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59年直至去世，彭德怀写下了大量的文字。1982年后，这些文章被收编成集出版，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的波澜，甚至创下了建国以来国家领导人回忆录销量的最高记录。
那么，这部名为《彭德怀自述》的珍贵文稿是如何在动荡中幸存下来的？
1959年7月中旬庐山会议后，彭德怀被免去了国防部长等职务。
1959年秋，彭德怀成了高级党校的一名特殊学员。 校长杨献珍因同情彭德怀的不幸遭遇，特地给他安排了两位教员，到吴家花园为彭德怀辅导。
学习期间，彭德怀每周都要亲自去党校两次，参加集体学习。
彭德怀为什么要进党校学习呢？
这是因为他“对马列主义基础的许多学说根本不大懂”，是“经验主义”，“不是马列主义”。
因此，他下决心要弥补自己在理论修养上的缺失。
当看到虚夸报道时，彭德怀不禁感慨万分，写下这样的感想：“人们如果把认识加以片面夸大，认为只要主观意识就可以创造出奇迹来——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就不能不在具体事物中滑进唯心主义泥坑里。”
从1960年起，彭德怀在学习马列主义和毛主席的经典哲学著作的基础上，开始冷静思考对他的批判。
1960年4月，彭德怀重读关于自己的处分决议。他凝视着这份彻底改变了他人生命运的红头文件。决定要勇敢地回答它。
于是，他不分昼夜，奋笔疾书，用了两个月的时间写出一本长达五万余字的笔记。
会后，彭德怀批评到：……既不正视这一严重事实，又不悬崖勒马进行调整……结果事与愿违，愈陷愈深。人民将付出很大的代价才能改正这个错误。
彭德怀还严厉地批判了当时那些“时髦”的口号和做法。
之后，彭德怀被扣上了很多帽子。
针对这些肆意诬陷，彭德怀愤然批驳道：
真的是'伪装爽直、伪装朴素’吗？我认真回忆了自从加入共产党几十年以来的历史进程，对党和对同志是坚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是根据自己对客观事物的认识而言论和行动，根本就没有什么“伪装直爽”。在任何场所说话，从来也不看别人脸色，这难道不是事实吗？
彭德怀意犹未尽，他又在《决议》上面批驳道：“宁左毋右，再来一个宁左毋右，将要出现一个十分严重的局面。”
可是，在那个背景下，又有谁能听到彭德怀发出的这些悲怆的呼喊呢？
1962年，经过深思熟虑后，彭德怀决定给党中央和毛主席写一封长信，把自己一生的经历和功过是非，特别是错误和缺点说出来，请党审查。
6月中旬，彭德怀写完这篇长达八万两千余字的信。
6月16日中午，彭德怀驱车前往中南海，把厚厚的一个大信封交到杨尚昆的手上，请他把八万言长信铅印多份，送给中央。
而后，彭德怀每天都在焦急地等候中央的回音。
然而，两个多月过去了，他仍然没有等到回信。他为此愁眉紧锁，焦灼不安。
8月22日，彭德怀忍耐不住，再次伏案挥亳，给党中央写了一封信。
信中说道：“我阅读了今年一月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文件以后，于6月16日写了一封信给主席和中央，想蒙审阅。我写那封信的目的，只是为了想把对我所犯错误的性质弄清楚。除此之外，就没有任何其他企图。”
在信的末尾，彭德怀写道：“请求主席和中央组织专案组审查，处理我这一莫须有的罪名。如查有确实证据，愿受党的纪律和国家法律制裁，哪怕是处以死刑和开除党籍，都是不会怨恨的。”
9月24日，中共中央八届十中全会在北京举行。
会后，彭德怀感觉到，自己的问题非但没有缓解的迹象，反而“升了级”。
首先，原来他可以阅读中央文件和通知的权利被剥夺了。
其次，吴家花园门口的岗哨突然增加了，警卫荷枪实弹，高度戒备。
以前和自己相处融洽的战士们，也被迫收起了笑容，一名平时和他走得很近的战士也被提前复员了。
每天的言行要被记录下来，到吴家花园的人员和信件要做好登记。
白天出去散步，身后紧跟着两个战士……
1962年年底，彭德怀再次写了一封信，对横加在他身上的六个罪名一一作了回答。
和以前一样，他的信依旧是石沉大海。
彭德怀心灰意冷。此后三年，他再没有给中央写过信。
从1963年起，彭德怀开始总结自己的戎马生涯，写出了四万多字的军事文稿，可惜这部兵书只写一半就放下了。
1962年7月底的一天，彭梅魁（彭德怀的侄女）走进彭德怀的书房。一直以来，都是她帮着伯伯整理房间。
彭梅魁收拾完，彭德怀对她说：“你坐下，我和你说个事。”他打开一个加锁的抽屉，从里面取出一个纸袋。“梅魁呀，从现在的情况看，我的问题一时是解决不了的。”
彭德怀拍拍那个纸袋，低声地说：“我这包材料放在这里不行，还是你替我保存吧！”里面包含彭德怀书写的所有自述材料。
彭德怀把纸袋打开，取出里面的材料，一一清点给侄女看。他说：“梅魁，这些材料非常重要，是对我一生历史的回顾和总结，关系到伯伯的政治生命啊！我的问题迟早要搞清楚，等将来用得着的时候拿出来，为我争回清白。你是最了解伯伯的，务必保管好，千万不要弄丢了。”
彭梅魁接过材料，心里沉甸甸的。她说：“伯伯，您放心吧，我一定会保存好的！”
临走的时候，彭德怀又叮嘱道：“手稿绝不能遗失，如果到了外国人手里，那就真的变成里通外国了。”
回到家里，彭梅魁用布把材料认真地包好，然后放到衣柜的最下层，用一些平时用不着的衣服和破烂东西压在上面。
为了保密，她甚至没有向丈夫张春一和孩子们透露一个字。
这年秋末，彭德怀的处境越发险恶。
彭德怀对彭梅魁忧心忡忡地说：“我的那包材料放到你那里不妥，还是拿回来吧。”
1962年年底，彭梅魁把保存了几个月的材料悄悄地还给了伯伯。
彭梅魁
1964年春天，彭梅魁去见伯伯，她说：“我想趁这次回老家把那包材料带回去保存，总比放在您这里安全些。”
彭德怀点点头说：“这倒是个好机会。”但还是不放心地问：“那你打算怎么保存？”
“我把它埋起来。”彭梅魁早就想好了这个最佳方案。
彭德怀低头思忖一会儿，说：“好，就这样吧。”
回家乡后，彭梅魁关起门来，和母亲说起伯伯交付的大事。
她拿出材料，问妈妈周淑身怎么才能保护好这些手稿。
周淑身和女儿想到一块儿了，她说：“埋起来。”
彭梅魁和母亲商量后，觉得灶房里干燥，又不显眼，埋在那里比较稳妥。
彭梅魁找来一个小口瓷坛子，把伯伯的手稿放进去，她又弄来几大块生石灰，塞在上面。最后，再用一块白蜡封好了瓷坛盖口。
周淑身指着灶脚下的一块地方，示意在那里开挖。彭梅魁准备了一堆柴和一把斧头，有人进来的话她就装着劈柴。
一会儿的功夫，彭梅魁就把土坑挖好了。
她小心翼翼地把瓷坛子放下去，用柴和稻草把那一块新土盖得严严实实。
彭梅魁做完这件大事，长舒一口气，小声地叮嘱母亲：“这件事只有你知我知，不能再让任何人知道了，千万千万啊。”周淑身点点头。
在家住了几日，彭梅魁就匆忙返回北京。她把整个过程告诉了伯伯。
彭德怀满意地说：“梅魁，谢谢你了！这样做既防虫蛀，又防潮湿，真是万无一失啊！”
1967年7月底，彭梅魁跟丈夫张春一商量：给老家写了好多封信也不见我妈回信，我都要急死了。现在最不放心的是伯伯托我保存的手稿……我真想回去一趟。”
张春一说：“我哪能让你一个人走呢，要回去，得咱俩一起走。”
回去后，彭梅魁才明白，双方都没有收到信，是因为邮路中断了。
周淑身低声地说：“梅魁啊，我就担心那个东西，要是……把这老屋子给占了，可就不好办了。”
于是，他们就去找堂弟彭康志，说明手稿的来龙去脉，让堂弟参与保护这些珍贵的资料。
彭康志听完，没有任何迟疑就爽快地答应了。
最后，他们决定手稿还是不要藏在家里。
第二天，彭梅魁和彭康志到屋外物色埋藏手稿的地点：一是家门左边有几棵枇杷树的那块平地；二是从屋子右边向上走到山脚，在彭家两位烈士坟墓旁，有块自留菜地。
彭梅魁让堂弟选择一处，并叮嘱道：“这个地方只有你、我和妈妈三个人知道，千万不能透露出去。”
彭梅魁叮咛彭康志：“这可关系到咱们彭家人的生死啊！”
1968年春天，宣传队员走进彭家屋子，里四处搜查，但是一无所获。
1969年4月，彭梅魁送妈妈回老家，决定把伯伯的手稿带回北京保存。
彭梅魁认真检查了手稿，纸页边角处有点磨痕，个别纸页因受潮留下了小斑点，但整个材料完好无损。
她把伯伯的手稿贴在胸口，欣慰地说：“康志啊，真难为你了，伯伯的材料保存下来了。”
彭康志说：“也不知道伯伯现在怎么样了，这些材料是伯伯交给咱们的，拼死拼活也要保住，梅魁姐，今后就靠你了。”
彭梅魁把手稿带回北京后，专门做了一个带夹层的小樟木箱子，她把手稿小心地放进夹层里。
1974年11月29日，彭德怀元帅在北京病逝。
而秘密保存在彭梅魁家中的手稿和它的主人一样，经历了一次次磨难。
1976年唐山大地震的时候，北京深受影响，大街小巷到处都是防震棚，人们在惶惶不安中度日如年。
彭梅魁一家也搬到防震棚里躲地震，她将手稿放到一个旧书包里，昼夜不离身。
睡觉的时候，她把书包带缠在手腕子上。
时间来到1978年春天，彭梅魁从报纸上看到黄克诚复出的消息，她欣喜异常。
几经周折，她在医院找到了黄克诚。
彭梅魁告诉黄克诚关于书稿的来龙去脉，黄克诚听后感叹不已，称赞彭梅魁姐弟有勇有谋，做了一件大好事。
彭梅魁问道：“这些手稿是上交中央，还是自己保存？”
黄克诚说：“自己保存难，容易损坏，我看还是上交党中央好。现在中央很忙，以后找个适当的机会再交吧。”
彭德怀被平反昭雪后，黄克诚认为上交手稿的时机成熟了。
1979年1月3日，彭梅魁给中共中央秘书长写了一封短信，附在伯伯那包手稿里，请黄克诚代交。
翌日，黄克诚神情肃穆，缓步走进秘书长的办公室，手里捧着一个纸包。
秘书长轻轻地打开包在外面的60年代的旧报纸，看到笔记本和泛黄的稿纸，那上面的笔迹苍劲有力，原来是彭德怀元帅的手迹。他伏在办公桌上，急切地浏览起来。
读完，他拍案叫好道：“说得多么透彻，多么准确！”
同时，他又疑惑起来：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彭德怀的这些笔记手稿是怎么保存下来的？
黄克诚笑着说：“这是彭德怀同志的侄女彭梅魁，在母亲和弟弟的帮助下，冒着危险保存下来的，算来有17 个年头喽，不容易啊！本来在你主持中组部工作的时候就想交给你，彭梅魁同志怕你忙，让我在方便的时候再交给你。她只要求你给她写一张收条就行了。”
“好，我这就写。”他边说边铺开纸，写道:
克诚同志并梅魁同志:
今天上午，克诚同志交给了你要他转给我的彭德怀同志的一批手稿。计：5个32开笔记本，一个22开笔记本，一封给中央的信的手稿，一份注有眉批的“庐山会议文件”。
我当作珍贵的历史文物转给中央。
这封信是我给你的收条。
胡耀邦
1979.1.4上午
1982年3月，《彭德怀自述》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第一版13万册运到各地书店，不到半个月就被抢购一空。
有的读者几次跑书店询问，有的读者整夜排队等候，没有买到书的读者纷纷写信或打电话向出版社和书店索书。
人民出版社紧急决定，日夜开机，加印200万册。
5月，加印的新书刚投放市场，全国各地再次出现《彭德怀自述》热销的场面，这本书创下了建国以来国家领导人回忆录销量的最高记录。
这是几十年来中国书市罕见的现象。
人们无不感叹，作为功勋卓著的老元帅，在那样困难的情景下，他是如何凭着惊人的记忆力，趴伏在阴暗的囚室里，一字一句写出一部我军数十年的征战史，写出一部从深山的贫农之子成为开国元勋的奋斗史的。
读者们在给报纸杂志的信中说：
“彭老总丹心照日月，刚正垂千秋，他至死都惦记着人民，人民永远缅怀他。”
“《彭德怀自述》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正气歌，是我们做人的一面镜子。”
“《彭德怀自述》好就好在真实，真实的东西最感人。它使人沉思，使人振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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