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文学》2017年第7期
我掉了一顶草帽,在一家比萨店。那是我们高中毕业班的聚会,我一直在注意历史老师法兰克,他戴着顶茶色的鸭舌帽。他有各种各样的帽子,戴这顶看起来跟戴其他顶一样帅,因为他有一张瘦长的脸,深麦色的头发和水蓝的眼珠,笑起来嘴角往左斜,看起来有点坏,特别适合戴帽子,当然他主要是想遮住秃头。我一直看着他,想着毕业后就再也见不到他了,他准备搬到西岸去,就是这样我把帽子遗忘在了比萨店里。
第二天,我特地去取帽子,因为夏天才刚开始。比萨店在美林镇的主街上,所有的店都在这条街上,冰激凌店、文具店、干洗店、加油站、药房和超市。如果你需要什么到主街上去就对了。吃过晚饭后我就去取,老板认得我,“安娜!怎么样啊?要不要来一片比萨?”打从我有记忆起,这家比萨店就在这里了,即使不是如此,他也会认得我的。当妈妈推着一岁大的我在主街出现时,镇上的人都记住了我。他问我要去哪里读大学,要我以后记得常回家。
那天晚上开始下雨,下了整整一星期。前院的石头上长了青苔,草地上冒出几棵野蘑菇,细细的长茎打伞似的顶个小尖帽。好容易太阳露脸,要出门时,我发现草帽上长出了一朵黄色小雏菊。
“我的草帽长出一朵花!”我惊叫。
妈妈在起居间里拼图,这是她多年来的娱乐,她正在拼一幅凡·高的《邮差》,绿油油蓝汪汪的一片大海,每片拼图上都有同样的白色碎浪,她在蓝绿海里找线索,对我的大惊小怪如常地答:“哦,是吗?”
我没法像她那样,什么事都胸有成竹,对生活有种天生的信心。这不在我的血液里。我天生就极端敏感,没有安全感。没有用,即使我一直在试图模仿,我还是会被草帽上一朵无害的雏菊吓倒。
我戴上它,照着门口的穿衣镜,草帽有点大,完全盖住我前翘的额头,两道细细的凤眼充满怀疑,小鼻子,厚唇,细滑的黄脸上有黑痣没有雀斑。这不是我的草帽。
一定是谁拿错了。虽然这草帽挺漂亮,甚至还多了一朵花,但我还是想找回属于自己的草帽。妈妈总说丢掉的东西只要你记得掉在哪里,总是可以找回来的,有好心人捡到了你的失物,他们会在原地等着,要么交到警察局或负责的单位,例如火车站的失物招领处。
但我想我是永远失去它了。
“我的草帽掉了。”我走进起居间。
妈妈抬起头,拿下架在鼻梁上的老花眼镜,温和的灰蓝眼珠困惑地看着我。“你正戴着它呢!”
“这不是我的!”
“是吗?我看不出有什么不同。”她心不在焉地说,端详手中的一枚绿色拼图,它跟桌上其他拼图没什么两样,至少在我看来。这是两千片的拼图。小时候,她曾耐心地陪我玩,我的第一个拼图是白雪公主和七矮人,一共十片,我玩到闭着眼睛都能飞快排出来。然后是五十片、一百片、五百片,到了一千片,那是纽约市的布鲁克林大桥夜景,我在璀璨的灯火里迷了路。没排完的拼图,我的十四岁生日礼物,就那样日复一日铺在房间地板上,走来走去都要绕路,非常碍事。妈妈后来说:“这是你的拼图,如果你想把它完成,你就完成,你想收起来,就收起来,想扔垃圾箱,”她停顿一下,“我建议你捐给第三世界的小孩。”
第三世界的小孩!电视上那些骨瘦如柴没有饭吃的小孩,那些濒临死亡极需善心人士救助的小孩!妈妈就是这样一个善心人士,她定期捐钱给慈善机构,在邻里间收集旧衣物,捐给贫困户,在教会里主持慈善募款,感恩节时做火鸡给单身在外的学生吃。我就是她的善心最大的受惠者。第三世界的小孩!他们哪需要这种昂贵的拼图?
我恶意踢着那幅半成品,把已拼成的部分踢散开来,有的拼图块滚进床底。现在它们不完整了。不完整的拼图就是一种诅咒,那个缺口破坏了整幅图画的和谐。它基本上就是个废物了。
我看着低头专心拼图的妈妈,逐渐被时光漂白的麦色长发松松绾成髻,垂下的几缕发丝,拂在松弛的颈肉上。她从过了五十就开始发胖,一年五磅,怎么也瘦不下来,她总嚷着要慢跑要跳有氧舞蹈,但是美好的周末,天气好容易才放晴,她却窝在家里拼图。
“今天没有人看房子?”
“哦,下午有一对夫妻,很急的。”妈妈拿下眼镜,“好像是华人。”
最近几年,有很多华人来看房,不是住在这里的华人,是从中国飞过来的,专程来投资房地产。我们这个小镇到纽约就是一班公交车,过了华盛顿大桥可换搭地铁,既享有小镇的安全宁静,又能直通大都会,所以他们就来了。
纽约市。当我还没上幼儿园,还没加入小镇白人为主的儿童群时,我们几乎每周都去大苹果。妈妈带上大包包,里头是尿布、奶粉、果汁、干粮、湿纸巾、乳液、防晒油、一套干净的衣裤,我最喜欢的小鹿斑比布偶,还有一两本图画书,沉甸甸地挂在推车上。我们在高速公路边的草地上等巴士,太阳晒得我脸上出了汗,背上发痒,时间漫长得让人受不了。等我们一上车找了位子坐下,她会舒口气,带着鼓励的微笑看着我,“出发咯,亲爱的。”这些劳途奔波其实是不必要的,因为后来证明,我跟谁都玩不来,但这就是妈妈,她永远想给我最好的,出于一种强大的责任感。
在我还没上学时,她总是喊我的中间名,Moon-moon,月月,这是我的第一个名字,是赵园长取的。我进园的那天,刚好是中秋节后一天,一轮满月。妈妈告诉我,月亮对中国人来说,比太阳还重要,在诗词歌赋里不断出现月亮的意象,跟中国人的性格和情感也比较贴近,保持着距离,淡淡的,美好的念想。有了我之后,妈妈爆发了一阵中国热,疯狂地阅读关于中国的一切。但她越是深入,就越是迷惘,一时抓到了,一时又溜走。她跟我分享所有她知道关于中国的一切,我敢说我比学校那些正宗华人家庭的孩子知道得更多,她甚至送我去上中文学校。
我回家来跟她说中文:我七岁了,我想吃饼干,我是好孩子……她灰蓝的眼睛里带着骄傲和困惑,把我搂在怀里。我的名字叫月月,我上学了,我会数数儿……她只是搂着我。
当她叫我Moon-moon时,我更正她,是月月。月月!她模样滑稽地噘起嘴,模仿我的唇形,就像我过去跟她学说话一样,但她发不出月月的声音。我写中文作业时,她盯着那些方块字,就像盯住一个个找不到方向和线索的拼图块。我不了解为什么妈妈不懂中文,她不是神通广大无所不知吗?
我在房间里大声地一遍遍读诗,妈妈探头看。我得意地读得更大声了: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你在读什么?听起来是诗。
是的,这首诗里有我的名字。我指给她看,月字像一把梯子,她现在认得月这个字了,因为它是我的名字。
那么,这是关于月亮的诗?它怎么说?
说一个人看到月亮,想到自己的家乡。
妈妈脸上突然露出一丝紧张的神色,但立即就被温柔取代了,她小心翼翼地问,月月想念什么呢?
我想念……我不知道想念什么。妈妈和我的世界似乎已然完整。爸爸早在我五岁时就离开了,从此再没见过,我只记得他很高大,把我抱起时,我很害怕。还好他很少抱我。他走后,我很快就把他淡忘了。
后来,妈妈又试着问过我,以各种暗示和刺探,你想念什么呢?再后来,我明白了,这问题跟爸爸无关。我说,我什么都不记得,也就不想念什么。妈妈摸摸我的头,叹口气。她到底是希望我记得,还是不记得?
妈妈从来没有隐瞒过我的身世。从我记事起,她就跟我说起我是怎么来的。房间五斗柜最底层有个纸盒,里头收着一条小碎花薄毯,当初我就被这条薄毯包裹着,放在了南京火车站的候车室长凳上,此外一无所有。没有一张纸条写着出生年月日、父母万般的惭愧和请托,像珍妮、芳芳、汤姆逊那样。也没有一条红线系着一个玉佩,作为孩子永远的念想,像克丽丝汀·珮珮·怀特一样。我,安娜·月月·海瑟勒,只有一条旧毛毯,起着毛球。
我天真地问:有人把我弄丢了吗?他们没有回去找我吗?
妈妈很诚实地摇头(诚实是她毕生的信条),她没有试图美化我被亲生父母弃养的事实。他们肯定很穷,肯定是有各种困难无法抚养你,她说,所以我成了你的妈妈。
十七年前,妈妈玛丽安·伊芙·海瑟勒在南京儿童福利院认养了一岁的我,因为她自己无法生育。在美国认养一个同文同种的小孩是非常困难的,小宝宝稀缺,认养的条件太苛刻,还有很多宝宝是健康有问题的,因为未婚小妈妈酗酒吸毒。从欧洲等地认养小孩,同样要经过漫长的等待和没完没了的申请程序,妈妈已经三十八岁,不能再等。消息传来,有些中国儿童福利院里的婴孩可以领养,认养的条件相对宽松。在大纽约地区,很快出现了数百个像我们这样的家庭,大家定期聚会,交流各种信息,什么地方能买到可爱的小旗袍、灯笼竹筷、春联窗花之类。那时候市面上买不到中国娃娃,妈妈坚持不让我玩金发芭比,所以我有了全套的维尼小熊家族,还有可爱的小鹿斑比。妈妈曾经帮忙组织春节义卖、元宵提灯、中秋吃月饼的活动,大家都燃起了中国热。他们的做法得到亲友的赞扬和支持,认为对孩子心理健康有益。
小时候,在几个生日派对上,当彩色气球飘飞,我们吹着纸哨子,转着塑料制的竹蜻蜓,在某个人家的后院或客厅跑来跑去时,总听到大人们在说,哦,我们将来要带女孩们回南京去寻根,一定要带她们回去。即使我还那么小,也感觉到这个心愿是如此沉重。我知道他们害怕。他们拼命把在美国能找到的二手中国文化给我们,但他们自己在那文化里找不到方向。
我曾经以为,所有的孩子都跟父母长得不一样,而父母可能因为某些原因,会把孩子送给别的更称职的父母。
后来,珍妮的头在墙上磕出了血,因为她恨自己没有妈妈的大眼睛和蓝眼珠,没有金色柔软的头发、太阳晒了会泛红的白皮肤……后来,克丽丝汀进了急诊室,开刀取出她吞下去的那个玉佩,她拒绝跟任何人说话,休学了一年……后来,我没有再跟这些小玩伴见面,妈妈也没有再提起她们,虽然她还是跟其中几个家庭保持联系,关注他们的脸书。
我像个模范一样,平顺地长大,成绩不错,进游泳校队,十五岁跟男孩子约会,十六岁摆脱掉我的童贞,不是班上最早,绝对不是,但至少没太落后。现在,我抽屉里有几份美国排名前五十的大学入学许可。
我甚至一直去中文学校,直到成为学校最元老的学生,直到成了助教。他们说我的中文说得很流利,这真是个奇迹,尤其是生在这样的白人家庭。
即使是青春期,当别的同龄女孩快把她们的妈妈逼疯,我还是那个黄色小甜心,微笑几乎是我的第二层皮肤。她们用各种方式背对父母,她们天不怕地不怕,只怕变成跟妈妈一个样儿。但是我怎么能背对,我从未真的像她,她甚至没法给我什么化妆建议。我的皮肤紧实细致,黑发多且硬,扁平的胸扁平的臀,鼻子这么小,眼皮好像永远浮肿着。我丑吗?美吗?谁能告诉我,到底要反叛什么?看着镜子里那个长着中国脸的我,我的外表和内在是分裂的。
我没有进入过她的身体,从她的血肉里生长,从无到有。她签了一些文件,捐了钱,然后有了我。后悔的妈妈不能把孩子收回肚子里,但是如果我的妈妈后悔了呢?我们看上去那么甜蜜和谐,并肩微笑走在主街上,人们友善地对我们挥手。但是当我们走出熟悉的美林镇,走到了外头世界,就像上回我们开车去北边的新英格兰。那里清一色的白人,人们会多看我们一眼,搞不清楚一个中年白人女性和一个年轻的东方女孩是什么关系。他们疑惑的眼神抛给我一串串的问题。历史课上学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美国土生土长的日裔小孩被送进了集中营,在那一刻,基因种族胜过了后天养成。现在没有战争,但任何时候家庭里都能挑起战火,父母和小孩,美国和中国……这些问题单是臆想就已经太疯狂,没有人会去讨论这些。
那些看房子的华人可没那么含蓄。当他们在妈妈办公桌上见到我的照片时,总是会问:这是谁?听到答案时,他们张大了嘴。英语比较流利的就要多问几句,他们才不管什么隐私不隐私,就好像有个什么明清古董被偷运出国了,有权要问个清楚。妈妈总是告诉他们,南京儿童福利院。
一诺房产中介公司里,妈妈是最资深的经纪人,这一拨华人顾客,不约而同都找上妈妈。可能其他几个同事没敢争取,觉得妈妈更能胜任吧,有个女儿从中国来。有的买客听讲不行(一般读的能力强一点),这时,妈妈便会请我放学后去公司一趟,或是像现在这样,在周六的傍晚跑一趟。
一诺房产中介公司就像一般的民宅,它是一座小巧的两层楼房,白墙,淡绿色的窗框,窗台上有小花盆,门口插着木牌写着“一诺房产,值得信赖”。上班族只有周末才看房子,我进门时快五点,琼和艾伦都在,喝着不知第几杯咖啡,桌上有甜甜圈。艾伦拿了一个草莓酱的给我。可以换那个巧克力的吗?我正要开口。
“月月!”
有人字正腔圆喊出我的中文名,一个陌生的女人。妈妈在旁兴奋地介绍说女人从南京来,这句话就足以让我的心跳停了半拍,忘了我想换的另一种口味。
那是个穿着两件式套装的女人,身材娇小,戴着闪亮的耳环项链和戒指,打扮得异常正式,一个镶金的粉红方包放在膝头。她正上下打量我。她身边坐着一个理平头戴眼镜的中年男人,略有点发福,穿着衬衫和深色长裤、尖头皮鞋,带个真皮公文包。从他们的打扮,我猜不出他们是什么教育背景,从事什么行业。在我们这里,除非有什么正式活动,夏天大家都穿着短袖短裤,年轻人喜欢穿人字拖,有些成人穿平底凉鞋。
妈妈介绍说他们拿旅游签证,其实是在美国到处看房子。他们说南京好一点的公寓要美金一百万。一百万,我们这里独栋独院的好房子都可以买三套了。他们坐妈妈的破车往山坡上的深宅大院去,那些豪宅藏在林荫深处,五房四卫三车库,现代简约风格,处处透着气派。他们马上就相中了一栋百万豪宅,跟妈妈回到办公室,签约付意向金,让妈妈去跟上家商谈。
妈妈明显为这即将到手、得来不费功夫的大生意弄得晕晕乎乎,当听到这对夫妇来自南京时,忍不住打开了话匣子,甚至当他们要求见我一面时,妈妈便拿起了电话。那个盛装的太太一直瞅着我看,好像我是什么奇珍异兽,好像白人家庭的教养会让我长出犄角。我低下头去吃那个草莓酱甜甜圈。
“你会说中文?”仿佛要测试我的中文水平,她突然用中文跟我聊起来,“你妈妈说你要去读大学了?去哪里呢?”
这个问题我回答过无数次了,但还是第一次用中文回答,我讲得有点不顺畅。语言毕竟是一种日常工具,不用就会生锈。申请大学对我不是问题,但大学的学费实在太高了,为了我读大学,妈妈一直拼命在存钱,没舍得换车,连着几年没有去度假。房产经纪人的收入不稳定,妈妈一直很伤脑筋,我知道我必须贷款,课余时间必须拼命打工。麻烦的是,我也需要一部车……
“月月小姑娘,你长得真好,住在美国,还要去读大学了。”她摇头,有点感慨,“你真是幸运啊,遇上了这种好心的美国人。”
“嗯。”我需要在陌生人面前,为这种幸运感谢老天吗?
女人突然摸了一下我的手臂,我往后一缩。她可能是想表达善意,但我不习惯陌生人间骤然的肢体接触。这个陌生人却压低声音,用一种推心置腹的口吻说:“你亲妈把你放在车站人多的地方,就是希望你能活下去。我听说在有些乡下地方,养不起的孩子只能送人……”
一直沉默着的那个男人也开口了:“是真的,乡下人把女婴放竹篮里,傍晚时在村子里转,一家家问有人要吗有人要吗?问到最后没人要,竹篮就被放在村外的土丘上……”
“好了,请你们在这里签个字。”妈妈递过买房意向合同,“我马上给对方经纪人打电话。”
他们忙着签字,我低头看着那难吃的甜甜圈。你要么就吃掉它,要不就带回家,或者丢垃圾桶,总之,你自己要拿定主意。我起身离开时,没有跟任何人打招呼。
我沿着一诺房产前的大马路往前走,拐进图书馆的绿地,从后面停车场边门绕出去,走上一条小土坡,接上肯特路,走个五分钟,就到了我的学校。隔着铁丝网是我们的篮球场,现在里头空无一人。我一直梦想打篮球,但身高不够,只好进了游泳校队。他们都说,华人子弟身材适合游泳地板运动之类的。但这些都是冷门运动,篮球才是正道。
不争气的眼泪涌出来,我庆幸四下无人。
你要她吗?要吗?就像提着的是一篮鸡蛋或面饼。他们亲眼看到了婴孩粉嫩的脸蛋,张着没牙的嘴巴握紧小拳头在哀哀啼哭。谁能不救助这脆弱可怜的小生命呢?但一个个婴孩就这样被放在了荒凉的土丘上……
我是幸运的。虽然我被遗弃了,但我被好人家收养了,虽然我成为白人世界里的中国怪物,但我还活着,所以我是幸运的……
此刻我才发现,手里竟然还抓着那个吃了一半的甜甜圈。我使劲把它丢过铁丝网,抓住铁丝网使劲摇晃,像一个绝望的囚徒。
不知过了多久,我全身力气也散尽了,坐到地上,脑里一片空白。手机响了两次,或三次,我没接。妈妈一定到处在找我。我站起身来,拍掉裤子上的泥土,慢慢往回家路上走。
“嗨,安娜!”
一个戴着棒球帽的男人朝我走来,笑容满面,是法兰克。我挤出一丝微笑。
“你在这里做什么?”
我在他关切的注视下低下头去,“我,我正要回家。”
“嗯,你瞧,我本来是不想告诉你的,但既然遇到了,我想这就是命运。”
我抬头看他,他的表情很严肃。什么命运?
“我想说的是,我有你的草帽。”法兰克嘴角扯开一丝坏笑。
“什么?”
“是的,安娜,我拿了你的草帽,那天聚会结束时,你忘了带走。”
“啊,是的。”
“你要我拿来还你吗?”他望着我,水蓝的眼珠本来闪着促狭的目光,随着我异常的沉默,逐渐暗了下去,“安娜,你还好吧?”
他温柔的语气,让我只想扑到他怀里痛哭一场。
“有什么事,你都可以告诉我,你知道的对吧?”
“你想还我,就还给我,不想还我,就带它走,或者把它丢到垃圾桶。”说完,我快步朝前走。
“安娜,安娜!”
我把一切都搞砸了。注定要失去的,就会失去,你无计可施,这就是命运。
一进家门,闻到了我喜欢的烤苹果派香味。
妈妈从厨房里出来,“你怎么了?”
“没什么,只是累了。”我故作轻快,“我闻到什么?你又拿超市里的来糊弄我?”
“从小你吃的都是超市的好吗?”妈妈笑了,“来杯咖啡?”
我们母女在饭桌前坐下来,我切了两片热腾腾的苹果派放到餐盘上,那是青花图纹的餐盘,妈妈特地在日本超市买的。日本的,中国的,看起来都一样是东方的。
“你后悔过吗?”我问。
妈妈看着我,我知道她懂。可以这样做吗?可以收养一个外表跟自己完全相异的,一个中国的女孩吗?孩子将来会有认同危机吗?在那些生日派对上,说着要带我们回南京寻根的时候,迷惘和疑虑就在那里了。
“下午那对南京的夫妇很健谈啊,让你有感触了?”
“你后悔吗?”
“我感谢上天的安排。”
我们安静地吃着苹果派。南京弃婴的故事感觉遥远了,我毕竟是生活在一个文明的国度。但或者,南京并没有那么遥远,因为妈妈说了,那个有玉佩的克丽丝汀·珮珮·怀特,发了脸书,他们在南京找到亲人了!
珮珮跟妈妈一起回到南京儿童福利院探访,地方媒体一报道,网络上一传播,凭着儿时的一块玉佩,竟然真的找到了亲爸。亲妈几年前病逝了,亲爸一直记得当初给了小女儿这块玉佩,那是家里唯一值钱的东西,后来也知道女儿被送到南京儿童福利院。家里有个小她一岁的弟弟,懂事后曾回到孤儿院探听姐姐的下落。
我点开了脸书,看到珮珮跟南京家人的合照,她的爸爸又黑又瘦很显老,倒是弟弟跟她长得像,都像妈妈吧?
“现在有几个家庭在约着一起去南京,你觉得呢?”
南京更近了,近得不仅是故事里的原乡,不仅是五斗柜纸盒里那条薄毯子。
“月月,怎么样?”妈妈搂住我肩头,“我一直知道你想回去,今天这房子已经谈妥了,现金交易,可以进账三万多,我们的旅费就有了!”
妈妈灰蓝的眼睛里闪着光彩,终于能实践自己的承诺,带女儿回去了。或者她是对的,或者我潜意识里一直想回去,去填补生命最初的空缺,找回失落的那块拼图,所以才这么认真学中文。是不是找到有血缘关系的亲人,我就完整了,不高兴时敢大声跟妈妈争吵,离家出走,做出各种叛逆的事,在气极的时候也可以理直气壮喊出“你当初就不该领养我”的话?
深夜,白昼的暑气消散了,夜凉如水,窗外虫声唧唧。附近人家早就拉下窗帘就寝,只在檐下留了一盏黄灯。这个小镇,我的小镇,全世界我唯一熟知的地方。再过三个月我就要离开了,离开这林荫如盖的马路,路两旁朴素古雅的小楼房,推着婴儿车散步的犹太妈妈,遛狗的年轻人,还有滑着轮鞋呼啸而过的男孩女孩。一年又一年,春天我们打着喷嚏整理花圃,夏天在院子里摆摊卖旧物,秋天我们把落叶扫成堆,冬天清理门前的积雪。四季的任何时候,屋里都是安宁舒适的,妈妈在起居间摆着拼图,在厨房里加热超市的苹果派……
我盖着薄毯,躺在床上无法入睡。我比较怕冷,他们说是体质关系。有些东西,即使离开了,一样留在我的血液里。身子底下的床越来越硬,硬得像木板。十八岁的我,细长的身子盖着小花毯躺在木板椅上,四周是嘈杂的人声,火车进站离站,广播声,吹哨声……我戴着一顶草帽,一动也不动地躺着,静待我的命运。车轮摩擦铁轨,唧唧,唧唧,发出阵痛似的尖叫,一朵、两朵、三朵,越来越多黄雏菊从帽里长出来……
第二天早上,我给法兰克发了短信:我想告诉你,我有钱去读大学了!还有,你可以拥有那顶草帽,因为是你捡到的!
[责任编辑 徐则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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