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1935-1936年期间,民国记者范长江来到大西北,进行了历时十个月,行程6000多公里的深入考察,所著旅行通讯在《大公报》上连载,引起了全国轰动,范长江也一举成为闻名全国的新闻记者。这些通讯后来被辑为《中国的西北角》一书出版,半年内即重印7次,后被翻译成外文出版,产生巨大影响,在中国的通讯史上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以下节选1936年初,范长江由敦煌返回张掖途中的见闻和感受。
范长江(1909~1970),著名记者、编辑
由敦煌动身回酒泉,是十四日的中午,我们的汽车回到离十工十余里地方,突然坏了机器。那时天近黄昏,戈壁寒风袭人,饮食住宿皆无着落,全车乘客无不惶然不安。幸经司机辛苦的修理,于黑夜中勉强到了十工一家村庄里。
当地的村甲长看见汽车到了,赶快派人过来伺候,问我们如果要什么东西,尽管吩咐,他们立刻就办。并且对我们长一个“大人”,短一个“大人”的,必恭必敬的立着好几个。我们知道他们一方面误会了我们是“官吏”,一方面他们又可借此机会,摊老百姓一些不应当的负担,自己从中渔利。我们严重的声明了我们是“旅客”之后,他们才散去。
由敦煌返回张掖之路线图
汽车经过多方修理,十五日居然能继续前进,诚属难能可贵。平常朋友们说,河西的“大姑娘”有些也没有裤子穿,然而我所见过没裤子的“姑娘”,却没有“大”的。这次我们的汽车回三道沟时,汽车的喇叭声,吸引出来无数的男男女女。这回有一位确乎“不小”的姑娘,忘了自己没穿裤子,也跑了出来看热闹!
这天起风,把三道沟到玉门的戈壁路吹得看不清楚。我们走迷了大道,幸有新绥公司的何静轩先生随车指导,经停车研究,终于改正了方向,才回到玉门。
玉门县长在新年中做出了一件有趣味的事情,旧历正月十五日,县长突然用椅子作成“八人大轿”的形式,由八个人抬起,请了四十名驻军前后拥护着,在正街上来回走了一趟。回头县政府叫玉门城厢居民每家出洋一角,全城计九百余家,共洋近百元,说这是“迎春费”!
十六日我们由玉门回酒泉的路上,遇到成群的逃荒农民,他们都是惠回堡一带的农民,一切收入缴了公款和高利贷,逼得自己没有吃的东西,只好离家逃亡。光腿的孩子,小脚的女人,女人怀里还多半有不能行走的婴儿,烂棉絮、破麻袋、水壶和柳筐……没有次序的驮在小毛驴背上。男子们身披着或反提着破羊皮袄,一步一歪,无精打采的在戈壁上走着。我们西来时,他们尚勉强支持着,不到十天工夫,他们抵不着饥寒的压迫,只得向他方去乞食了。或者他们理想的目标是玉门、安西、敦煌这些城镇,他们那知道,那面的农民也是一样的逃亡呢!
民国时期逃荒的农民
记者十八日始离酒泉,搭汽车遄(chuán)返张掖,欲由张掖以赴武威。张酒汽车路,因避沙窝,不走高台临泽大路,改遵祁连山北麓行。此路人烟稀少,举目荒凉,黄羊随处可见,惟酒泉境汽车路尚好,车行甚为顺利。张掖境内,水渠乱灌,道路泥泞,汽车时而横爬土梁,时而困入沟中,常走此路之司机亦难认清大路之所在,
祁连山中住有“黄番”一种,他们是藏族,信喇嘛教,同时又有信回教的,念《可兰经》,也如回教不吃死肉,这大体为回藏混合民族。
(按:“黄番”即裕固族,源出唐代游牧在鄂尔浑河流域的回鹘,后迁至河西走廊,主要居住在甘肃省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和酒泉黄泥堡地区)
裕固族家庭
西北民族关系相当复杂,在一般人对中国“汉回”是“回族”或者是“回教”的争论未定之前,记者不久当就管见有所论列。但就西北汉回大本营的甘肃临夏县居住的汉回而论,他们的性情多有与众不同的地方,同车有河州(即临夏)友人,故讨论至此。
河州人勇敢好斗,尚武轻文,有古代欧洲斯巴达人的风格。乡俗对于窃盗不以为耻,只要不在本地方活动,一个人赤手空拳的离家出外,半年或一年之后回来,骑了马,带了许多东西,大家都恭维他为“好汉”。受了伤,或者残废了手足,都无大关系。最可耻的,是一无所得,或者被人捉了受刑而归,他们叫着“没有光辉”!
临夏
在河州西乡还盛行一种赤手捕野鸡野兔的风气。在冬季下雪以后,野鸡无处觅食,而且匿藏不易,他们就凭空手去捉野鸡。还有一种办法,是联合几十个人或者几百个人,大家骑马分散开,围着一座山,或者是一块大草滩,作为临时的猎场。这种猎场的广大,数里或十数里不定,大家围定之后,大声呼噪,惊出草丛中的野鸡和兔子,谁发现了鸡或兔,谁就骑马狂追,同时东西南北一齐追赶,不让鸡兔有片刻休息的机会,渐渐的,鸡免都跑疲飞倦了,把困乏的身体藏到草下或者石隙间。追的人遇见这种机会,就会不顾一切的,从飞奔的马背上扑将下来,下面是水也罢,泥也罢,冰也罢,刺也罢,树枝也罢,他们全副力量,向目的物直扑而来,否则恐有落于人后的危险。
追赶的时候,不论平地、河滩、山崖,他们的怒马总是直上直下,横冲直闯,故往往有两马相撞同时毙命的现象。追赶开始以后,虽弟兄、父子、长官、部下皆不相让。捉得鸡兔者,将猎获物拴于自己所乘的马鞍上,无论多少,绝不交旁人携带,鞍上野物多者,则趾高气扬,乘空马回者,则垂头丧气。回家后又将兔皮鸡毛放置门外雪地上,以多者为荣,邻人皆聚而称羡,无皮毛之人家,直无面目出门。
勇敢胜利的人,回家时,能得全家人之爱戴。如父子同出,为父者空手而归,则家人亦只对子热烈,当父亲的只好退到冷房子去自己藏羞。至于吃食,则大家共享,毫无关系,只有“光辉”不肯丝毫让人。军队围猎,尤为猛烈,每次围猎结果,必有若干人受大小创伤,此种风俗,为中国各地所无。
在张掖候车期间,约了几位朋友骑马带枪到郊外去打黄羊。张掖北门外二十里地方是弱水的东支,土人叫做山丹河,因为源出山丹县境。河中常有天鹅、水鸭之类。由木桥过河,即为一约十里宽之戈壁滩,戈壁北方有山横列,曰焉支山。汉武帝使霍去病攻下焉支祁连,置张掖等四郡之后,匈奴不胜其苦,乃为之歌曰:“失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繁息。”因为祁连水草丰美,而焉支则出产颜料,为匈奴妇女化妆颜料所自出也。
焉支山
戈壁滩中,一切生物及建筑,皆不易见。偶尔见远远的黑影,使大家起了相当的兴奋,等我们跑到之后,或竟是一个沙堆,一块石头。以常情言之,在生于人烟稠密,生产富饶,家庭美满的人看来,像焉支山邻近的这样地方,实不宜于长久居留。唐杜审言所以说:“红粉楼中应记日,焉支山下莫经年!”我们从焉支山回张掖城,系绕走弱水上游,从冰滩上强过,冰坚滑马蹄,必下马牵之而行。将近南岸,为未冻水流所阻,乃再上马,策马入水中,强行渡水,水深几没马背,且寒冷彻骨,若非塞外耐寒健马,恐难不丧身冰流之中。
二十八日始得搭车离开张掖。张掖以东道路,完全听其自然,丝毫无修理之痕迹。水渠并无与道路配合的计划,自由交叉。而农民排泄水渠剩水,亦无一定安排,胡乱放些在大道上面,水积泥松,且有薄厚不等之冰块浮盖上面,汽车一入其中,难得不受拘留之苦,故汽车往往绕行甚远,始能通过。
车旋过东乐县旧城。城南,直达祁连山麓,有大草滩,为历代边防上牧马之地,俗称大马营。今军政部亦有牧场在此,据本地友人相告,现尚无良好之成绩。
车至山丹县,司机驾车绕城外而过,盖避免进城时驻军之留难麻烦也。此间各县习惯,无论车辆或行人,欲进城通过,必须出名片一张,交守门者转交其最高负城防责任之长官,得其许可后,始能通过。而一般官兵识字者无多,知识太差,行动迟慢,往往在城门空等二三小时,尚无答复。故有经验之旅客,多不入城,省却许多无谓的烦恼。
山丹军马场
山丹以后,汽车路穿长城而出,沿焉支山根东南行,可以避去许多水渠的阻挠。长城在山西境以东者,为石筑,陕西以西者,为土筑,甘肃境内全为土筑。故损坏甚易。山丹境长城已十塌四五,余者亦有岌岌不可终日之势。由此推想过去之新筑与培修,不知耗去多少人力,牺牲多少民命。冯译帕克尔著的《匈奴史》说:“读史者应知长城者,实一大血线也,埋骨其间,无代或绝,千余年来,魂绕边塞者,奚止百万!”诚为有深见的论说。
爱德华帕克,汉名庄延龄,英国著名汉学家
黄昏过峡口,峡口为祁连与焉支之连接处,峡路峻急,乱石当道,为武威、张掖间险要军事地。深夜住水泉子,旅店里有一个非常肮脏的少年来招待客人,记者送他一块烧饼,他看了一会,才猛吃下去,回头说:“这个东西好吃,我还没有吃过!”
焉支山在峡口之西者,随处有煤矿,煤层曝露在山崖上,土法开采之煤窑甚多,并有瓷窑厂,烧制各种用品。惟山丹直至永昌之间,庄户本已稀疏,现更破坏,所余无几,举目凄然,不解年来社会何以凋零如此之甚!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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