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烈
印象中是在1961年之后，我患病从大学休学回故乡温州。本该静养，难以静养。父亲凭一个人的微薄收入扶持八口之家的生活，十分艰难。我与我弟乘健都过早地去谋取职业，获得收入，添补家用。虽是休学，课堂上的学业荒废了，也总得学点什么，不至虚掷光阴。凭借中学时对中国古典戏曲的爱好，仰慕乡贤王季思、董每戡先生在古典戏曲研究领域的卓越成就，我选择中国古典戏曲作为我的学习课题。于是，有空时就去泡在位于沧河巷的温州市图书馆二楼的古籍阅览室里，埋头读书，勤作笔录，闭馆时间到时常是最后一个离去。
当时坐镇古籍阅览室的是图书馆馆长梅冷生先生。他负责借书还书。梅先生很少说话。我也不善言谈。两人除借书还书时的几句礼貌用语外再无其他。寒来暑往。
一天下午，古籍阅览室已到闭馆时间。读者都己离去。室内只有我与梅老两人。梅老先生突然对我说话：“你做学问专一，这很好！不要学我。我绰号'粪挖’，连大便都要挖开看看，什么都看，什么都学，什么都不专，不精。瞿禅(夏承焘)专攻宋人词，成了大家。我一事无成……”其实，这是梅老自谦之语。他博学。我敬仰！梅老接着说：“今后你不用再在阅览室看书了！可以将书借回家去，册数不限，送还时间不限。”一股暖流袭上我的心头。我从梅老那双厚重的高度近视眼镜后看到了一双睿智的眼睛，平时严肃的面容后隐藏着的慈祥的容颜。我捧着沉甸甸的一叠书籍，也捧着梅老对后学期望之诚的沉甸甸的情意离开图书馆。在家读书，有空可读，静夜可读，效益远非从前。
又是几番寒来暑往，我读书正酣，渐入佳境时，迎来了“文化大革命”。“破四旧”熊熊烈火席卷全国，大有将我国的优秀传统文化烧尽灭绝之势。我学的全属“四旧”，顿时心灰意冷，决心与文化绝缘。与其他人来烧，不如“自我革命”。我烧了藏书、文稿与多年积累的资料卡片，将自己的脑袋也烧成一片空白。借一句《红楼梦》中的话：“剩一块白茫茫，大地真干净。”无奈与苦涩伴随我度过了好几个不眠之夜。有几本借自图书馆的《集成曲谱》不敢烧，公家之物不敢私自处理。市图书馆已闭馆，无法送还，只得留在手边。
不记得是哪年哪月哪天，郑西村与唐湜两位先生前往位于翠微山下的王世荷(昆剧表演艺术家王传淞之女)家拍曲(唱昆曲)，路过我家，邀我同往。西村先生看到了几本《集成曲谱》，如获至宝，说他有用，拿走了。
“文革”期间，我在中学教书。原本和睦相处的一拨教师居然分成反目成仇的两派。那年代，学生是爷爷，老师是孙子。这日子过着窝囊。我辞去教师职位去街道小厂任职。丢下“铁饭碗”去端“泥饭碗”。计划经济年代，这些小厂国家不拨原料，产品也不安排销路，得自己解决。我得经常出差，奔走在祖国的天南地北，顺便可去领略名山大川的灵气。登泰山之颠我不曾仰天长啸，赴溆水之滨也未去浅唱低吟。经壮美河山的心灵荡涤，与人相处时的感悟，凭和谐与诚信获取财富，成了我的人生信条。又是几度的寒来暑往，我已过中年。出差在外，深夜静思，就这么为几个金钱去四处奔波么？这有价值么？我陷入思索。
1994年，我回归文化界，进温州市瓯剧团任编剧。次年，市文化局党委任命我为剧团副团长。率团下乡演出、编写剧本成了我的职责。凭着我的剧作多次获奖，七年时间，我从无职称被评上了正高职称——国家一级编剧。我的作品曾获文化部颁予的“文华大奖”“文华新剧目奖”“文华剧作奖”“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中国戏剧家协会颁予的“曹禺剧本奖”与中国戏曲界最高专家奖“中国戏曲学会奖”等奖项。此外，还获“法国戏剧赛纳大奖”。受文化部聘请，去我国西部新疆、青海、甘肃、宁夏“巡讲交流精品工程剧目创编经验”；曾担任“全国重点京剧院(团)评估验收专家”，担任第九届中国艺术节、第八届中国京剧艺术节、第三届全国地方戏优秀剧目展演、第三届中国越剧艺术节等国家级戏剧活动评委。还曾两次担任“国家艺术基金”扶持的“中青年编剧人才培训班”授课老师。我的剧作多半改编自中国古典戏曲，如《张协状元》《小孙屠》《杀狗记》《金印记》《赠书记》《比目鱼》……等。这些戏的改编成功，得益予我年青时在温州市图书馆古籍部的积累，是梅老先生的恩赐。梅老先生，你是我心目中的恩师哪！
梅老先生辞世那年，我正出差在外，回到温州，得知梅老已在数月前离开人间。我不曾登门吊唁，连个花圈也未送，深感内疚。梅老辞世距今已有四十多年，四十多年岁月长河的流淌，未曾泡淡我对梅老的怀念——那双厚重的高度近视眼镜后睿智的眼睛，看似严肃的容颜流露的慈祥的面容常萦我的心间。
2022年1月23日
（原载《温州读书报》2022年第3期，四版，收入《籀园守门人梅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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