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小宇|近代温州留日学生研究（1898-1945）

    晚清民国初期是温州社会变革转型时期，以“五黄三孙”“东瓯三先生”为代表知识分子群体，引领温州（包括处州）社会文化潮流，积极追寻维新、洋务派步伐，使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温州迅速融入社会转型期，办新学、兴实业，倡留学，兴起了继南宋“永嘉学派”之后又一个文化高峰，并形成四大知识群体：一是以孙衣言、孙锵鸣、黄体芳为代表的始创一代；二是以黄绍箕、黄绍第、孙诒让为代表的“官二代”“学二代”及以陈虬、宋恕、陈黻宸为代表“布衣维新思想家”；三是以项骧、林大同等南洋公学学生为代表“新式学生”；四是以虞廷恺、许璇等留日学生为代表的留学生群体。留日学生群体是晚清民初知识群体有机组成部分，研究留日学生可以进一步了解晚清民初知识群体文脉传承、家风继承及在经济社会中作用，有助于提升温州区域文化影响力和自信力。

     温州留学日本始于1898年，永嘉（今龙湾区）的王鸿年是温州第一位留日学生，至1945年为止，共有留日学生512位。按照县（市）分：瑞安（包括今文成）167位；平阳（包括今平阳、苍南、龙港）147位；永嘉（包括今鹿城、瓯海、龙湾、永嘉）106位；乐清86位；泰顺3位；玉环3位。占比分别为：瑞安33%、平阳29%、永嘉21%、乐清16%、泰顺0.5%、玉环0.5%。按照时段分：晚清（1912年之前）287位，民国时期（1912年至1945年）224位。

序号	县名	人数（人）	比例（%）
1	瑞安	167	33
2	平阳	147	29
3	永嘉	106	20
4	乐清	86	17
5	玉环	3	0.5
6	泰顺	3	0.5

    温州留学日本具有四大特点：一是学生群体呈现出明显家族性；二是留学学费以自费为主，官费（公费）为辅；三是留学所学的学科专业大多数是军事、社科类（商科、法政、师范），自然科学（机械、农学、医学）比较少；从学制上看，参加短期培训、专为中国留学开办的学校比较多，就读日本学制的学校比较少；四是留日有二个高峰时段。

    （一）学生群体呈现出明显家族性。留日学习首先要解决留学理念及学费问题，留日毕竟要去国外读书，隔山过水地生人不熟，语言不通，生活、饮食习惯不同，生命是否安全，都是家长要考虑的问题。晚清留日学生基本来源于有一定知识、特别是有一定开化意识的望族家庭，家长有意识地培养子女，在时代变革、新旧知识更新年代，才能有胆量、有意识支持子女留日学习。温州第一批留学日本家族是黄绍箕家族，有黄绍箕的儿子及侄子黄曾锴、黄曾延、黄曾铭，外甥林大闾，还有林大同（林大闾的堂兄弟），林文潜 。黄绍箕是张之洞的幕僚，张之洞提倡留学日本，黄绍箕可能是接受张之洞留学日本理念的第一批人士，张之洞留学日本理念通过黄绍箕影响了温州晚清知识分子群体，这是温州留日学生比较多的主要原因。首先影响是瑞安，瑞安留日学生比较多家族就有：孙氏家族的孙衡、孙任、孙延楷、孙延畛，项氏家族的项沇同、项肩、项骏、项崧（游历员）、项廷骅、项骓，许氏家族的许璇、许燊、许壬、许徵、许铸，林氏家族的林大闾、林大同、林大问、林大勋、林大经、林大囧、林大龄、林大年、林大勋、林镜平。光绪二十九年（1904）秋天，孙诒让在瑞安飞云阁举行茶话会，邀集瑞安普通学堂高材生的家长参加。在茶话会上，孙诒让鼓励学生家长明年多送子弟到日本留学深造。家长陆续向普通学堂报名欲送子弟出洋留学的，有二十余人，1904年底，瑞安已有30多人在日本留学。

    当然，留日统一理念之外，最重要的解决留学学费问题，去日本费用相对当时家庭来说是不少费用。1903年，瑞安普通学堂（今瑞安中学）派遣陈恺、许藩二位教师留学日本一年，拨出地方公费600元，一人一年留学费用300元。1903年，宋恕游学日本半年“东游费201元”。同年，温处道童兆蓉通饬温处十六县，选送学生22人，童兆蓉自己个人捐出2150元，作为留学学生补助，人均100元。据《团体与日常—近代中国留日学生的生活史》一书，汇总了《官报》各省公费金额，一年留日费用是300-400元 。按照1903年时间节点计算，300-400元是何等收入及消费水平？宋恕1902年在求是书院半年“脩金共205元”，1905年，在积善坊女校兼职半年“脩金120元”，求是书院是浙江当时新型“中西文”学校，教师脩金属于高收入，相对于现在高校教授级工资水平，一位留日学生学费相当于宋恕的一年脩金。《张棡日记》载，光绪三十二（1906）年，出售番薯丝伍仟斤得大洋七十元；光绪三十四（1908）年，出售番薯丝四千六百十三斤，得大洋六十元 。温州地区“七山二水一分田”，旱地的粮食---番薯丝是温州主要口粮，按照一人一天一斤半定量计算，一年一人定量为550斤左右，按照5000斤番薯丝售价60元，每人一年口粮费用是6元。留日费用300-400元，相当于50-60人口粮费用，也就是说留日一年费用可以养活50-60人。《两浙史事丛稿》载，道光季年 ，工价分为三等：石工、船工、碓工为一等，工钱120文，木工、土工及夏种秋收忙时的农工为二等，工钱100文，衣工、竹工、棕工及普通农工为三等，工钱70文 。按照700文为一元计算，二等工一年收入（按照300天计算）为30000文，换算为40元左右，一位二等工十年收入才能支持留日学生一年学费。

    （二）留学学费以自费为主，官费（公费）为辅。按照1903年3月《浙江潮》统计，温州共有留日学生24位，官费（包括浙江官费、使馆官费、南洋官费）7人，自费17人，占29%。温州最早留学日本是王鸿年，他在1898年10月以使馆官费留学日本，平阳的游寿宸、陈蔚，瑞安的林调元、黄瓒等四位，1902年3月以南洋官费留学日本，乐清的石铎由杭州府中学堂以浙江省官费选送留学。永嘉的姚广福、项承椿，乐清的钱振埙，平阳的汤国琛、王鋆等五人留学费用是否全部自理、还是有公费补助，有待进一步考证，但同批到同一个学校（弘文学院）进行为期半年培训，疑是某个社会组织（或地方政府）统一组织，具有官费半官费性质，查《浙江潮》这批留学生还有秀水的汪以钟，海宁的陈方铮，在本文统计在自费名单中。自费留学生有8位是瑞安的大户人家子弟，黄曾锴、黄曾延，黄曾铭是黄绍箕的儿子及侄子，林大闾是黄绍箕的外甥；林大同是林大闾的堂兄弟，林文潜是林大闾、林大同的四叔（辈分高，但年纪差不多），孙任是孙锵鸣的儿子，许燊是孙锵鸣家庭老师的许黼宸的儿子。

   《温州近代史》统计了1905至1911年温州留日学生共有64人，其中，官费18人、自费46人，官费占28%，自费占72%。

     1917年浙江省留日同乡会统计，温州共有40位留日学生，其中官费13人、自费27人，官费占33%，自费占67%。

    1929年，《浙江省教育行政周刊》统计，温州共有留日学生36位，其中，官费14人、自费22人，官费占39%，自费占61%。

    温州留日学生中官费占比在30-40%，自费占60-70%，也就是说1/3是官费，2/3是自费。

   （三）留学所学的学科专业大多数是社科类、自然科学比较少。从学制上看，参加短期培训、专为中国留学开办的学校比较多，就读日本学制的学校比较少。据《温州留东同乡会名册》（1909年）统计分析，在255人留日学生中，就读于弘（宏）文、同文、经纬、清华等语言培训类有84人，占比33%；就读于早稻田大学、法政大学、体育会学校等社科类有71人，占比28%；就读于京都大学农学、福冈工业学校等自然科学有31人，占比12%；学习军事、警务有25人，占比10%；就读于日本学制中学有10人，占比4%；学习医药的有3人，占比1.5%。

    按照《浙江留日同乡录》（1923年）统计，剔除14人未注明学校及专业外，对110人分析，就读早稻田大学、明治大学、庆应义塾大学等社科类有42人，占比38%；就读于京都帝国大学、东京高工等自然科学有33人，占比30%；就读于东京高师14人，占比13%；就读医药13人，占比12%；就读于高中8人，占比7%。

   （四）温州留学日本二个高峰时段。温州留日按照时间分为：早期留学时期（1904年之前）、晚清高峰时期（1905—1911年）、民国早中期（1917-1928年）、抗战时期（1937-1945年）。温州早期留学（1904年之前），按照1903年3月《浙江潮》统计，共有留日学生64位。抗战时期（1931年-1945年）15年间，只有28人。

    晚清高峰期（1905—1911年）。1903年10月清廷颁布《奖励游学毕业生章程》，该章程规定对获得各级留日毕业证书的学生给予奖励并任用，分别获得从拔贡、举人、进士、翰林的出身，原有出身者，则视所学程度，给予相当官职。与此同时，对于自备斧资出洋留学者，“自应与官学堂毕业生一律给奖，勿庸加以区别”。温州与全国一样留学日本进入了高峰阶段，据统计，在这时间段6-7年期间，温州留学日本学生共有190多人，这阶段留学生人数占晚清温州留学生总量69%，占温州总人数37%。

    民国时期早期（1917年-1928年）。1911年辛亥革命，大部分留日学生回国参加革命，在日本留日学生急剧减少，1914年开始恢复留学，按照1917年浙江省留日学生同乡会统计，1911年至1916年12月，温州留日学生有24人。1923年统计，累计118人，1928年统计，累计为204人，《日华学会》统计，1928 年度增加16人，从1917年至1928年10年间共有180多人，占民国时期总人数80%，占温州留学日本总人数35%。这二个时段留学人数占温州总人数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