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绍铭（1934年—），小说家、翻译家，香港岭南大学荣休教授
夏志清总也不老。
说这话的口吻，自然是从白先勇的小说借来的。说得有点夸张，因为人总会老的。志清先生今年已达八十高龄，步履虽不如从前稳健，思路却敏锐如昔。但最能显出夏志清教授“依然故我”的一面的，毫无疑问是他依然故我的nervous energy（不安分的精力）。
无论什么场合，只要有夏公在，这种energy就会弥漫四周，令人精神抖擞。他说的话总出人意表，因此绝无冷场。
这种energy是夏志清旺盛生命力的投射。人生苦短。要全情投入的不单是文学与艺术，还有他关心的人与事。他说话急如连珠炮，因为节拍一慢，就赶不上自己快如电光火石的思路。
应知说话急不可待，实是一种对人生全情参与、精力丰沛的表现。
夏志清总也“不老”的一面是他对传统和现代中国小说的诠释。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他这么给张爱玲定位：
……张爱玲该是今日中国最优秀最重要的作家。仅以短篇小说而论，她的成就堪与英美现代女文豪如曼斯菲尔德（Katherine Mansfield）、波特（Katherine Anne Portor）、韦尔蒂（Endora Welty）、麦卡勒斯（Carson McCullers）之流相比，有些地方，她恐怕还要高明一筹。
话说得斩钉截铁，一下子把一个曾被目为“鸳鸯蝴蝶”、身世颇受“争议”的上海女作家引进中国现代文学的庙堂。
我记得英国老前辈文评家利维斯(F．R．Leavis)的名著《伟大的传统》(The Great Tradition)是这么开头的：
The great English novelists are Jane Austen，George Eliot，Henry James and Joseph Conrad—to stop for the moment at that comparatively safe point in history.
说话人口吻显得浑身是胆，若不是对自己的见解信心十足，是说不出口的。利维斯说得对，如果怕人批评，那就别在给作家论斤两的紧要关头上伸出头来（never to commit oneself to any critical judgment that makes an impact）。这就不会“祸从口出”。
夏志清论张爱玲的口吻，其有理不让人处与利维斯相似。这不奇怪，夏先生攻读英美文学出身，读书时心仪的大家，利维斯是其中的一位，文学趣味与价值取向受其影响，在所难免。
张爱玲是不是“今日中国最优秀、最重要的作家”，或者，我们可以问，最伟大的英语小说家是不是只限于利维斯所列的四位(简·奥斯丁、乔治·艾略特、亨利·詹姆斯、约瑟夫·康拉德)？
这真的是个“信不信由你”的问题。在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等“新学”兴起前，文学批评基本上是一种“以理服人”的功夫。
夏志清从文学艺术的观点出发，一落笔就肯定张爱玲的成就。跟着，他就把她作品的文字层次和想象空间抽丝剥茧进行分析。他会毫不含糊地告诉你，张爱玲作品的哪些地方够得上一家之言，值得重视。
你看了他罗列的实例，还是觉得张爱玲不外如是，那也不奇怪，“见仁见智”而已。读书本来就应该各自适才量性，勉强不得。亨利·詹姆斯被利维斯抬举，“顽童”马克·吐温就受不了，说这位老兄闷死人了，詹姆斯如在天堂，他宁愿下地狱。
夏志清在耶鲁大学拿到的虽是英国文学博士学位，但日后的career（职业）却是研究中国文学。因为教学和研究需要，他只好“正襟危坐”重读方块字。由于他的科班训练有异于汉学传统，因此他读的不论是线装书或横排的现代文学作品，见解若有与时俗大异者，亦不足为怪。
夏教授时发谔谔之言，不愧为中国文学的“异见分子”。他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对张爱玲另眼相看，已教人“侧目”。但更令“道统派”文史家困扰的是，他评价鲁迅的文字中，一点也看不出对这位“一代宗师”瞻之在前、“仰之弥高”的痕迹。
《中国现代小说史》今天能一版再版，不是因其史料丰富（因参考资料早已过时），而是因为作者的“史见”四十多年后仍不失“英雄本色”。此书既“扬”了一个“小女子”的名声，也“显”了一位“才子学究”的小说家地位。再如，钱鈡书今天在欧美汉学界享有盛名，绝对与受夏志清品评有关。
中国现代小说史上的“英雄”被夏志清重排座次后，出现了不少“异数”。一些向来受“冷落”的作家，自《中国现代小说史》出版后，开始受到欧美学者的重视，如萧红，如路翎。
沈从文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本来就薄有文名，但其作品受到“另眼相看”，成为博士论文和专题研究的对象，也是因为《中国现代小说史》特辟篇幅，对这位“蛮子”“另眼相看”的缘故。
夏志清的《中国古典小说导论》英文原著出版了三十多年，最近才看到中译本。夏教授既为中国文学的“异见分子”，对《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红楼梦》这几部“奇书”当然有他的“另类看法”。
记得我当年捧诵《中国古典小说导论》，看到夏公把唐僧视为crybaby（脓包）时，不禁暗暗叫绝。他把对悟空的“寓言意义”解读为the restless genius（不安分的天才），尤见眼光独到。
殷志鹏以“夏志清的人文世界”为书名，想是为了突出先生文章浓得不可开交的人文主义（humanism）。的确，先生读古人书，怀抱“人者，仁也”的善心，看《水浒传》时，觉得男人对待女人的手段和处置“仇家”的凶残，实在说不上是什么“忠义”行为。假“替天行道”之名，像“同类相食”（cannibalism）这些勾当也可以“合法化”了，如此看来，这本素以“阳刚之气”见称的流行小说，在某些程度上，亦可作为中国传统文化阴暗面的索引来看。
夏志清的话，算不算“离经叛道”？当然是。难得的是他为了坚持己见而甘冒不韪的勇气。他的英文著作，大笔如椽，黑白分明，少见“无不是之处”这类含混过关的滑头话。
他拒绝见风转舵，曲学阿世。也许这正是他两本论中国新旧小说的著作成为经典的原因。
“夏志清总也不老”，靠的就是这种restless（不安分）的文学基因。
有洋朋友因夏教授“快人快语”的作风而戏称他为loose cannon,意为“口无遮拦”。
殷志鹏教授的《夏志清的人文世界》一书，除记录先生的学术贡献外，还收集了不少有关他的逸闻趣事。附录有汤晏《右手与左手猜拳》一文，记唐德刚访夏志清。兹抄一段：
这个故事刚说完，他（唐德刚）又说了一个关于夏志清结婚的笑话。当年夏志清与王洞女士在纽约最大、最豪华的旅馆Plaza Hotel（现已更名）举行婚礼。婚宴中夏志清对这家气派不凡的名旅馆，赞口不绝，兴奋之余，他转过身来对唐德刚说：“下次结婚再到这地来。”
夏公当天口无遮拦地开这个玩笑时，今天的夏夫人王洞女士不知在不在旁。我相信，即使在场，她也不会介意。她若不知夏公性情，又怎会嫁与这位鼎鼎大名的loose cannon？
殷志鹏以夏教授私淑弟子身份，把自己的文章和别人所写的有关资料，收集成书为先生贺八十大寿。
依殷志鹏的说法，夏先生为学做人，有八点特别值得称道。其中之一是：
独来独往，不喜逢迎。人到无求品自高……四十年来，他一直以真才实学，在美国学界争一席之地，从不在洋人面前低头、折腰。这种“国士”风格，足可做我们美国华知(华人知识分子)的榜样。
要知夏先生为学怎样实事求是，不在“洋人”（或“同胞”）面前“低头”，得仔细翻阅他三十多年来为美国学报所写的书评。此事说来也真话长，我倒有一个现成的例子。
1964年春天，我就读的印第安纳大学召开了第二届东西比较文学会议。张爱玲来了。夏志清来了。在康奈尔（Cornell）大学任教的英国汉学家斯科特（A．C．Scott）也来了。
斯科特的《20世纪中国文学与艺术》（Literature and the Arts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薄薄的一本书，刚出版了一年。
我当时是研究生，在酒会负责招待贵宾。夏先生初会斯科特教授时，我在旁。犹记夏公跟斯科特握过手后，劈头第一句就问：How come so many mistakes in your new book？（新作错误百出，怎么搞的？）
我不忍看斯科特的现场反应，借故引退。
夏公说话如此“不留情面”，得罪行家，在所难免。江湖上，剃人头者人亦剃其头。若非“武功”高人一等，早遭“仇家”清算。
但事实证明，夏志清的英文学术著作，并没有为这一二十年来兴起的“新学”所取代。这个摆在我们眼前的事实是：《中国现代小说史》（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自1961年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后，一再修订再版。
《中国古典小说导论》（The Classic Chinese Novel）也一样，1968年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后，已先后由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和康奈尔大学出版社两家不同的出版社再版两次（1980，1996）。
本文以“夏志清传奇”为题。能被目为传奇的人物，其言行、能力、性格总在某些方面异于凡人。观夏公言行，常使我发生错觉，直把他看做活脱脱一个从《世说新语》钻出来的原型角色。
“下次结婚再到这地来”，这绝对是任诞狂狷人物才说得出来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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