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碑名手钱基博

文\ 图  安健

      笔者素喜收藏碑拓，从西晋至隋唐，约百余种，其中三分之一为北朝魏碑，此乃碑学之重镇，当年为包安吴、康南海所倡导。阅古人碑志，亦能钩沉稽古，发微抉隐，补正史之不足。如王羲之生卒之年，便有多种说法，莫衷一是。直至2006年王羲之妻郗璇墓碑出土，方有定论。辛亥元老李根源藏有唐诗《登鹳雀楼》作者王之涣墓志，补唐史无传之憾，章太炎作跋云：“诵其诗而不悉人之行事，得此石乃具本末，真大快也。”近日翻阅傅宏星兄主编的钱基博文集《碑传合编》，大抵是钱氏为他人所写碑记、祭诔、行状、铭表，约有百余篇，累累一册。

      一个著名学者，怎么会如此热衷于撰写碑文呢? 无独有偶，陈寅恪之父陈三立亦是此中高手，其《散原精舍文集》一书，为他人所作墓志铭，竟占了该文集一半以上篇幅。像杨守敬、盛宣怀、瞿鸿禨、曾农髯、吴昌硕等名人墓志铭，都是陈三立所撰。

（图为：钱基博集《碑传合编》。）

作文受谢

     墓志亦是一种文体，刘勰《文心雕龙》便有“诔碑”篇，谓该文体之特征“其叙事也该而要，其缀采也雅而泽。清词转而不穷，巧义出而卓立。”又云：“夫属碑之体，资乎史才，其序则传，其文则铭。标序盛德，必见清风之华；昭纪鸿懿，必见峻伟之烈，此碑之制也。”萧统《 昭明文选》亦将墓志列为一类文体。姚鼐《古文辞类纂》亦有“碑志”类。

      学人名士写墓志碑文这等事，由来已久，而且还是他们获得丰厚报酬的一个途径。洪迈《容斋续笔》曰：“作文受谢，自晋宋以来有之，至唐始盛。李邕犹长碑碣，天下多赍金帛求其文。”这里所说的晋宋之“宋”，是指南朝刘宋，亦泛指南北朝。文中之李邕，唐代大书法家，曾任北海太守，人称“李北海”。《旧唐书-李邕传》：“邕早擅才名，尤长碑颂，中朝衣冠及天下寺观，多赍持金帛，往求其文。前后所制，凡数百首，受纳馈遗，亦至巨万。时议以为自古鬻文获财，未有如邕者。”其实李邕不光“早擅才名，尤长碑颂”，他既撰文，又书丹，还托名“黄仙鹤”自己勒石刻碑，一条龙服务，肥水不流外人田。如《麓山寺碑》，落款为：李邕文并书，江夏黄仙鹤刻。上图藏该碑宋拓本，清人田恩厚跋语称：“麓山寺碑，笔势雄杰，所云江夏黄仙鹤，乃托名，盖自书自刻者。”

（图为：李邕《麓山寺碑》拓本。）

      大凡，人都重身后之名，故一些朝臣宦官、富家巨商之子孙，会出重金，雇人点赞，替先人隐恶扬善。由是许多墓志竭尽褒美之辞，举凡妇人，不管德识如何，动辄喻之为孟母陶母，鸿妻莱妇。如若士子，不管才略如何，大都赞颂为经文纬武之器，出将入相之才。宋代陆九渊说：“余少时见墓铭日多，往往缘美之义，不复顾其实，侈言溢辞，使人无取信。窃念之曰：苟如是，不如无铭。”这种“乞米受金，为人作传”之陋俗亦遭世人非议，故当年晋武帝承袭曹魏禁碑之余续，颁诏斥责曰：“碑表私美，兴长虚伪，莫大于此。”所以，古时文人亦有不愿作碑文者，认为碑文虽酬金丰厚，然“此谀墓中人得耳”。唐朝宦官裴均名声不佳，死后其子持万缣求铭于韦贯之，贯之曰：“吾宁饿死，岂忍为此哉?”

      唐朝大文豪韩愈，亦是撰碑文之高手，一生撰碑志无数，连皇帝都点名他写碑文，如其所撰《平淮西碑》，即为宪宗皇帝钦点。后人评介“碑文惟韩公最高。”而韩公得到的酬金恐亦最高。刘禹锡祭韩愈文云：“公鼎侯碑，志隧表阡，一字之价，辇金如山。”碑文的酬金，也许是古代文人所得稿费中最高档次了。

     韩愈最有名的碑文，当属《祭十二郎文》了，可谓祭文中的千古绝歌。当然这篇祭文是没有酬金的，是为悼念其侄儿十二郎所写。南宋学人赵与时在《宾退录》中写道：“读诸葛孔明《出师表》而不堕泪者，其人必不忠。读李令伯《陈情表》而不堕泪者，其人必不孝。读韩退之《祭十二郎文》而不堕泪者，其人必不友。”

      笔者的舅舅王赓唐，无锡文史学家，当年他曾听无锡国专创始人唐文治用“唐调”吟诵过韩愈的《祭十二郎文》，印象极其深刻。舅舅告诉我，他并不是无锡国专的学生，而是与国专一墙之隔的无锡县中学生，县中慕名请唐老夫子来讲课，他坐轿子来，有一名秘书随从。到了县中大礼堂，秘书扶他上讲台，县中校长说，大家向唐先生鞠躬，下面的人就三鞠躬。他的秘书轻轻敲一下唐老夫子的手臂，他便知道大家鞠躬了，他也就鞠躬还礼。稍待片刻理理气，便开始用“唐调”朗读古文。舅舅一共听过唐文治两次课，其中一次便是吟诵韩愈的《祭十二郎文》，一口太仓腔的唐调，神情真切，声音洪亮，给人有绕梁三日之感。

私淑名家

      钱基博擅碑文，亦得益于韩愈，其弟钱基厚回忆道：钱基博二十三岁时“膺江西臬使山阴陶大均之聘，为记室，喜读昌黎文，于碑版尤有得。一时赣省碑版，多有出其手者，而人亦推服之。”钱基博十分欣赏昌黎文体，他还写了专著《韩愈志》。郭沫若也曾将钱基博的才学与韩愈相关联，钱基博去世后，郭沫若作挽联《挽钱子泉》云：

     韩柳欧苏无此寿，

     关闽濂洛是其人。

     将其才学比作唐宋名家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东坡。钱享年71岁，而韩57岁，柳47岁，欧66岁，苏66岁，都不如钱子泉寿长。濂洛关闽，指宋代理学的四个学派。濂指濂溪周敦颐，洛指洛阳程颢﹑程颐，关指关中张载，闽指讲学于福建的朱熹。赞誉钱子泉的道德文章似此四人。

      当然，这是对逝者的美誉，恰当与非，不必当真。但钱基博在写碑文方面的志趣则要比北海、昌黎等古人高雅，钱基博为人撰碑志不为财谋，大抵不收润笔费，他视传主事迹能否打动他，而决定落笔与否。他说：“有来索吾文者，兴到则为之，佳则神来之笔，不佳则本不取酬润，无所谓报当。”不收酬金，动笔便不受拘束。钱基博不光写碑文不收酬金，写寿文亦不收酬金，钱基博曾有记载：“辛亥之春，袁爽秋太常昶夫人年六十，亡友徐君薇生以谭紫镏之请，属予为文寿之。而以余不受润金，因检紫镏所藏先德谭复堂先生师友存札一巨束相授以为报。”此谭复堂师友存札，后保存在钱锺书夫妇处，杨绛生前捐赠给了国家博物馆，并授权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便是现在流传于世的《复堂师友手札菁华》。钱基博一生写碑文、寿文无数，不收酬金，则少了不少财富，然不受金便可少作谀辞，不必“报当”，此亦显现出一个知识分子的风骨。

（钱基博著《韩愈志》，笔者藏书。）

      钱基博写碑文，除受韩愈影响外，恐亦受近代学人王湘绮之影响，钱基博为王湘绮作墓志云：湘绮弟子杨钧言“湘绮之文，墓志第一。数千年来，传志不分，几为一体。而湘绮崛起，体格判然，峭妙轻灵，难于踪迹。”王湘绮曾作《刚直彭公墓志》，钱基博亦作《记彭刚直公》。此彭公，即晚清四大名臣“曾左李彭”之彭玉麟。以王氏钱氏两文作比，钱文有出蓝之势。湘绮之文，就是一篇骈四俪六的锦绣文章，谋篇布局，未见新意。而子泉之文，笔者认为可列入《古文观止》续编，此文妙不可言，叙钱氏游赣，乘渡轮遇一老叟，髯发雪白，口吐楚音，自言少即随彭公，以功至参将，言彭公治军之事甚悉，但见其口讲指划，须眉奋张，钱氏耳听之，心慑之。言毕，钱氏感而不绝于心，援笔记之。此文不足千字，将彭公治军之严，督察之勤，赏罚之明，见之于一段生动故事之中。通过彭公微服驾舟夜巡，被部下误为敌方，怒遭棍击，一击不中，部下恼怒，便口吐秽言，以国骂辱公。对此，彭公既嘉其有勇，又责其无礼，并施于赏罚，一击则赏三十串钱，一骂则罚三十大板。如是赏罚，令众将士深服之。彭公整军经武之才智，及其容貌行止，跃然纸上。此篇取裁之奇，涉笔之妙，堪称碑传行状之上乘。

      故《记彭刚直公》一文，列为钱基博《碑传合编》开篇之作。除此之外，另有一篇诔文也值得一表，可谓名篇，即钱氏悼其亡母《先母孙宜人述》一文，起首一段便让读者入情入景：“吾母孙宜人既殁十有三日，日昃，谚所云皋复之夕也。其子若妇，奉箕持帚，汎扫宜人之宫，帷幔陈设，莫改其故，而茶铛药炉一一宛若，而母不知其何在也，入室而勿见也。天乎，痛哉！”描绘平实而哀痛，读之让人心戚戚焉。王蕴章亦是辞章名家，其读钱基博悼文，也为之恸然。特致函钱基博说：“《行述》一篇，自是天地间有数文字，我亦鲜民，读之陨涕。”鲜民，语出《诗经-小雅》，鲜，寡也。鲜民，即失恃失怙之孤子。其时，王蕴章亦已慈严不在，故读钱氏悼母之文，感同身受。王蕴章与钱基博是郎舅关系，王蕴章之妹为钱基博之妻，加之有这份戚谊，读来更感深切。晚近诗坛宗伯陈三立，读钱基博所写悼文，亦赞叹不己：“《孙宜人述》《春申君里墓碣》诸篇，家常琐细，一以大雅之笔出之。永叔、熙甫，有此情韵，无此雄奇。可谓前不见古人者矣！”将其文笔喻为欧阳修、归有光，欧之《祭石曼卿文》、归之《先妣事略》，乃历代悼亡文名篇。

（ 钱基博撰写的碑文《吴烈士传》。）

     钱基博撰碑诔之文，除私淑于昌黎、湘绮外，亦受畏庐影响甚多。林畏庐，名纾，字琴南，乃近代古文大师，自称“六百年中，震川外无一人敢当我者”。民初他曾在北京大学主讲古文，专门在课堂上讲过撰写碑铭之文法，举班固《封燕然山铭》、韩愈《郑君弘之墓志》、欧阳修《安陆侯墓铭》为例，于用词之润涩，语句之节律，辨析入微，抉发奥妙。畏庐一生亦写碑铭无数，钱基博尤赞叹其悼母之文：“若《先妣事略》……每于闲漫细琐之处，追叙及母，音吐凄梗，令人不忍卒读。”笔者上引钱基博悼其亡母《先母孙宜人述》起首一段，即出于畏庐悼亡母《先妣事略》最后一段：“鸣呼！宜人之丧至是逾百日矣，不孝纾始及其妇刘氏缚帚，汎扫宜人之宫。帷幔陈设，莫变其故。而茶铛药具一一在目，咸足悲涕。”许多文辞几乎一字未易。两篇悼母文的内容也都是将家常琐事，以典雅之文字、悲哀之心情写出。当然细品两人辞采，则各擅胜场，自有妙旨。而文章之意韵格局，则皆胎息于归震川。自震川悼母文颁世后，数百年来，此类诔文无不奉之以范本。

（图为：.归有光《震川全集》。）

锺书代笔

      钱基博所写碑文中，亦有钱锺书代笔的。据说，钱锺书年少时，写文章不文不白，用词滑俗，曾被父亲责打。钱基博让钱锺书代写碑诔，可能是因为志铭都需以典雅文字写出，想让钱锺书改改文风。杨绛在《记钱锺书与〈围城〉》中说，一九二七年钱锺书考入无锡辅仁中学，锺书便“常为父亲代笔写信，由口授而代写，由代写信而代作文章。锺书考入清华之前，已不复挨打而是父亲得意的儿子了。一次他代父亲为乡下某个大户作了一篇墓志铭。那天午饭时，锺书的姆妈听见他父亲对他母亲称赞那篇文章，快活得按捺不住，立即去通风报信。”钱基博也曾在给友人的信札中不无得意地说：“缪先生诔文，应酬之作，本不足道，然尚不落寻常蹊迳……，系儿子锺书涂鸦付印。此子今年十七，似尚有志于学问。”

      钱基博文集《碑传合编》中亦收录了钱锺书代写的《缪先生诔文》。钱锺书代写的这篇诔文，其主人公缪先生则是大有来头，他是无锡闻人缪斌的父亲。说起缪斌，无锡老一辈的人，可谓无人不知。他的住宅缪公馆如今仍在，南门头上柒号公馆花园酒店就是缪公馆的一部分，我也曾与友人去品尝过几次，菜肴味道挺不错。缪斌在无锡臭名昭著，在抗战中认敌作父，卖国求荣。抗战胜利后，他与陈公博、褚民谊等一众巨奸，羁押于苏州司前街江苏第三监狱，待最高法院作出死刑命令后，缪斌是第一个被处决的大汉奸。但这是后话，钱锺书写“缪先生诔文”，时在1927年，缪斌还是个响当当的人物，他曾在北伐时担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副党代表，作出过贡献，受到蒋介石重用，在国民政府中担任要职。而他的父亲缪建章，即钱锺书所写诔文的主人公，“晚乃皈心佛氏，厥德弥劭，从邑人君子之后，创建普仁慈善会，大恤于四方……”也算是邑中贤达人士。钱锺书除年少时偶尔为父亲代笔写过碑文，此后从未涉笔过这类文章。

      笔者书架上插有《清代人物碑传集》、《民国人物碑传集》（见下图），恐不会再有续编了。如今，世道变了，树碑立传的形态亦大异。视之今日，但凡葬于八宝山者，追悼会的悼词，便是他们的墓志铭。而沦于阶下囚者，法院的判词，恐是他们的行状与铭表。而泛泛如吾辈者，活好当下便是，管他身后之名乎。故此，碑诔这一文体，休也! 仅存者，口碑也!

    # 结语 

       笔者后记：今年12月19日，适逢钱锺书逝世二十周年，写此钱基博一文，亦笔及钱锺书，谨作纪念。

    ( 本文刊于《江南晚报》2018年12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