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总是自以为经历的风暴是唯一的,且自谕为风暴,想把下一代也吹得东摇西晃!
有一次在三联书店楼上的咖啡馆等人,突然来了几个穿“制服”的艺术家。年龄四十上下,个个长发须,动静极大,如入无人之境,颇有气概。
为首的老兄坐定之后,开始大谈电影。他说话极象牧师布道,似乎句句都是真理。涉及到人名时决不带姓,经如把陈凯歌叫“凯歌”,张艺谋叫“老谋子”,让周围四座肃然起敬。
他说:那帮年轻人不行,一点儿苦都没吃过,什么事儿都没经过,能拍出什么好电影?接下来他便开始谈“凯歌插队”、“老谋子卖血”。好象只有这样的经历才叫经历,他们吃过的苦才叫苦。
我们的文化中有这样一种对“苦难”的崇拜,而且似乎是获得话语权力的一种资本。因此有人便习惯性地要去占有“苦难”,将自己经历过的自认为风暴,而别人,下一代经历过的又算什么?至多只是一点坎坷。在他们的“苦难”与“经历”面前,我们只有“闭嘴”。“苦难”成了一种霸权,并因此衍生出一种价值判断。
这让我想起“忆苦思甜”,那时候总以为苦在过去,甜在今天。谁又能想到“思甜的”时候,我们正经历一场劫难。并不能讲年轻的一代就比年长的一代幸福。谁都知道,幸福这种东西并不随物质一起与日俱增。我不认守在电视边、被父母锁在屋里的孩子比阳光下挥汗收麦的知青幸福。每个人有每个人的问题,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苦恼,没什么高低之分。对待“苦难”也需要有平等精神。
西川有句诗:乌鸦解决乌鸦的问题,我解决我的问题。带着这样一种独立的、现代的精神,我们去看《北京杂种》,就能体会到张元的愤怒与躁动,我们也能理解《冬春的日子》中那些被王小帅疏离的现实感。而《巫山云雨》单调的平光和《邮差》中阴郁的影调,都表现着章明和何建军的灼痛。他们不再试图为一代人代言。其实谁说也没有权力代表大多数人,你只有权力代表你自己,你也只能代表你自己。这是解脱文化禁锢的第一步,是一种学识,更是生活习惯。所以,痛苦在他们看来只针对个人。如果不了解这一点,你就无法进入他们的情感世界。很多时候,我发现人们看电影是想看到自己想象中的那种电影,如果跟他们的经验有出入,会惶恐,进而责骂。我们没有权力去解释别人的生活,正如我们不能喜欢赫尔措格的一个片名《侏儒也是从小长大的》。没有那么多传奇,但每个人长大都会有那么多的经历。
对,谁也不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我开始怀疑他们对经历与苦难的认识。
在我们的文化中,总有人喜欢将自己的生活经历“诗”化,为自己创造那么多传奇。好象平淡的世俗生活容不下这些大仙,一定要吃大苦受大难,经历曲折离奇才算阅尽人间。这种自我诗化的目的就是自我神化。因而,我想特别强调的是,这样的精神取向,害苦了中国电影。有些人一拍电影便要寻找传奇,便要搞那么多悲欢离合,大喜大悲。好象只有这些东西才是是电影去表现的。而面对复杂的的现实社会时,又慌了手脚,迷迷糊糊拍了那么多幼稚童话。
我想用电影去关心普通人,首先要尊重世俗生活。在缓慢的时光流程中,感觉每个平淡的生命的喜悦或沉重。“生活就象一条宁静的长河”,让我们好好体会吧。
北岛在一篇散文中写到:人总是自以为经历的风暴是唯一的,且自谕为风暴,想把下一代也吹得东摇西晃。
最后他说,下一代怎么个活法?这是他们自己要回答的问题。
我不知道我们将会是怎么个活法,我们将拍什么样的电影。因为“我们”本来就是个空洞的词——我们是谁?
我只知道,我不诗化自己的经历。
就像少林寺里的扫地僧一样,一言不发、数十年如一日。将自己的绝世武功,深埋岁月中。
如同音乐有五音,文字亦有她的“五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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