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我不是药神》
文|王斌

我很清楚，当大众众口一词地盛赞《我不是药神》时，我的不合时宜之论会引来众怒，因为我的观影体验与众人看电影后的激动形成了反差。在此我想说，我只能诚实地说出我的想法。我无法欺骗自己。我个人信奉的原则是：在艺术上尽可能做到绝不撒谎，哪怕由此惹恼了一些人。

《药神》并没有怎么触动我，但我承认，那两处为泪点而刻意设置的情节点让我有瞬间的感动——仅仅是瞬间，一是黄毛“慷慨赴义”，二是尾声处“口罩百人”街头列队送义士。我留意了一下身边的人，似啼哭者无一人（或许有悄声掩泣之人？不知道了！）

《药神》作为电影，拍摄得实在是太糙了，包括剧本，一切仅走了一大概齐，差不多得了，于是连演员之表演，也奔了一糙字而去，影像风格几无。

至于故事之设置，基本照着美国类型片模式而形塑，我却以为好。

中国商业电影就当先学好电影类型学。类型片的一大特征是先预设观众的反应，然后按照剧情需要，把观众观影过程的兴奋点——喜点、泪点、亢奋点，都按部就班地设计在案，由不得你到一“点”时不做出必要的反应，在这里，观者其实已然束手就擒地成了一个心甘情愿的“被设计的人”。

但有趣的是，几乎所有被设计者（观众）都会不假思索地认为此“反应”源自自己，而非“被设计”。

在《药神》中，从观众的观影反响看，此一“设计”无疑是成功的，因为影片欲抵之“泪点”几近弹无虚发，由此赢来了一片掌声，好评如潮，票房高飙，足证了这一点。

必须说，这是一部值得肯定的电影。在中国电影普遍无聊、无趣乃至堕落的语境下，它竟然一马当先，奇峰突起，为被遗忘、被冷落的升斗小民鸣了一把血泪冤屈，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以“人民的名义”。

我欣赏《药神》中所体现出的价值观和人民立场，从这个意义上说，《药神》具有中国式的现实主义特色，它提出了一个当代中国十分迫切而又严肃的社会问题，直戳寻常百姓的敏感神经，击中了他们内心的痛点，这也是它之所以会引起强烈共鸣的潜在原因。



此外，借由此一故事，《药神》还触及了义理与法律的悖谬关系，它们彼此间互不相容的乖牾与冲突，显得颇为无奈，很大程度上，又是无解的。

我们不能以理性之名责怪“药神们”以一己之身去冲撞法律，在某些特殊情境下，法与情必然势不两立，形同水火，但我们又必须牢记：艺术当永驻人民立场，哪怕被法所不容。

法律与义理的矛盾永远存在，它们互为映照的事实，最终会让对立的一方做出妥协和让步。我听说此一故事现实中的当事人最后就没有因此而系狱，法律做出了宽恕处理。这就是法与理较量后的妥协与让步。

现实中的成文之法，有时就是在人心所向的义理中被迫做出修正，法也因此而不断地完善自身，毕竟法之目的不在其成文之例，而在顺应民意。

我想说，首先《药神》不是一部艺术电影，而是一个拍摄粗糙且很不讲究的商品电影（作为电影，我甚至对它表示失望），但它却以民之立场，向社会提出了大众所关心且为之焦虑的问题，最后以煽情作结——的确拙劣且虚假，但于普罗大众，此招数所召唤来的热泪盈眶，恰好提升和强化了影片为民请命的主题，从此角度论，这又未尝不好。

要问《药神》给予我的最终印象，这么说吧，走出国界，此片什么也不是，甚至是一拍得很糟糕的电影。

我也至今不解，为什么这么多人冲进影院一睹为快？这也足以说明国人的审美水准之低，至于品味更是无从谈起。

《药神》火爆，其实透露的是中国人内心的焦虑与紧张，此一焦虑、紧张又与隐约中骚动着的惶恐不安相关。我甚至认为，已然不仅仅是生存性的惶恐不安了，甚至是一种无望。

正是在此意义上，《药神》的问世，起到了一种帮助大众宣泄情感的代偿作用：以虚幻之希望，予大众以慰安。这便是《药神》在商业上大获成功的秘诀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