，中日甲午战争中日本占领朝鲜，曾掘毁此陵，标志了朝鲜政治由以中国清朝为宗主国转而为日本殖民地之地位的变迁，即《题诗》中所谓“五十三年亡国恨”。在《题诗》看来，朝鲜历史上的这一巨变犹如中国春秋时晋文公重耳，得秦国的帮助而归国为君，但是后来由于种种原因，却无法回报秦国。总之，《陵图》与《题诗》都是日寇侵朝历史的见证，而《题诗》的作者因《陵图》的感召而期望中朝两国友谊能如松柏之坚，相互支持，共同渡过各自民族的危难。
虽然《题诗》没有直接赞美《陵图》，却从对《陵图》所蕴含中日、中朝等国际关系、历史兴衰的吟咏，显示了《陵图》取材意义的重大，而能感动作者有欣然《题诗》的效果，也就在客观上证明着《陵图》艺术上的成功，其美仑美奂就在不言之中了。诗多用典，而诗的价值，画的意义，以及此诗此画之缘，更要结合于各自创作的背景和两位作者交游的情况，才可能得到更为具体准确的说明。
张大千泼墨画
三
次修诗与大千画合璧之考索
张大千《箕子陵图》和左次修《题张大千箕子陵图》诗的创作时地及过程都无记载，但从各种可见的资料可考索如下。
首先，左次修《题张大千箕子陵图》诗当作于1937年。《题诗》在左氏《四五杂写》中不署作年。但《题诗》重出于《杂写》，而《杂写》亦作者手稿，作品大体以编年为序，所以从《题诗》之前一首《送彭仲……赴豫》题下署“民廿六年三月”，后一首题《丁亥生日口占》诗之“丁亥”也是“民廿六年”看，居于二者之间的《题诗》也应当作于“民廿六年”即1937年。又据《百度·百科》“关友声”条载张大千为济南书画名家关友声作《赠画题记》曰:戊寅夏五与友声道兄重遇故都，去年历下之游又一年矣，劫后无恙，相顾忻然，不知明年又在何处。出此为赠，以为他日相见之养。当共一笑也。
《题记》中“戊寅夏五”之“戊寅”为1938年，其“去年”即上一年“丁亥”为1937年。由此不仅证明张大千曾于1937年来过济南，而且证明他这次来济南的时间是“夏五”，即这一年的农历五月，已是日本侵华“七七事变”的前夕。此时左次修已与关友声是至交好友，时往友声的嘤园论画谈艺，当因此有机会结识张大千，并观赏《陵图》而有《题诗》。这次张大千来济南与关友声、左次修等人的交游是齐鲁画坛一件盛事，也是张大千一生艺术活动的重要片断，以往研究者还不曾有过关注，今后应该给予注意了。
其次，张大千《陵图》当时应在济南。据左次修《杂写》，《题诗》前后两首都作于济南，所以《题诗》也应该是作于济南。而这类诗又必因赏画而作，故知《陵图》当时正在济南。其所以能在济南，从题材取自朝鲜古迹看，不大可能是大千在济南所作，而更可能是随身携以赠送友人。却无论如何，《陵图》自此一现，后来就不知所踪。倘作追寻之想，这位受张大千赠画的友人似乎就是上面提及的济南名士著名书画家关友声。
从《左次修先生文集》中有关张大千的作品仅此一首诗，可知二人无多往来，好像只是偶然一遇。而促成左次修与张大千相识并有机会观赏《陵图》并作《题诗》的，应该是左次修与张大千共同的好友关友声。关友声(1906—1970)，原名际颐，以字行，号嘤园主人。山东济南泺口镇人，现当代著名书画家。1928年就读齐鲁大学国学系，1931年与兄颂平在济南共创国画学社与齐鲁画社。先后执教于齐鲁大学等。曾任中国美术家协会山东分会常务理事、山东省政协委员;长于国画，兼擅书法、诗词、琴棋、京剧。与黄宾虹、齐白石、张大千、于非闇等人为友，而与大千最为莫逆，画艺亦受大千影响甚大。1938年大千在北平以拒任伪职等被捕入狱，友声筹资入京联络友人大力营救，终使大千很快出狱，二人遂结为性命之交。友声极慕大千之才，大千亦颇重友声之画与为人，每来济南，必住友声之嘤园(百度·关友声条)。友声有《黄山画册》，大千作《济南题〈黄山画册〉》曰:古人写黄山者，渐江得其性;石涛得其奇;瞿山得其变，友声先生新从黄山游归，以近作黄山册见示。清新雅逸，于三家以外别树一帜，所谓的其运也。
末署“乙亥十一月张爰拜观题记”。又从上引《赠画题记》可知，大千1937年农历五月曾有济南之游，而左次修《题诗》亦作于是年，因此笔者推测次修正是在大千此次济南之游与之相识，并观摩《陵图》而有《题诗》。当时《陵图》去向，或即送给了友声，或至少友声、次修知其去向。却未见记载，就可惜了。
第三，张大千《陵图》当作于朝鲜。以上说到《陵图》不可能作于济南。而据《高丽史》记载，肃宗7年(1102年)10月壬子朔，“礼部奏:我国教化礼仪，自箕子始，而不载祀典。乞求其坟茔，立祠以祭。”即上所述及朝鲜平壤原有箕子陵庙。具体位置在平壤牡丹峰，墓前有丁字阁和重修记迹碑。“清日战争”即中日“甲午(1894)战争”中，箕子陵庙曾有激战，留下弹痕累累。左次修诗中说“五十三年亡国恨”，就是从中日“甲午战争”的1894年计算到他得见《陵图》的1937年。这就是说，《题诗》是“甲午战争”的“五十三年”后所作，与以上我们推断其作于1937年相合。但这“五十三年亡国恨”不是指中国，而是指朝鲜的亡国。这就是“甲午战争”中清朝战败结果之一的《马关条约》规定了中国承认朝鲜有“完全无缺之独立自主”，实即承认日本对朝鲜的侵占。从此朝鲜被迫改变了原以清朝为宗主国的性质，而成为了日本的殖民地，算是“亡国”了。《题诗》就《陵图》而作称“清日战争”后“五十三年”云云，也等于认张大千《陵图》作于“清日战争”后“五十三年”亦即1937年。这一年是张大千最后一次去朝鲜，《陵图》应该是他在朝鲜拜谒箕子陵后所作。
笔者作此判定的理由，一是由于这类题材的画应是作者亲临其境后的创作;另一方面如研究者所考知，张大千曾于1927年应日本古董商江藤涛雄之邀赴日本占领下的朝鲜，居停三个月间与一位十五岁朝鲜少女池春红发生了一段缠绵的跨国恋情。张大千后来虽未能如愿将池春红娶归，但他回国后直到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开始的10年间，几乎每年都要去朝鲜看望池春红。所以《陵图》很可能是1937年其最后去朝鲜之作，而必定是这10年间某次赴朝游陵之作，确切的时间与过程则有待新资料的发现。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