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熬制的红薯糖(图)

固镇朱晓军
红薯在上世纪70年代，每当进入腊月，村庄的上空便飘起一阵一阵红薯的香甜味道，这是村里人在制作红薯糖，准备迎接新年的到来。
那时候，制作红薯糖是家家户户必须做的一件事情。一是收获的红薯太多，地窖里藏得满满的，稍不注意，红薯就会烂掉，别说吃红薯糖，就是连红薯也没得吃；二是给辛苦一年的家人一点甜头，那时候，糖类价格不仅昂贵而且供应十分紧张，所以全家齐动手，制作红薯糖就是每年冬季的必修课。经过清洗、蒸煮、挤压、熬制、凉糖等几道工序，香甜的红薯糖就制作好了。
头一天，要把红薯从红薯窖子里扒出来，这就得让身材矮小的我，钻进地窖里，一个一个递出窖门，每一个红薯母亲都认真清理，把残留的根茎、坏死的表皮、粗糙的疙瘩都一一削去，耐心地搓洗。
第二天，天蒙蒙亮，红薯就被放进家里大小两口铁锅里，父亲在炉腔里架起昨天劈好的木材，红通通的火花，欢快地在炉腔里跳跃，等到我们起床的时候，红薯已经熟透了，散发着甜腻的香味，母亲从大锅里捡出几个暄软的红薯给我们当早饭吃。
接下来，就是力气活了，必须由父亲担当主角。父亲用家里的擀面杖在铁锅里搅拌，一圈一圈，把块状的红薯搅拌成红薯糊糊，父亲的面颊湿漉漉的，不知道是矮小厨房里到处乱窜的蒸汽蒸的还是热出的汗水。母亲把事先发好的大麦芽放进锅内，等待红薯进行糖化。
母亲把大水缸清空，上面搁上一块厚重的大木板，把红薯糊糊舀到一个布袋里，父亲就在水缸上面的木板上进行挤压。这是父母亲配合默契的一道工序，母亲要时刻保持锅里红薯糊糊的温度，温度高了，烫手，无法进行挤压；温度低了，红薯的汁液挤压不出来。父亲用力挤、压、摁、揉、搓，红薯的甜汁从布袋里一点一点地流出，打开布袋，倒出红薯残渣，母亲默契地从锅里再舀出红薯糊糊，倒进布袋，父亲接着继续挤压。这一道工序费时费力，有时候，我们中午放学，父亲还没有挤完，我们看着水缸里青黄色的红薯汁液，忍不住也要喝上一口。
熬糖更是个技术活，火候很重要。开始火力要猛，逐渐将火力减小弱，要边熬边搅动，既加快水分蒸发，又防止锅底焦化。低矮的厨房里，烟雾弥漫，使原本就不亮的15W的电灯更暗了些，但是这间充满烟火味的低矮小屋，却另有一股温暖而亲切的感觉，我们姐妹就站在锅边等着，闻着红薯糖的焦香，每人手上拿着几个高粱秸秆做的小棍棍，随时准备缠糖稀吃。父亲把一根筷子放进锅中，筷子能够直立，就说明红薯糖的浓度差不多了，我们眼睁睁地盯着直立的筷子，就像叽叽喳喳的麻雀叫唤起来。“爹，先给我缠糖稀。”“爹，先给我缠糖稀。”
父亲慈祥地看着雀跃的孩子，从小妹开始，逐一给我们缠糖稀，明亮的糖稀，冒着温热的气息，缠在高粱棍棍上。我立刻跑去邻居家炫耀，引得左邻右舍的孩子也蹦跳着前来，父亲和蔼地给邻家的孩子也缠了几根糖棍棍。这些是我们最原始的棒棒糖，我们吸着、舔着、互相引逗着，淘气的男孩，还会用两个糖棍把糖稀变换花型，一会拉长，一会变短，一会纠结成一个大圆球—一阵开心的把玩之后，糖稀统统进入肚子，嘴巴四周还残留着黏黏的糖丝，不小心黏上灰尘，就变成一个个小灰猫了。
母亲把糖稀盛到撒了面粉的簸箕里，一勺子一摊，冷却后，硬邦邦的一块，什么时候想吃，母亲就会用刀砸开一块，不规则的形状，大小不一，又会引得我们一阵抢夺，当然，不是真的争抢，最大的那块总是会留给最小的妹妹。
时光开始跑快了。如今，红薯糖被抛在时光的后面，定格在记忆的末端。它们偶尔出现在农村年前的集市上，但是，那些已经不是纯正的红薯糖，里面被商贩加入了各种添加剂，粘牙，红薯的味道大打折扣。母亲电话里说：“快回来吃糖吧，105斤红薯，你姐和你姐夫，熬了两天，熬出了18斤红薯糖！”
在这个冬日，我是如此想念那些纯粹的红薯糖，那种甜渗透到我的思念里，父母熟稔的手工熬制过程一遍一遍在我的梦里演绎，这种不可捉摸的怀念，千丝万缕，无法排除，也无法明说。我要赶紧带着孩子回老家，让他尝尝最地道的红薯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