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衣言(1815-1894),字劭闻,号琴西,晚号逊学老人、遁叟,瑞安人,祖籍福建长溪,其先人五代时迁居瑞安集善乡盘谷村(今潘岱街道砚下村),道光三十年(1850)进士,翰林院供职八年;咸丰八年(1858)任安徽安庆府知府(当时省城在安庆),次年辞官归里,乡居四年。同治二年(1863),权庐凤颍兵备道,第二年丁内忧还里守制。不久应浙江巡抚马新贻之聘,主讲杭州紫阳书院,兼浙江官书局总办。七年(1868),赴京候选道员。八年,以两江总督马新贻荐署理江宁布政使。此后,历任江南盐法道、安徽按察使、湖北布政使等职。光绪五年(1879)八月,以太仆寺卿致仕。
回到瑞安家乡的孙衣言时年65岁,因孙家邵屿山房旧居褊隘,难以容纳大批藏书,他于光绪十四年(1888)在瑞安城东(今城关道院前街5号)兴建玉海楼,将平生所得典籍八九万卷从旧居迁藏其中。
玉海楼建筑规模宏大,由多个三合院或四合院组成。按平面布局来看大致分三部分,自东至西分别为玉海藏书楼、颐园和故居。其中藏书楼位于东侧,临护城河,三面环水,前后两进,均五间重楼,左右半坡回廊。今门台上有清礼部侍郎李文田所题“玉海楼书藏”额,门台两侧是郭沫若题联“玉成桃李;海涌波澜”。
玉海楼得名,是因孙衣言父子敬慕南宋学者、礼部尚书王应麟,故取其巨著《玉海》作为楼名,以示藏书“如玉之珍贵,若海之浩瀚”。而“玉海”两字还隐含“水克火”之意,因书的最大祸患是火,孙氏从建藏书楼的设计到防火、防潮措施的周密安排,无不体现中国古代对藏书楼的要求:“藏书之所,宜高楼,宜宽敞之净室,宜高墙别院,与居宅相远。室则宜近池水,引湿就下,潮不入书楼。宜四方开窗通风,兼引朝阳入室。遇东风生虫之候,闭其东窗。窗橱俱宜常开,楼居尤贵高敞。”
玉海楼所藏之书主要来自三个渠道:购取故家遗书,移录阁本及诸家书藏、师友投赠。此外,玉海楼还购有不少新书和报刊,并在楼下辟专室插架。晚清藏书家之能顺应潮流,接受西学,庋藏新籍以为维新图强计者,孙氏堪称翘楚。这些藏书除供自家阅读外,还向外人开放。“天下之宝,我固不欲为一家之储也”。
藏书楼西侧为会客厅颐园,一园一厅布局,厅建于光绪十五年(1889),名为“恰受航”,俗名“船厅”,因“其首及左右胁尾,设横榻以待客,宴坐其内,宛如舟居”。孙氏曾将两晋、南朝古砖上百方存放这里,所以又称“百晋精庐”,后改称“百晋匋斋”。故居则位于颐园西侧,前后三进,由门厅、客厅、正楼构成,排列在同一纵轴线上,左右厢廊作对称布局。院内花木扶疏,池水荡漾。玉海楼整体建筑规模宏大、保存完整,被著名古建筑专家罗哲文教授誉为“国之瑰宝”,1962年列为浙江省文物保护单位,1996年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孙氏诒善祠塾至迟同治十二年(1873)已开馆,并不局限于孙家及姻戚小范围内的学塾。随着孙衣言、孙锵鸣兄弟学术成就和社会声望的提升,这里逐渐成为温州文化学术中心。尤其是光绪五年十月十六日(1879年11月29日),孙衣言从南京回到瑞安开始家居生活,诒善祠塾在他直接主持下得到进一步发展。
诒善祠塾上的门联“务求知古如君举;尤喜能文似水心”,就出自孙衣言手笔。他还增订了诒善祠塾的规章制度,其中一条为:“先看水心别集及梅溪、止斋诸奏议,次看《水心文集》《止斋全集》,次看艮斋《浪语集》《梅溪全集》及周恭叔《浮沚集》。各集中所存吾郡掌故,皆当详览。止斋、水心议论之文,雄视一代,碑志诸作尤能抗衡退之、介甫,自成一家,学者岂宜忽视?予所藏各集本中,皆曾手下圈点,且经详加评注,诸生读时可借取过录也。”
这次增订,不仅把弘扬永嘉学派优秀文化作为祠塾主要任务,且大大扩展了祠塾的学术进修范围。可见祠塾的宗旨,除希望“三五年后,登科第,取仕宦,联翩接踵”外,还要培养真才实学之士。随着诒善学塾愈办愈好,各地英才慕名负笈来学日益众多,十余年间培养了大批人才,学员分布浙南各地。
值得一提的是,祠塾破天荒地设有历算一科。温州近年被称作数学家之乡,人们一般推源于光绪二十一年十月孙诒让、黄绍箕等九人发起创办的瑞安算学书院(后改为学计馆),其实应该推源到光绪元年瑞安诒善祠塾所设的历算科。
总之,诒善祠塾的兴办和发展,是温州教育史上的大事,也是浙江乃至全国教育史上的要事。它是温州旧式书院的顶峰,也是温州近代学堂的前奏。它倡导永嘉旧学的号召是得人心的,它作为晚清温州杰出人才的摇篮是成功的。
鉴于“吾乡文献,二百年来散佚殆尽,无论宋元旧籍百不存一,即前明及国初诸老所著亦大半无传”的现实情况,清同治七年(1868)至光绪八年(1882)间,孙衣言在公务之余广泛征访乡先贤遗著、聚为玉海楼藏书。其中《刘左史文集》《刘给谏文集》《横塘集》《艮斋先生浪语集》《竹轩杂著》《止斋先生文集》《水心先生文集》《水心先生别集》《开禧德安守城录》《蒙川先生遗稿》等十部,为宋刘安节、刘安上、许景衡、薛季宣、林季仲、陈傅良、叶适、王致远、刘黻等九家永嘉学人论著;其余永嘉谷诚《谷艾园文稿》、瑞安孙希旦《孙太史稿》《礼记集解》《尚书顾命解》、瑞安方成珪《集韵考证》等三家五部,为清初中期温州学人代表性著述。
对宋代永嘉学者的诗文集,如周行己《浮沚集》、许景衡《横塘集》、薛季宣《浪语集》、陈傅良《止斋集》、叶适《水心集》《水心别集》等,孙氏父子作了精校细勘。汇刻为《永嘉丛书》十五种二百五十二卷。汇刻过程中,既得到同里孙锵鸣、黄体芳等人的大力协助,同时得到李鸿章、胡凤丹、李春龢诸人的多方支持。《永嘉丛书》是孙衣言充分调动家族、乡里与社会各方资源共同打造的成果。
《永嘉丛书》之外,《瓯海轶闻》是孙衣言编纂的一部温州地方史资料汇编,体大思精、规模空前,问世后受到学术界高度重视。
孙衣言认为,自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后,“一时材能之士因事会以就功名,遽欲任其私智以治天下,其意以为古人之法不可复施于今,顾反沭于奇邪怪诞之术。趋和风靡,举世骚然,未知所届”,于是呼吁“今日之务,以学术为急”,并认定在众多学术中以宋代胡瑷之学最为“切要”,而永嘉学派经制之学,“实于胡氏为一家言”。他以永嘉学术为主,穷搜博采、分门别类,辑成《瓯海轶闻》这部规模宏博的温州地方史资料。
温州在先秦时名瓯,“瓯在海中”,该书资料全部采自历代官书修“正史”与温州方志之外的各类著作,所以取名《瓯海轶闻》。
光绪廿年(1894),孙衣言逝世,其子孙诒让成了玉海楼第二代主人。他研究著述、支持新式教育、广办学堂、提倡实业,是晚清享有盛名的学者和社会活动家,在学术方面成就也非常突出。
孙诒让(1848-1908),字仲容,号籀庼,朴学大师,清同治六年(1867)举人,八应礼部试未中(从二十一岁考到四十七岁),光绪元年(1875)报捐刑部主事,直到逝世前不久,公文上职衔还是“钦派学部二等谘议官、法部主事、总理温处劝学公所”。父亲孙衣言、叔父孙锵鸣都是著名的官僚和学者,因此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其汉学素养早就冠绝当时。而家庭收人“每年农商入项约不过两千余金”,足以让他过着优裕的生活。
甲骨文、金文研究:《契文举例》是我国第一本考释甲骨文的研究著作。金文研究成就较甲骨文更为突出,体现在《古籀拾遗》与《籀庼述林》。
目录学方面的研究成果:被誉为“最著名的地方艺文志”,既为温州文化学术的积累与传承作出宝贵贡献,也为我国目录学作出十分有益拓展。《温州经籍志》三十三卷、外编二卷,辨误一卷,记载了旧温属永、乐、瑞、平、泰、玉六县自唐至清道光间温州人或有关温州的著述。
孙诒让又以见闻所域,搜采未宏,撰作《拟访温州遗书约》,“托同志良友代为搜访,钩沉补遗”。然此后“殚心尽力于经学小学,撰述日新且繁,遂不遑董旧著,稿本辍置,垂卅载”。至民国初年,这些稿本已虫蛀颇重,瓯海关监督冒广生曾函请省都督、民政长拨款刊刻而未果,直至1921年才由浙江图书馆予以刊印,从此被推为“近代汇志一郡地方文献书目之祖”,具有收录完备、义例精审、分类得当、条理分明、内容丰富等特色。于是各地闻风继起编纂地方艺文志,如临海项士元《台州经籍志》、永康胡宗懋《金华经籍志》等。
协助父亲校勘《永嘉丛书》:在该丛书校印过程中,孙诒让作为孙衣言得力助手,承担了大部分具体工作。
此外,孙诒让还撰《温州建置沿革表》,校集、补正《永嘉郡记》,编《温州古甓记》,协助好友王棻编纂光绪《永嘉县志》,帮好友戴咸弼校补《东瓯金石志》(卷一、卷末),大大提升了《东瓯金石志》的学术含量。
温处学务分处的成立,为发展浙南近代教育事业提供了强有力的组织保证,实为浙南教育史上里程碑。在孙诒让的社会活动中,办学成绩最为巨大。
在担任温处学务分处总理两年七个月间(1905年冬到逝世时的1908年6月),对浙南教育经费、教学制度以及各级学校的师资、校址、科目等都作了积极的部署,在处理官吏、绅商和校方之间的纷争,旧董、新董和学董内部的矛盾费尽心力。据哲嗣孙孟晋先生的概括:“籀公在旧中国办地方教育的事实,大致包括小学教育、中学教育、师范教育、女子教育,并旁及职业教育、通俗教育等。初由瑞安一县小试端倪,继在温处十六县施展局面,取得相当的倡导成绩”(《孙籀公与清季温处地方教育》)。
在孙诒让及时有效推动下,温州、丽水建立起各级各类学校222所,出现了办学高潮,是此前八年(1896-1904)总和64所的三倍半。前后相加,合计286所(一说309所)。
晚近兴起的实业救国,孙诒让是身体力行者,他对浙南经济、社会的近代化进程,起着明显的促进作用。
光绪二十三年(1897)春,孙诒让在温州城区集资创办了蚕学馆,兼用中西、新旧之法,教导学员饲蚕种桑事业。第二年,他又与黄绍箕等集资组织瑞安务农支会,合股购地三四十亩,试种湖桑和瓯柑等经济作物。
除提倡农林业,1904年孙诒让还组织了富强矿务公司。他们先以土法开采永嘉孙坑等地的铅矿,后因英籍工程师勘查此地储藏不丰、交通不便,被迫中辍,又派出郭凤诰赴湘鄂等地调查矿务。在水陆交通方面,他也有所涉及。1904年7月,孙诒让等设大新轮船股份公司,租用湖广轮船,以飞云江为起点,行驶沪瑞之间,用以运销柴炭、明矾等土产品。也是在这一年,孙诒让等人邀集城区绅商,创办人力车公司,从上海购入铁皮车数辆,又仿制五十辆,试驶在城厢街头巷尾,这是温州有人力车之开始。
这些实业活动,有的颇有起色,有的虽不同程度亏损,但由于孙诒让大力提倡,开通了温州兴办实业风气,其后内河轮船公司和电灯公司等接踵而起,其带动作用不容低估。
自玉海楼建成至1908年离世,孙诒让的活动多以玉海楼为轴心,这里是他藏书治学著述的主要场所。在寻求富国强民道路的实践过程中,他将永嘉学派经世之学传承发展,以达到“振世敝”和“富强之原,在于兴学”的改良目的,厥功甚伟。
孙孟晋(1893-1983)名延钊,号勖庵,孙诒让之三子,国立北京法政专门学校政治经济科毕业,历任北京政府财政部赋税司科长、盐务署总务处帮办、财政部总务厅会办,温州籀园图书馆馆长,兼浙江省第三特区(永嘉区)征辑乡先哲遗著委员会委员、保管兼整理股股长,浙江省立图书馆馆长,省史料征辑委员会委员,浙江通志馆总纂等职。1950年任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常务委员,后应聘为省文史研究馆馆员,兼省政协文史工作组副组长。民革成员。毕生从事乡邦文献的搜集和整理工作。《浙江图书馆志》有传。所著列入《温州文献丛书》第一、三辑出版。
孙孟晋著作
孙逊学公年谱十卷(1933年)
孙徵君籀廎公年谱八卷(1933年)
孙敬轩先生年谱(1934年,次年刊于《瓯风杂志》)
瑞安五黄先生系年合谱三卷(1936年初稿,1938年后记)
温州藏书家考
温州文献述概
浙江永嘉学派之源流一卷
永嘉学谱一卷
永嘉学艺丛编一卷
宋永嘉学者年表一卷
关于叶适史事新辑
中国读书会文献辑略
中国文献与民族精神
孙籀公与清季温处地方教育
《温州文史资料》创刊号(1985年)
明季温州抗清事纂 见陈光熙编《明清之际温州史料集》(1至99页),收入《温州文献丛书》第二辑
温州人物传稿四卷
宋元学案补遗钞二卷
浙江先哲生卒年表一卷
浙江紫阳书院掌故征存录一卷
温州人物生卒表一卷
清代浙人名号年居事物录
温州历代学人表
玉海楼丛书细目五卷(抄本)
温州经籍志校勘志四卷
中国抄书文献摭览
中国借书文献摭谈
中国图书整理志
浙江书林遗事系年缀录
孟晋旧作文稿
中国出版文献综辑
清代考据家治学成绩记
明清间浙人名号年居事物录
近代浙江书林遗事系年录(新中国成立后改稿)
试谈有关地方史资料的若干问题
晚清西人在华办学经过简记
明至解放前温州地方史编年稿
晚清维新运动中的浙人动态
晚清赴外留学的人事述闻
晚清赴外游历的人事述闻
戊戌前后在浙江出现的若干学馆
浙江文澜阁藏书史话(底稿)
晚清的浙江官书局
清末各种学社在浙江
天一阁藏书史话(底稿)
辛亥前浙江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动态
晚清译学界的鸟瞰(底稿)
晚清学馆的始末简况(底稿)
略谈有关浙江地方文献的问题
晚清学堂始末简况(底稿)
辛亥前留日学生界动态
浙江拒款保路运动的原委(底稿)
辛亥革命时期创见的几种译本
清末东南的几个藏书楼(底稿)
为未来的浙江地方志工作敬献六议
孙敬轩遗文
孙敬轩遗诗
孙籀公传略
温处学务纪略
注:以上为部分文稿篇目,部分已刊,部分未刊,有的未正式脱稿。
1908年孙诒让去世后,玉海楼疏于管理,再加上觊觎楼藏珍秘的不乏其人,于是一部分珍贵书籍渐渐流散出去。为了让先世珍藏得到更好保护,孙孟晋于1915年至1974年间,分别将楼藏珍秘捐献给瑞安县公立图书馆、浙江大学中文研究所、浙江省文管会、温州市文管会、温州图书馆及北京图书馆。
其中浙江大学中文研究所,得到了孙仲容遗著与批校本及善本之精华,图书465部2003册,外加文物38件、拓片202幅,《永嘉丛书》板片2460片,俞曲园手札、孙籀廎手札各一册,孙诒让墨迹二十一件。其中绝大部分是善本,宋本一,元版七,明版155,影宋钞本八,孙衣言手稿一、批校本26,孙诒让稿本4,批校本77,别家稿本3、批校本20种。其中许多种为《玉海楼善本书目》所未载,现浙江大学图书馆作为特藏,见《浙江大学文学院收藏瑞安玉海楼寄存图书文物简目》。在浙江大学入选第一至第六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的175部古籍中,玉海楼旧藏共计50种,占总数近三分之一。
籀园图书馆获赠地方文献与通常本之全数及部分善本。1951年孙孟晋经手捐赠温州图书馆,约22000册。当时温图点收时录有《收存玉海楼书目》上下二册,上册属丛书及经子史部,下册属集部,各著录书名、著者、卷数、册数、版本及刻印时间。计丛书137部,5075册;经部书235部,3562册;史部书439部,7860册;子部书127部,863册,类书10部,603册。共为书948部,17963册。
下册集部收存目今已佚,未明部数册数,如照上记清宣统三年玉海楼所计集部4515册稍加减杀以4000册计算,则当日玉海楼捐赠温馆之书,总数约22000册。其中有明版书及名家批校本近二百种。
1974年秋,孙孟晋先生将其随身带到杭州珍藏多年的先人遗泽及其自著手稿赠予温图,包括孙衣言手修《盘谷孙氏家谱》八卷、《逸老丛谈》手稿一卷,诗文手稿及日记(同治元年七月至二年十二月)各一卷,孙诒让残存的《讽籀余录》手稿及《掸艺宧室检书小志》《论语正义补谊》稿本合一册,孙孟晋所编《经微室遗集》《瑞安五黄先生系年合谱》等手稿多种。
另外,捐赠北京图书馆的还有宋刊本《尹文子》二卷及自编的《先祖考太仆公年谱》十卷、《先徵君籀公年谱》八卷等。两部年谱,因北图未及时编目上架,又未兑现出版的承诺,1983年夏孙孟晋先生委托杭州大学古籍研究所设法取回。
与此同时,孙孟晋还将康有为题联、齐白石绘画、马叙伦手迹等名家字画多件送给故乡图书馆。至此,孙氏玉海楼藏书、文物、字画,可以说已全部归公。
1935年5月,孙孟晋开始担任旧温属联立籀园图书馆(简称籀园图书馆,温州市图书馆前身)馆长。他执掌籀园图书馆的五年半时间,修订章则、促进工作规范化,增加人员、推进馆员专业化,充实经费、谋划事业多元化,以及编目、基建、充实馆藏、推广借阅,图书流动、举办抗战主题系列展览、组织籀园图书馆青年读书会、编印期刊等,被称为温州公共图书馆历史上的“鼎盛时期”。
其中“线装书由三万四五千册增至四万四五千册,平装书由千余册增至六七千册”,来源大都出自海内公私藏家的捐赠。如1937年收受青田刘祝群及金裘氏捐赠图书。募得永嘉潘鉴宗、黄溯初、徐寄庼、周守良,瑞安姚味辛等人购置图书的捐款。收受沪杭各地藏书家捐赠书籍。还征集到本省各县地方志书,如《金华丛书》《四明丛书》《仙居丛书掌故》《武林丛编》《武林往哲遗书》等,卷帙繁复,价值巨大。这些举动奠定了温图古籍馆藏的特色,即地方文献丰富,方志、丛书有一定规模。
在孙孟晋任内,以接收永嘉区征辑乡先哲遗著委员会移交钞刻本书籍,为温图历史上最有深远意义的藏书事件之一。
1935年浙江省第三特区(永嘉区)征辑乡先哲遗著委员会成立,公署专员许蟠云兼任主任,六县政府设立分会,参与者都是地方名流,其目的是征集历代温籍人士所著已刊之印本、未刊之抄本和手稿、墨迹、书版,征书工作历时两年三个月,共抄得乡贤遗著402种1259卷,堪称地方文化史上的壮举。孙孟晋兼委员、保管兼整理股股长,在浙江省图书馆馆刊上发表《玉海楼乡贤遗书目》,又将玉海楼原书四百多种全数移贮专署以供抄录。1937年年底,该会所抄书籍全部移交籀园图书馆。前几年温图古籍普查,共有554册,将收入温州大典影印出版。
玉海楼如同一个文化坐标,将十九、二十世纪之交的温州文化推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而以孙衣言、孙锵鸣、孙诒让等为代表的“三孙五黄”堪称当时温州文化的领军人物。他们上承王开祖、陈傅良、叶适等开创的永嘉学派,后启晚清东瓯务实创新的事功学说。特别是孙诒让,后半生既弘扬传统学术,又秉承教育救国的精神,将经世致用广布于世,并于国家变革之际,身体力行,革故鼎新。瑞安解放后,玉海楼得到人民政府妥善的保护,一度成为瑞安文管会的办公场所,得以把全县大批古籍、字画、文物移入楼中收藏,又把以前流散出去的原玉海楼藏书搜罗收购回来,藏书累计达3万册,其中珍善本约4000册。2013年瑞安博物馆新馆落成,这批藏书被搬迁进新馆。如今玉海楼经全面修复,故居辟为孙诒让纪念馆,玉海楼则成为瑞安文物保护所的所址。
玉海楼三代主人,读书、寻书、藏书、刻书,为推广、重振永嘉之学付出巨大的努力和取得卓著的成果。如今玉海楼依旧,书却被分散在各公共图书馆,对孙氏三代人以及留下的藏珍,我们还能做些什么?提出以下思考以待商榷:
1.资源共享:浙大、省文管会、温图、温博、瑞博五家继续合作。
2.编纂《玉海楼志》:系统总结玉海楼沿革、宗旨、特色、历史贡献与社会反响,记叙三代主人的治学精神与学术成就,更好地给后人借鉴。
3.编辑《孙诒让文选》:作为普及读本,便于社会各界参考。
4.重编《孙衣言集》:浙江文丛本收罗不全,又难免疏忽。
5.重版孙衣言年谱、孙诒让年谱,重编孙孟晋集:两部年谱,已委托温大图书馆陈光熙先生重新整理,最近脱稿,列入温州大典出版计划。孙孟晋集,已取得书面授权书,尚待落实。
6.出好新编的孙诒让年谱、孙诒让研究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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