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百里 图片来自网络
1948年11月17日,一代军事学家、战略家蒋百里将军的灵柩运抵杭州。
11月20日上午10时30分,蒋百里将军的灵柩在杭州的万松岭下葬。
当得知在广西宜山起棺时,蒋百里将军的尸身竟10年不朽这一异象时,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顿时放声大哭:
“百里,百里,有所待乎?我今告你,我国战胜矣!”
一句话戳中了众人的泪点,现场哭声一片。
是啊!抗战胜利已经过去3年了,是应该把战胜的消息告慰这位一生都在谋划击败日本的将军了。
纵观蒋百里的一生,可谓传奇。
他是民国时期著名的军事学家、战略家,却一生没有指挥过一次战役。
他资历深厚,同学中都是拥有重兵的一方大员,可他却无一兵一卒。
他担任保定军官学校校长和陆军大学校长,仅是中将军衔(死后追授上将),他的学生中拥有上将军衔的人比比皆是。
他军事理论丰富,却一生军事著述甚少,可一本《国防论》却字字珠玑,片言只字都可做兵家经典。
作为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的第一名、受到德国兴登堡元帅夸赞为“东方一位伟大将才”的蒋百里为何没有像他的同学和学生们那样拥有重兵,割据一方,成为风云人物,却选择了默默无闻呢?
一言以蔽之,蒋百里一生毫无私利,他所孜孜追求的都是国防事业的建设。
蒋百里投笔从戎的根源在甲午战争。
在甲午战争前,清朝仍然认为,在东亚的儒家文化圈内,日本仅有做学生的资格。
可甲午战争的失败惊醒了中国的有识之士,他们认识到,日本已经今非昔比了,要想强大就必须要向对手学习。这也是蒋百里投笔从戎,东渡日本学习军事的初衷。
在日本留学期间,蒋百里就把日本和沙俄列为对东北具有威胁的两个国家,这也是蒋百回国后什么要赴东北任职的原因。
作为“士官三杰”的榜首,蒋百里一回国就收到了各方伸出的橄榄枝。浙江抚台张曾扬表示,只要蒋百里愿意留在浙江,就立即委任蒋百里为标统(团长)。
可蒋百里却不为所动,把这个职位让给了自己士官学校的同学蒋尊簋(后担任浙江都督)后,毅然来到东北。
可由于蒋百里在编练新军时与东北总督赵尔巽产生矛盾,遭到赵尔巽得力干将张作霖的追杀。要不是蒋百里藏在火车厕所内躲过一劫,很有可能会遭了张作霖的毒手。
1912年底,蒋百里被委任为保定军官学校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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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之前,蒋百里被任命为云南民政长,这个职位相当于省长,有职有权有钱。而保定军官学校校长,虽然有职有权,但却没钱。蒋百里心怀国防建设大业,就推辞了云南民政长一职,要求出任保定军官学校校长。
可这个职务却受制于由段祺瑞把持的陆军部,蒋百里屡屡提出给学校拨款增设训练设备却均遭拒绝,原因是段祺瑞和徐树铮见拉拢蒋百里不成,就暗中掣肘。
蒋百里大志难酬,愤而在全校2000余名师生面前拔枪自尽。幸亏抢救及时,蒋百里才得以生还。
1913年9月,蒋百里辞去保定军官学校校长一职,辗转于吴佩孚、孙传芳部队中担任总参议一职。
此时的国际形势发生了变化。
由于沙俄在一战中消耗过大,在战后又遇到了“十月革命”,根本无力东顾,而日本则利用与袁世凯签订的《二十一条》和在一战后攫取德国在青岛的利益,开始在东北亚地区一家独大,意欲吞并华夏的野心日益显露无疑。
对此,蒋百里在1920年发布的《军国主义之衰亡与中国》一文中非常明确地指出:
吾侪所倍感危险者,即邻近富于侵略性的国家。
蒋百里想要通过此举来号召国民要对日本保持高度警惕。
在该文中,蒋百里明确指出中日一旦开战的应对办法:
彼利急,我利缓;彼利合,我利分;彼以攻,我以守。
事事与之相反,彼利速战,我恃之以久,使其疲敝;彼之武力在中心第一线,我侪则置之第二线,使其一时有力无处使。
很明显,在1920年,蒋百里就已经预测到了未来的中日战争必将是一场持久战和我国要采用持久消耗这一个正确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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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1月28日,淞沪抗战爆发。
1月31日,蒋百里在看《每日新闻》的时候,突然默不作声。原来,他在报纸上看到了一则新闻:日本陆相觐见“天皇”。
在其他人眼里,这就是一则普通消息罢了,而在蒋百里眼里则不然。熟悉日军内部流程的蒋百里判断,日军1个师团将于5天内在上海登陆参与作战,并立即把这个消息传递给了正在淞沪地区指挥作战的第19路军军长蔡廷锴。
果不其然。2月5日凌晨,日军援兵赶到淞沪战场。
时人询问蒋百里,他为何能够准确预测日军的动向?
蒋百里说到,按照日军的惯例,在大战前夕,陆相觐见“天皇”就意味着部队要正式出战。以当时日军的运输能力计算,三天之内可以把一个齐装满员的师团3万余人运到上海。因此,他才得出了这样一个判断。
淞沪抗战爆发后,由于日军进攻上海,直接威胁到了南京国民政府的安全,使国民政府认识到,应该为抗战做些准备工作了。
为此,何应钦在召开的军政干部会议上做了题为《开发西北为我国当前要政》的报告,主要内容是:南京国民政府的行政中心西迁,为领导长期抗战做好前期准备工作。
1932年3月,南京国民政府讨论并通过了“以西安为陪都,定名西京”的决议。
由此可见,蒋百里提出的持久抗战理论在一定程度上被南京国民政府接受了。
针对这个决议,蒋百里阐述了他在1923年就提出的“三阳线”观点,即以东经113度线为基准,北起太原经河南洛阳、湖北襄阳和湖南衡阳建立国防线,作为抗战后退作战的底线,即决战地带。而在“三阳线”以东地区,则利用空间换时间,消耗和疲敝敌人。
作战原则是:不打则已,打起来就要“拖”下去,一直到把敌人“拖”倒了为止。
在抗战的正面战场,中国军队基本上就是按照蒋百里“三阳线”观点来排兵布阵的。
1937年初,蒋百里应邀担任庐山军官训练团的教官。在此期间,他把自己发表的有关国防建设的论文和讲演稿辑录成书在庐山军官训练团内印发,引起了军界的轰动。
在《国防论》中,一个主要观点是“用空间换时间,行持久战,通过时间的消耗拖垮日本。”
按照蒋百里的观点,平汉线和津浦线是守不住的,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两条大动脉不需要防守,恰恰相反,而是要进行坚决的抵抗。
只有在这两条铁路线周边的广大区域给日军造成极大的消耗,才会为下一步的战略实施创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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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蒋百里的观点,如果不在华北和中原地区给日军以极大消耗,即便把抗战的最后抵抗线设置在“三阳线”地区,以双方的战力对比,要想阻止日军继续向抗战大后方四川进军也是不容易的。
如果不在上述地区与敌以极大杀伤,以日军机械化部队的速度很有可能会把中国军队分割为东西两段。
因而,绝不能让日军由北向南进军,而是要让日军由东向西进军,这才是能够实现把抗战的核心战场设在“三阳线”以东地区的关键。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才使得华北战场在打得异常艰苦的情况下,南京国民政府仍然坚持不向北方增兵,而是持续向淞沪会战的战场上增兵,其目的就是要改变日军的主攻方向,从而达到把日军主力陷入南方河网地带的目的,进而为持久战创造条件。
1937年春天,蒋百里按着日军侵华可能会走的路线进行了一次大范围的考察活动。
在考察山东时,他特意拜访了正在山东邹平进行乡村建设研究的梁漱溟先生,劝说梁漱溟在乡村建设时要加大民兵自卫队的建设工作。
在蒋百里看来,中日之间的战争不打则已,一打必定会是一场持久的全面战争,打个5~8年都是可能的。
按照当时双方的战力对比,中国的沿海地区、大中城市和主要交通线注定守不住。
可一旦日军占领了这些地区,双方的力量对比就将发生转化,日军必须动用大量的部队来进行防守,这就必然减弱了他们用于一线战场的力量,广大的乡村区域日军是无力去占领的。
换句话说,日军只是占领了点和线,而抗日军民则占据了面。
中国的国情和日本不同。日本的绝大部分经济实力都聚集在东京、京都、大阪等几个大城市。以大阪为例,一个城市的经济总量就占了日本经济总量的一半。因而,日本的战争蓄力点在大城市。
而中国则不同,中国的战争蓄力点在农村。这就是说,只要搞好了乡村的自卫工作,在开战时,这些乡村的自卫人员就是民兵,成为敌后游击战的主要力量。
事实证明,蒋百里对于民兵和敌后游击战在抗战中的设计是完全正确的。
抗战全面爆发后,虽然绝大部分中国人都对抗战的胜利充满了信心,但日军来势汹汹,南京国民政府屡败屡战,让一部分人滋生了悲观情绪,“战必败”的言论开始蔓延,对抗战必胜的信念产生了动摇。
因而,蒋百里特意撰文道:
“抗战就是替我们造成了一个有目共赏、公平无私的分别贤奸的天平架。”
在蒋百里看来,在这场旷日持久的大战中,一旦丧失了抗战必胜的信心,这场仗要想打赢,几乎是不可能的。
但同时,抗战又是一块“试金石”,把那些残渣统统祛除掉,还我泱泱中华的本色。
1938年8月,蒋百里在汉口《大公报》连载了《日本人--一个外国人的研究》一文,顿时引起了各界的轰动,被誉为射向日本帝国主义的“纸弹”。
文章开宗明义地指出:
日本人正在上演一出比哈姆雷特更悲惨的悲剧,因为他们低估了中国人的抗日斗志和抗日决心。
在文末,蒋百里大声疾呼:
胜也罢,败也罢,就是不要同他言和!
蒋百里,这位一生都在为国防建设事业奔走的、一生都在为战胜日本而殚精竭虑的、一生都在预测日军动向,并且为抗战预先设计好了战略战术的将军却并未看抗战的胜利,就离开了人世。
1938年11月4日,一代军事学家、战略家蒋百里因病去世,享年57岁。
蒋百里将军去世后10年尸身不朽,难道他是在等待抗战胜利的捷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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