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国家倡导构建亲清型政商关系到底有多重要,从清代一起政商合流的丑剧中就可以感受到了。
乾隆五年(1740)秋,北京城里死了一个匠户,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开发商。虽然他不是什么官场风云人物,丧仪却极为风光,轰动了整个京城。达官贵人接踵而至。看看参加葬礼的阵容就知道有多威风了:内阁学士许王献亲自主丧;大学士徐本、赵国麟领汉九卿至灵前俯首跪拜;詹事府詹事陈浩里外奔走,陪吊数天,连权势炙手可热的三朝元老、大学士张廷玉也差人前来送帖......汉尚书、侍郎等九卿中除极少数头脑敏锐的官员托故未来。就等于是九卿会丧。
本来,清代仪礼规定等级极其森严,在丧仪上更是具体。如此隆重的九卿会丧,帝、后驾崩才得使用。除帝、后外,王、公亡逝亦可会丧,但规模小得多,仅由皇帝遣官至坟祭。公以下各官,无旨一律不得会丧,庶民百姓更不得会丧。
然而,为什么竟有众多朝臣不顾礼法前来为一个“开发商”送葬呢?原来,这个“开发商”姓俞名君弼,生前是工部属下一个凿石匠。虽出身微贱,目不识丁,却有一手绝技,成为兴办皇室工程的总代理,挣下了万贯家财。偏偏这俞君弼膝下无子,生前认了几个“义孙义婿”,他这一死,“义孙义婿”争夺不休。其中有个义女婿许秉义人很狡黠,他一心想独霸几万金家财,便与内阁学士许王献联宗,他们一商议,决定“遍邀九卿往吊,欲借声势弹压俞姓族人”。这些官吏可不是白来的,凡参加会丧大臣每人谢仪五百至二千两银不等,并承诺夺得财产后另有重谢。这在当时官员们工资收入不高的情况下,只走一趟便可得千金,况有内阁学士相邀,九卿又何乐而不往?于是便演出了这场九卿会丧的丑剧。
“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纸里是包不住火,丑闻很快传到了乾隆的耳朵里。把个血气方刚的乾隆气死了。如此多人违制,也不能都开除了。他只好先派心腹大臣——京师九门提督、兵部尚书鄂善前往调查处理。
哪知,顺天府尹张鸣钧闻知此时,在没有上奏请旨的情况下,先下手为强,私差人前往俞宅办案,没收了二万两银子。而礼部侍郎吴家驹参加会丧后,听到风声不好,又恰逢丁忧,便将分给他的炭金席卷,溜之大吉,回乡奔丧去了。而其余参与的官员们也不敢再讨要银两,都在忙着追毁原帖,扮作清康。
这一切,鄂善很快审明,请旨拿出了处理意见:将张鸣钧的交部察议,义女婿许秉义论律惩处,内阁学士许王献、礼部侍郎吴家驹、詹事陈浩革职拿问。之后,乾隆又特下谕戒饬九卿:“身为大臣,而向出身微贱之人俯首拜跪,九卿纵不自爱,其如国体何!”十二月再次重申:京官“除亲友及同朝者仍照常庆吊外,其有交结富室大户,希图肥润等事,照不谨例革职。”显然,乾隆给官员们界定的很清楚,不得再与富商大户有非法勾结。
乾隆对鄂善迅速处结此案也很是满意,认为他“干练、廉洁”,特赐“紫禁城骑马”。自雍正朝以来,这个荣誉只有六十五岁以上的权臣才能企望。鄂善得此殊荣,可见乾隆的重视之至。到此,这件丑闻似乎该结束了。
不料两个月后,御史仲永檀突然上疏奏弹劾鄂善,说俞君弼嗣孙俞长庚曾托请鄂善,“送银一万两,嘱其照拂。”开始,乾隆不相信,因为他知道鄂善是自己倚重的大臣,不会辜负自己。认为仲永檀是在利用言官的地位诬陷大臣,不能任其所为。特命和亲王等查明所涉人等,还鄂善以清白,惩治仲永檀等的诬陷之罪。
谁知经过一调查,鄂善的家人及知情者,都一一招认了。乾隆闻奏大怒,又亲自提鄂善当面询问,鄂善却拒不承认。乾隆心生一计,引他进密室,好言劝慰说:“汝若实无此事则可,若有,不妨于朕前实奏,朕另有处置,而谕此数大臣从轻审问,将此事归之汝家人。”鄂善熟思良久,承认从其家人手中得银一千两。刚一招供,乾隆却把脸一沉:“以皇考及朕平日深加信用之大臣,而负恩至此,国法断不可忽!”本来汉九卿受贿会丧富商,乾隆早已气愤至极,现在自己亲信的满臣又受贿,更使他怒不可遏。贪污一千两银事虽小,乾隆怒的是苦心培养的心腹,却对他有隐私,“鄂善之重罪在于欺罔大不敬!”
见乾隆翻脸,鄂善心知不妙,在诸臣再审讯时,他推翻前供:“我听谕旨云:如果有受贿实情,可在朕前据实奏出,朕另有办处,以全大臣之体。”“恐皇上办理为难,是以一时应承,我实无赃私入己。”然为时已晚。乾隆听说鄂善翻供,就更下了决心,命将鄂善拿交刑部,不久带至家中令其自尽。
对于众多文武朝臣,为得一个“开发商”的银子,不顾朝仪以身试法的丑闻,乾隆顾及面子,予以了遮掩,给出的结果是:“仲永檀折内所奏大学士等到俞姓送帖吊奠一事,今查询明白,全属子虚”,不必追究。
至此,乾隆年间这起九卿会丧富商的丑剧总算平息了,可是所留下的教训是深刻的,发人深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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