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不仅是生物遗传的产物,更主要是传统的作品。教育是在每一个体身上重演的过程。个人在其中成长的实际的历史世界所发生的作用,连同双亲和学校对他施加的有目的的教育,以及社会生活的各种风俗习惯的影响,最后,还有他所有的见闻与经历给予他的影响——这一切都使获得了所谓的他的文化。他以他自己的存在的活动使这个文化完善,而这个文化对于他,可以说,是他的第二天性。
文化通过个人自己的存在而使个人进入对整体的认识。个人并非呆在一个特定的地方不动,相反,他走出这个地方而进入世界。所以,他的生活虽然被抛入狭隘的环境中,却仍然通过与所有人的生活发生联系而获得活力。一个人自身的现实与世界连成一体,他在何种程度上能够成为他自己,这与该世界的清晰与丰富程度成正比。
如果整体的实质无可争议地呈示出来,那么,与稳定的形式相连的教育就具有一种不证自明的价值。它意味着前后相续的每一代人都诚挚地融合到整体的精神中去,而后者则是经验、工作和行动由之发生的文化。教育者的个人成就几乎不被意识到。他服务于一项事业而无需进行实验,他在人类的形成之河中游泳,这条河流一般说来是有规则的和连续的。
但是,倘若整体的实质变得成问题了,而且还处于解体的状态之中,那么,教育也就变得不稳定和被瓦解。它不再使孩子们去领略包括一切整体的崇高,而是有着模糊不清、五花八门的结果。焦虑不安遍及世界。感觉到自己正滑入无底深渊的人们认为,一切都取决于从未来一代人中间能产生什么。他们知道教育将决定未来的人的实存,而教育的衰落将意味着人类的衰落。但是,教育衰落之日,正是历史传递的实质已在那些到达成年而应承担责任的人类个体当中瓦解之时。
对于这一实质的焦虑,即是对于它之面临绝对丧失之危险的意识。在这样的情境中,某些人会回顾既往,把他们自己不再视为绝对的东西当作绝对教给孩子。另一些人则会拒斥这一历史传统,把教育当作完全与时代无关的事业来进行,好像教育的内容仅仅是专门技艺的训练和实际知识的获得,以及给予孩子足以使他对当代世界取一种见解的信息。人人都知道,塑造孩子即是塑造未来。
我们的时代在教育问题上的不安以下述情形为征兆:教师们在缺乏任何统一的教育思想的情况下强化着自身的努力;论教育的新书层出不穷;教学技巧持续地扩充。今天,单个的教师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是一个自我牺牲的人,但是,由于缺乏一个整体的支撑,他实际上仍是软弱无力的。
而且,我们的状况所独具的特征似乎是,具有实质内容的教育正在瓦解而变成无休止的教学法实验,这个教育的解体所形成的是种种无关宏旨的可能性。人们为了自身努力争得的自由正在消散而成空洞无效的自由。一种尝试迅速地为另一种尝试所取代。教育的内容、目标和方法不时地被改变。这是一个对自身没有信心的时代,它焦虑地关注着填入以,仿佛在这个领域中有可能再次从虚无中创造出来某种事物来。
青年人扮演怎样的角色,是具有特征意义的。当教育由于出自整体的精神而具有实质内容时,青年就未成熟的。他们表现在尊崇、服从和信任,并不凭借年轻而自以为是。因为青春仅仅是准备性的,仅仅是走向某种未来的可能的使命。但是,当种种事物处于瓦解状态时,青春就获得了一种自身的价值。我们实际上求助于青年,希望他们为我们提供已从这个世界中失去的东西。
人们认为青春有权将自身视作一种创造的源泉。我们的孩子已被允许在学校的规章制度方面拥有发言权。年轻人似乎正在要求有为他们自己创造他们的老师不再拥有的东西的权利。正如正在成长的一代人将要担负早年的国债一样,他们也将承担起由于我们对精神财富的浪费所造成的后果,他们将不得不为自己去重新获得这些财富。青春被赋予一种虚构的优越性,但却达不到其目标,因为,如果人是在连续几十年时间内成长的,并且是由一系列他不得不沿循的足迹而严格地引入正轨的,那么,人就不可能成为神。
在接受了质量低劣、随机凑合的教育之后,成年人并未成功地走出一条进入一个世界的自己的路,而是被遗弃一旁,并开始意识到这一事实。于是,作为当代的一个病症,产生了对成人教育的要求。过去,对于成年人来说,只存在把知识扩展到更广阔的范围中去的问题,这惟一的问题在于推广的可能性。
今天,紧迫的问题却是,是否有可能不去推广旧文化,而以当代生活为源头,在由普通的教育者、工人、雇员和农民组织成的社会中建立一种新的文化。几乎失去了一切希望的人,不仅仅是通过理解现实来调整自己,而是再一次属于这样一个共同体:它将超越职业与党派而把人们作为其自身团结在一起。
人们再一次成为一个民族。不管我们对于这一意义上的成人教育的可行性抱有怎样的怀疑,我们都必须认识到,这一被提出来的任务具有真正的重要性,如果我们一切旧有的理想都将在时代的现实面前被击得粉碎,那么,克服当前状况的尝试注定要失败。但是,单单努力本身就已显示了人的尊严的存留。如果不再存在个人从中获得毋庸置疑的归依感的民族、人民,或者这个民族或人民仅仅支离破碎地存留着;如果在不可抗拒的解体过程中,一切事物都融化到群众中去,那么,对于形成一个新民族的向往就仅仅是乌托邦式的浪漫主义,尽管如此,这一向往仍是合理的。
但是,在现实向往之前,仅仅存在朋友间的同志关系,即这样一个明显的现实:少数人想要同另一些本具别种思维方式的人相接触。因此,当前所理解的成人教育运动并非现实,而是一种症候,一种处于教育崩溃时代的文化解体过程中的人类的绝望症候。
德国,卡尔·雅斯贝斯著:《时代的精神状况》,王德峰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出版,2005年5月版,第67—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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