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至2016年，一直在浙江南浔区务工，也是在这里找到了一生相伴的那个人，后因身体的原因，一直在湖州市中心医院医治，每隔15天抽一次血检查，以至身体越来越虚弱，同时也不见好转，只能带着妻子一起回到老家贵州。
2017年，身体越来越不好，有时会昏过去，那个时候，我真的感觉到了死亡的降临，真的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就真的不知不觉就这样离开了人世，作为家里唯一的顶梁柱，真的不知道我的离开，母亲怎么办？
2014年10月3日下午父亲的突然离世，就只剩下我和母亲相依为命，2016年在浙江务工，认识了现在的妻子，相处几个月后，就简简单单地把婚结了，那个时候真的很穷，连喜酒都没有办，只是简简单单地安排了几桌，寨子里的人来吃了一顿饭，兄弟们买烟花、鞭炮来放哈，就这样结婚了。
因为身体的原因，一直都没有出门去务工，只能待在家里，一直到处去看病，街上草药的摊子换着吃，那个时候吃药就像吃饭一样，病情依然不见好转。
在家里，什么也不能做，只能跟着母亲在家种点洋芋、玉米，有的时候母亲出去和人家栽洋芋、栽包谷、打板维持家用，想想那个时候的日子，真的一言难尽。
到了“耗包谷”的季节，和母亲在地里“耗包谷”，舅爷就来动员我去做村干部，舅爷是一位即将退休的政府工作人员，打过“对越自卫还击战”，在战场上也负过伤，后面当过小乡的乡长、镇组装部长、镇政法委书记，后因其儿子的“计划生育”问题，被停薪留职，现在在政府管管后勤，生活悠哉悠哉的，与派出所的关系很好，时常都在派出所里。
舅爷来动员做村干部的后天晚上，我们的包村干部、村干部又来动员我去做村干部，那个时候，我们村里只有一个村干部。
2017年 6月9日，包村干部就带我下镇政府去，在四楼扶贫工作站见了我们村的联系领导，交谈了一段时间后，联系领导说“从现在起，你就是你们村的主任助理”，工资就从这个月发，一个月1500元，把相关的材料、银行卡办好后，就跟着包村干部回到村里，两三个星期后，就正式下文件任命我为我们村的主任助理，开始了三年多的村干部生涯。
刚开始的时候真的不知道村干部的上班时间是多少？后面才知道村干部是没有上班时间的，总之就是随喊随到，后面因为脱贫攻坚的工作越来越紧张，才规定了上班时间。
那个时候，我和村里的另外一名村干部那是满腔热血，他比我上任早3个多月，都年轻，那个时候我26岁，他30多岁，那个干劲真的实足，骑起一架烂摩托，就下队了，那个时候真的是说走就走，去倾听老百姓的诉求，看到不顺眼的，就直接整改。记忆特别深刻的是我和他骑着烂摩托车去镇里开会，经过我们村一个小组的时候，看见一栋特别烂的房子，那栋房子是去镇里属于我们村的最后一栋房子，那个时候对于村情是不熟悉，就停了下来，看看有没有人居住，以我们的想法，这么烂的房子应该没有人住了吧？进去就看到两个老者在院坝里摆龙门阵，就问他们这栋房子有没有人居住了，在其他地方是否有安全住房？那个老者说“还有什么安全住房，三爷仔就住在这里，两个儿子三四十岁了都还没有结婚”，下到镇里面后。就直接和联系领导说了，联系领导说“作好相应的资料，等国办系统开放后就录如系统”，后面这家也被录入了国办系统，2018年实施危房改造，那个时候，都是尽其力量，能帮则帮。
2019年，因为要实现整县脱贫摘帽，就搞了个万名干部下基层，县里面很多部门的工作人员都下到村里来帮扶，吃住在村，全县所有村居自行排查辖区内所有的危房，上报给镇危改办，镇危改办汇总后再上报给县危改办，根据会议精神，这一年，全县所有村居的危房必须得整改，实现所有贫困村无危房，都有安全住房。
根据各村居上报的名单，住建局再委托第三方评估直接到村里一家一家的评估房屋的级别，最后我们村符合危改政策（中央危改资金）5户，全部一级危房，补助资金35000元，三改（改厕、改厨、改圈）9000元，县级兜底（县级资金）19户，D级危房17户补助资金每户35000元，加三改9000元；C级危房一户补助资金15000元，加三改补助资金9000元；C2级危房一户，补助资金10000元，加三改补助资金900元；老旧房整治（即住房为A级、B级，但房屋未简易装修，脱贫形象差），户均补助6000元，再根据实际情况作相应调整，经过住建局委托的第三方评估评估后，符合条件的为105户。所有房屋必须在2019年6月份完工，这一年，做的做房屋一户一档，追的追进度，天天上报进度，后面住建局委托的第三方评估每隔十多天就要来核实一次进度，看实际进度与上报的是否相符，几百户的房屋一户一档，也是做得老壳昏，手机上全都是建前、建中、建后照片，做完一户一档，在做老旧房整治责任卡，虽然这段时间工作量非常的大，但觉得所付出的都是值得的，因为老百姓是得到实惠的，再苦再累也值得，不像有的材料，做了不知道有什么用，还反反复复地做。
在村里工作时间长了，看得多了，也知道很多不为人知的秘密，人也逐渐变得麻木了，再找到曾经的满腔热血，也失去了最初的初心。
那个时候殡葬改革，所有在本辖区死亡的都要火化，也是搞得人心惶惶的，农村根本就不赞成火化，就只能强行的执行，最后也不了了之，殡葬改革不执行了，大家都松了一口气。
殡葬改革之后，抓得最严的就数环境卫生整治，督察组天天下村，县暗访组到处督察，排名落后的乡镇直接在电视台表态发言，帮扶干部也到处的打扫卫生，给农户摆放家里的物品，总之一言难尽。
感觉环境卫生都难了，当产业结构调整的到来，才知道环境卫生整治真的是小KS，环境卫生整治能用钱解决，就算开点钱，找几个小工扫都可以，但农村产业结构则不同了，所有公路沿线眼睛能看到的地方都不能出现高杆作物，水库、坡度大于25度的都不能栽种高杆作物，负责产业结构调整的领导换了一个又一个，都不能把高杆作物减下去，与老百姓讲通了，就去拔高杆作物，有的时候，看着都心痛。
2020年，因为疫情防控不力，没有排查出有从武汉回来的人员，两个乡镇的主要领导都被谈话，守路口的值班人员被追责问责，包村干部被立案调查，另一个村的村支书被撤职，我和一位扶贫协管员被撤职。
后面组织部的叫我继续当村干部，我就没有答应了，三年多的村干部，见过了太多，心都已经寒了，再也找不了曾经的满腔热血。
同时，我自己觉得，我自己过不了产业结构调整这一关，我所负责的三个小组都是公路沿线、水库，挨着村委会。要想这些地方都不再栽种高杆作物，真的做不到。
我没有当村干部的一段时间，很多的老百姓都在栽高杆作物，说我不干了，他们就不需要给谁的面子了，因为我的存在，每次下去做工作，他们都要给点面子，毕竟一个寨子的，一个族别，多多少少都有点关系，不看一点看一点，也正因为这样，领导的多次劝导，我都不再答应去做村干部了，太累了，我也知道有些工作，我真的做不了。
还是外出务工比较好，今天领导知道我要外出务工，一直打电话给我做思想工作，希望我继续留在村里，我拒绝了，还是出门打工吧，愿一切安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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