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温瑞塘河诗词是温州山水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记载了温瑞塘河的演变与发展。以温瑞塘河诗词为中心，考察明清时期温州集会的变迁，总体上呈现出由以诗文书画为工具、交游流动的士人文化雅集，向以生活消费为工具、游逸嬉玩的公众经济市集转变的过程。明清时期温州集会的变迁，揭示了温州文化的发展趋势，对当下温州城市发展亦有启示。
[关键词] 温瑞塘河；诗词；温州；集会；明清时期
温瑞塘河（以下简称塘河）诗词广泛反映塘河的社会变迁，深刻抒发家园情怀和人生志趣，所表现的隐逸的文化主题，构成了温州独有的精神气质。隐逸与山水常常被诗人作家联系起来歌咏，许多山水文学作品与隐逸的内容和情趣密不可分，但这种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在时代变迁和地域发展中呈现出微妙变化。如题咏塘河的诗词从山水景观的讴歌扩展到人文情怀的赞扬，从超凡脱俗转向为关注现实，从个人独乐过渡为全民同乐。塘河诗词在内容、题材和主题上的变动印证了宋代以来温州文化发展“集群创作，聚力创新”的重要特点[1]，也是各种群体在塘河舞台上的真实写照。从现存的塘河诗词看，明清以来的温州呈现出文人多、外地旅温名家多、集会多等现象。夏勇认为，清初诗人集会以回避现实、关注自我为主导思想[2]。目前，学界大都关注文人的休闲雅集，却忽略了另一种“市集”，即以公众为载体，以经济互动交流为特征的大型集会。本文依据塘河诗词及相关史料，深入研究温州集会由私人向公众的演变过程，并基于经济文化要素探讨集会变迁的原因，可明晰经济文化要素与集会变迁的相互作用。
一、明代温州文人雅集
温州文人群体的“成长”轨迹与温瑞塘河的演变过程几近一致，他们扮演塘河疏浚治理和文化建构的关键角色。宋代文人群体的扩大促使温州文化发展呈现出集群创作的特点，这一时期的塘河涌现出许多诗社、诗派、文会。《同徐道晖文渊赵紫芝泛湖》：“相远亦相亲，吟中得几人。扁舟当夏日，胜赏共闲身。山雨曾添碧，湖风不动尘。晚来渔唱起，处处藕花新。”[3]37可见，南宋“永嘉四灵”写景于琐屑，寄情于偏僻。分享是文人集会的情感动机，共同追求的精神结果是“舒性情之正，得象外之趣，酌绳尺之严”。因此，文人集会应情感而生，并在一定条件作用下实现形式创新和主题拓展。如宋代文人集会呈现出园林别业兴建、湖楼宴集兴起等新特点，叶适筑造思远楼，薛嵎筑瓜庐，陈谦则常常在其造物游楼上宴集聚会。然而，文人对这种集群归隐生活却是褒贬不一，或如“非远城中欲避尘，渔村邻里笑言真。自从范子扁舟后，肯着蓑衣有几人。”[3]200。这群文人在寻找自由和解放的理想境界时不免落入现实怪圈，即过着隐逸生活又不愿背负“离经叛道”之名，使宋至明代前期的文人集会处于模糊的概念状态。候一麟《夏日九岳招游浦东别墅分韵》：“扁舟遥指白云扉，檐外青林隔翠微。雨滴薜罗凉人户，风翻荷芰绿侵衣。嘤嘤谷鸟迎人转，片片沙鸥拂席飞。羡尔辋川为地主，欲从歌咏共忘归。”[3]83可见，文人集会仍以游山玩水为主，塘河诗词也未摆脱传统山水文学的范畴。
1.文人雅集概述
文人雅集是明清封建专制主义的文化高压政策摧残、箍制下，江南缙绅和望族士人共同追求的文化生活。当文人将“凝视自身”视作生命主题时，他们便开始寻找“让黑暗发出回声”的人生价值，而文人集会则是彼此走进梦想的一次尝试。明代中后期，温州文人集会渐趋于鼎盛，其数量和规模远盛于前朝，而其形式和内容也大量丰富起来。至此，塘河诗词凸显出与传统山水文学的不同，部分开始反映社会现实。张孚敬作《采莲曲》：“采莲休采菱，菱刺多伤手。留取玉娇纤，为郎纫佩玖。食莲去莲心，心苦难适口。谁知苦心中，能使根茎秀。去年莲始衰，今年花满池。妾貌宜不宜，妾心长自持。” [3]74当明代文人开启对塘河人文景观的吟咏时，他们首先会联系自身以及关系密切的亲朋好友，然后将吟咏对象从塘河风光转向于一个人或一群人，再慢慢深入到与集会有关的器物、戏曲、园林、居室、书画、茶酒等意象，最终文人群体中的“另类”——玩赏家和隐士完成了某种联结。虞原琚曾以写实风格展现了文人集会的欢愉：“双桥乐，罗山图画金碧作。清溪玻璃绕屋角，竹茂松苞宛丘壑。海榕豫章冬不落，夏五繁阴日光薄。车马无尘远城郭，鹃冠鹤氅制宽博。宾朋壶觞日酬酢，园有嘉蔬海有错。散发披襟恣欢谑，林下风清棋一局。亭上月明歌数曲，瑞乡无如双桥乐。”[4]204这类聚会一般由瑞安虞原琚、何白，永嘉王瓒、王叔杲、王光美，乐清侯一麟等温州当地名士招集，主要延请当地文人参加，何白与王光美、柯荣、邵建章共同组建白鹿社。《白鹿社成，同诸子集谢康乐西射堂，酬社长龙君御先生，得行字》：“蹑步西射堂，西岑何峥嵘。宿楚交远风，虚檐困幽清。池草寒未歇，园禽时变声。谢客昔剖竹，登顿穷山行。一麾树艺苑，于焉浣尘缨。断础非故物，方塘犹故名。夫子后来秀，横骛轶群英。芳筵集时彦，雄心托沉冥。搞藻振前烈，酾酒吊山灵。验故无浅寓，悲新缅深情。兹往知为谁，俯仰空怦怦。天地若旦暮，日月无机停。唯有盈尊酒，庶几称达生。”[5]温州晚明诗坛自此称盛。此外，这一时期游历温州的名家人数显著增加，赵时春、王世贞、张佳胤、吴稼竳、吴梦阳、杨文骢等外地名家都曾在温州驻足，并与当地文人交往集会，留下许多歌咏塘河和交往唱和的诗词。王世贞《题画寿王大参七十》：“永嘉城外小缑山，明月长容笙鹤闲。总为旸湖泉石好，未教王子厌人间。”[3]96来自不同地区的文人聚集于塘河，以文为戏，交往唱和，宴请招待，交游诗大量涌现，促进了温州文化在交流融合中进一步发展。创作是一种文化概念，而集群是温州文化发展的时代潮流，女史、歌妓、商人、僧众等来不同阶层的文化群体加入到士人集会中，甚至以平等姿态展开对话交流，有利于打破世俗偏见，超越传统的尊卑礼节，构建某种“失常”社会。
2.文人雅集之成因
明代温州文人雅集的“失常”表征着社会权力和群体结构的变动，并由此导致温州文人雅集的异动，而这种异动标志着文人努力建构新的精神状态。文人机会通常是一种拥有相同境遇的文人凭借勇气不断改变自己困境的做法。当文人们敏感于黑暗现实，隐士会首先联想到自身的痛苦。周行己《浮沚记》：“予视吾生若沤，起灭不常；予视吾身若萍，去留无止。以吾无止之身，而处暂寓之室，聚沫也，尘垢也，蝉蜕也，刍狗也，干吾何有哉！”[6]以此证明每个人都是不可替代的个体。文人的“隐”一定程度上是通过集会等众多方式实现的，以此保持人格的独立和精神的超脱。文人的传统性格决定他们常以文学来捍卫自身品格，但其文学却是不为世俗喜闻乐见的高雅文化。晚明温州文人或隐于医，或隐于画，或隐于旅，或隐于诗，而集会将各自富有个性的生活集中起来，并在诗词、书画、篆刻、戏曲、棋技等高雅艺术和旖旎风光中寻找精神共鸣。文人集会的“雅”是一个宽泛概念，与集会的器物、人物和词条紧密联系，塘河诗词既是雅文化的重要组成，也是雅文化的传播载体，如张佳胤、王世贞、王光美、何白等都曾歌咏王叔杲旸湖别墅及其园林景观。张佳胤《浮碧台》：“高台圆渚傍湖阴，竹树微风到客襟。碧玉周回看不尽，醉来疑是在江心。”[4]97与宋代文人相比，王世贞对园林兴建持不同看法，其《旸湖别墅后记》载：“诸称名山者，得水则雄。诸称名园墅者，得山水则益雄。而园墅之雄尤不可兼得。都会之地，王侯贵人足以号集财力，而苦于山水之不能兼。山而颠，水而涯，肥遁幽贞之士乐栖焉，而苦于财力之不易兼，以是有两相羡而已。”[7]显然，他并不以风雅生活为奢侈，反而对王叔杲的炫富行为加以称赞。可见，无论物质还是精神，都是晚明文人追求的生活内容。文人生活的点点滴滴最终汇聚成不容忽视的亲昵关系，区别于权力角逐者的政党社团，这种人际关系不排斥利益诉求，更侧重于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与个性。正如王光美《吴翁晋过旸湖感旧因痛先大夫有作》言明知己之情：“君去容初绽，重来桃正绯。抚时伤隙景，含泪对春晖。风树鸣清漱，庭柯暗翠微。低徊共尊酒，松月已流晖。”[3]101以情感或个性为基础的文人集会是温州社会进步的一大表现，但集会仍以“穷则独善其身”的人格为中心，仍旧停留在“私人”层面。
二、清代温州平民市集
王叔杲、王世贞、何白等文人用诗词记载了属于他们的塘河，后有李象坤以《旸湖篇》定格了那个年代的辉煌：“兴亡消息皆如此，莫上荒台嗟不已。惟有青山不改青，年年春到弥烟水。看竹今来事已非，徘徊虚馆忍云归？忽忆当年弦管盛，隔林恰有乳莺啼。”[3]127清初温州文人深受晚明遗风的影响，怀有较强的复古情结，并主张修复韵事，其中以曾唯及其依绿园格外突出。《曾镛家理圃吟草序》：“诗者，发于情者也。胸次不同，托兴亦异，古之以诗传者，虽工拙杂陈，大率视此。故情苟不囿乎俗，皆能有以通其意，而自鸣以诗。而说者辄以为诗有别肠，陋矣。”[8]总之，这一时期的塘河诗词继承性灵派诗学风格，多以山水作为吟咏对象，但当社会风俗的变迁触碰到文人的精神底线时，他们便以其性情之作对抗“堕落”。文人们对温州道德之败坏痛心疾首，呼吁加强私德建设，摒弃不合礼法规矩的歪风劣习，并达成共识：“风俗者，人心之酝酿也；人心也，道德之基础也；道德者，治乱之槖籥也。是故，风俗厚则治，风俗偷则乱。”[9]1因而文人们围绕塘河创作了许多温州风俗诗词，尤以龙舟题咏、温州竹枝词最为突出。尽管文人们的创作旨在“力挽衰颓，共崇教治”，但这种具有关怀意义的人格主题却清楚地反映了广大温州平民的生活习惯和精神状态，并深刻揭示了温州文化发展的轨迹和脉络。
1.平民市集概述
历代塘河诗词着墨于塘河自然风光和园林景观，通过一个个人物、器物和词条渲染古典时代文人生活的理想国度，但这却只能揭示少部分人的生活习惯和社会关系。清代乾嘉时期的温州文人注重以风俗展现平民的集会生活。自此，塘河诗词除吟咏旖旎的自然风光和游戏山水的人文情怀外，还着重赞美富有生命力和人情味的日常生活。苏椿《忆江南·东瓯好》：“东瓯好，小住小南门。朝看水关争舴艋，夜游灯市散馄饨。卅载感销魂。”[3]190当然，塘河文明孕育的龙舟竞渡、花灯观赏等“风俗”不仅为温州诗人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也激发了诗人的创作灵感，使得反映岁时节日的风俗诗在乾嘉时期趋于鼎盛。对温州平民而言，岁时节日的意义在于将个人价值和地区整体利益紧密结合，体现在繁盛的集会活动和广泛的社会交流上。石方洛《龙船》描摹出端午竞渡平民集会的“众生相”：“梢头婆，美如玉，婴哥架上莲翘搁。龙太子，白袍服，峨冠长戟威仪肃。大龙华兮草龙朴，摇旗击鼓人赤膊。大龙迟兮草龙速，八桨如飞随浪浴。舟置一偶雕以木，不及争先挞以竹。移时事蒇回村麓，演剧酬之罪自伏。前倨后恭亦太促，游船无数沿堤泊，布篷斜挂回栏筑。士女纷纷艳如萼，荡向河滨资眼福。龙旗一柄船头扑，犒赏随人不嫌薄。”[10]温州平民在岁时节日中围绕关怀意义上的大众和世俗主题，以灯彩、舞蹈、戏剧、音乐、展出等各种集会活动表达喜悦、祝福、欢乐等情感，展现出各种群体以情欲为目标的社会生活。陈拙夫《人间行乐胜天堂》：“人间行乐胜天堂，四处游船集野塘。冰藕雪瓜凉涤暑，珠帘绣幔卷斜阳。管弦响处霓裳舞，环佩声中茉莉香。妆点十分春满载，洵称俗界一仙航。”[3]239正因如此，清朝后期塘河诗词所反映的平民形象不再是士人的附庸或工具，他们拥有独立的意志和集群分享的决心，而塘河诗词也在平民崛起的过程中被赋予新内容。郭钟岳、钱子奇、方鼎锐、戴文俊，他们相互应和，共作《温州竹枝词》《东瓯百咏》《瓯江竹枝词》三部共三百多首，后有石方洛、洪炳文、杨青等分别创作《楠溪竹枝词》《东嘉新竹枝词》《永嘉风俗竹枝词》，生动反映了清末民初温州民风民俗的变迁。竹枝词记载的温州集会超越了节日庆祝，深入到民众的日常生活和人生礼俗中，集会不仅仅以活着的喜悦为主题，亦可见“扫墓匆匆日已夕，画船萧鼓会前溪。亲朋半醉忘归去，一树棠梨杜宇啼叫”[11]520；集会不专属于公众场合，可见“亲邻送礼乐陶陶，总答一双大寿桃。敬使一樽长寿面，笋尖肉片钁中鏖。”[9]35；集会无关大事，亦可见“蕉叶槟榔扇不同，栲纱衫袴制尤工。乘凉桥畔乘凉好，艇子瓜皮趁晚风。”[4]229温州竹枝词的创作，始于宋而盛于清，并在清末民初走向鼎盛，在温州文化发展中具有里程碑意义。这一文化特权回归平民的现象折射出社会发展的重要事实，即温州各种群体在交流中融合，温州在不同地域文化要素影响下进行转型。
2.平民市集之成因
清代温州平民市集的形成有士绅的情感支持、群众的经济参与和社会内外开放因素的渗透与融入，共同加速着社会变革的效率和大型公众集团的建立。晚清塘河诗词诠释了平民和文人虽来自两个不同阶层，但文人已在不知不觉中扮演了“平民”角色。每个人自觉加入集会，并扮演好各自的角色，都有一定目的，即文人以“挽颓风，振薄俗”为己任，而平民对集会生活的依赖或出于生存利益的满足。张棡《哀农民》直诉底层平民的艰辛：“人生祸福本无定，名利所驱皆陷阱。而况末运戾气钟，水旱兵戈灾递乘。饥寒交迫恒心亡，蚩蚩之氓变枭獍。随波逐浪王纲翻，蹊田夺牛夏畦病。百货踊腾生计艰，八口之家粟靡剩。杞人忧天苦无功，纤儿谋国力偏劲。三代直道今无存，千秋良谟谁翼圣。”[12]温州平民对“海潮入城，水溢为患”的塘河灾害更有深刻体悟，他们不再寄希望于文人雅士的疏浚治理，而是以自救态度，有效利用自然资源和积极把握社会条件，使塘河的社会功能不断增强，发展为温州地区重要的商品销售中心。这一时期的塘河诗词包含了对塘河经济集会的赞美。“朝餐盘中鲜鱼添，莫食釜底山薯甜。梭船撑住溪河窄，不贩糖霜贩白盐。冰壶馆里酒初甜，鲜味登盘是白蚶。向晚宿醒犹未解，倩他掺手擘瓯柑。”[11]513“船多纷蚁旋，市早集鱼腥”是清末民初温州平民市集的见证。温州平民市集由平民打造，以商品贩卖为中心，追求利益至上和文娱为本，温州平民市集也伴随塘河便利的交通而不断扩大。《温州柑橘之调查》一文描述道：“柑橘之运输皆由水道，每日有定期轮开往宁波、上海、福州等，交通尚便利。凡运销天津、大连之货，皆先装至上海，然后分装各处。销南洋者，则先运至福州。”[13]由此塘河逐渐成为各地商帮聚集的中心。如旧时在温州五马街参与商业经营的，不仅有本地商贾，还有实力雄厚、善于经营的“客帮”，诸如“闽帮”“赣帮”“广帮”及本省的“兰(溪)帮”“宁(波)帮”“吴(兴)帮”等。方鼎锐《杨妃带》反映了福建人在塘河的经济活动：“玉环巨舶竞分旗，共祝今年海水肥。钓带船归拖自练，词人附会说杨妃。”[14]108最终，这些经济交流也带来了温州风俗与外地文化的互动。杨淡风《花鼓娘》：“清水十分花鼓娘，花腔巧调出凤阳。幞头莫怪风尘色，大相公听早断肠。”[14]380温州平民积极构造的各种经济市集为彼此提供了互助机制，并为规范集会不断提出要求。“温地商业繁盛，人烟会集，金融机关在所必要，然从事于钱业者，实繁有徒，只以范围浅狭，以致信用难孚，固深以为憾也。”可见，平民集会也能催生新事物的产生。
总之，明清时期温州集会呈现出由私人到公众，由高雅到世俗，由文人到平民的演变进程，而历代塘河诗词则协助我们借助集会判定个人价值。明代温州文人相聚于共同的理想信念，执着地以纯粹的文化追求坚守灵魂人格；清代温州平民集会于一致的利益诉求，艰难地以宏大的经济探索来拓宽生存空间，但归根结底是欲望不断膨胀的结果。明清时期文人和平民顺应商品经济发展潮流，保持着淫逸的生活态度和集群的生活方式。集会是个人实现价值的有效场所，关键在于各种群体能否在集体找准位置。明清时期温州文化大概就是在尊重和理解“人”的基础上不断发展、超越创新的。当下，平台民众的集会已成为“常态”，不局限于经济或文化的单一领域，但我们仍需在集会中不断发掘生活的新意义。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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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 2017-07-08
[基金项目] 温州大学与中共温州市瓯海区政府党史研究室合作项目（RH1603006）
[作者简介] 曹瑞冬（1993—），男，江苏南通人，温州大学人文学院硕士研究生.
吴梦柔(1994— )，女，江西抚州人，温州大学人文学院硕士研究生.
[出版刊期] 2017年第3期（2017年9月25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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