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张声和著、温州文史馆出品的《南宋温州诗话》由凤凰出版社出版，并被该出版社推上好书榜。该书收入作者多年积累的诗话30篇，以南宋温州诗人和温州知州诗人为主，较全面地反映了永嘉学人诗风与南宋士人诗词中的心态。诗话主要讲述诗人的生平经历、学术承袭以及诗词创作，以诗人的诗词作品为纽带，反映了南宋温州地区的文学特色。以下文字即来自该书作者自序，本篇内容以南宋温州诗人为主，有删减和小标题改动。南宋温州诗人由学者、官员、士子等组成，诗风也是由这些“人物”倡导和践行。温州诗人回归唐诗，创变诗风，抱团写诗，以诗议政，大胆展示情怀，形成了地域性很强的温州诗风，为宋诗新变贡献了力量。南北宋之交是温州永嘉学派发展的萌芽期，此时诗作多为学人之诗，而社会层面的诗词创作并不多见。他们以学问为诗，高格风雅，避熟避俗。“伊洛微言持敬始，永嘉前辈读书多”（孙衣言诗）。叶适《温州新修学记》，说的就是永嘉学派前辈读书做学问的传承之事：昔周恭叔，首闻程吕氏微言，始放新经，黜旧疏，挈其俦伦，退而自求，视千载之已绝，俨然如醉忽醒，梦方觉也。颇益衰歇，而郑景望出，明见天理，神畅气怡，笃信固守，言与行应，而后知今人之心可即于古人之心矣。故永嘉之学，必兢省以御物欲者。周作于前而郑承于后也。薛士隆愤发昭旷，独究体统，兴王远大之制，叔末寡陋之术，不随毁誉，必摭故实，如有用我，疗复之方安在。至陈君举，尤号精密，民病某政，国厌某法，铢称镒数，各到根穴。而后知古人之治可措于今人之治矣。故永嘉之学，必弥纶以通世变者，薛经其始而陈纬其终也。四人邦之哲民也，诸生得无景行哉。夫学不自身始，而曰推之天下可乎？虽曰推之天下，而不足以反其身，可乎？然则妄相融会者，零落而不存，外为驰骤者粗鄙而不近矣。虽然未至于圣人，未有不滞于所先得而以偏受为患者。孔子进参与赐示之道，皆曰吾一以贯之，岂非无本末之辨，而欲合门人同异之趋哉。今观曾子最后之传，终以笾豆有司之事为可略，是则唯而不悟者自若也。子贡平日之愧，终以性与天道为不可得而闻，是则疑而未达者犹在也。且道无贵而苟欲忽其所贱，学无浅而方自病其不能深乎！《温州新修学记》重点记述了永嘉学派周行己、郑伯熊、薛季宣、陈傅良等先贤的学术传承之事。以下对郑伯熊、薛季宣、陈傅良的学术、诗文等作简要阐述。郑伯熊（1124-1181），字景望，学者称敷文先生。郑伯熊的性理之学，是周行己洛学的传承者，遗著有《郑景望集》《郑敷文书说》等。叶适《温州新修学记》中对郑伯熊的评价是：“而郑景望出，明见天理，神畅气怡，笃信固守，言与行应，而后知今人之心可即于古人之心矣。故永嘉之学，必兢省以御物欲者。周作于前，而郑承于后也。”《宋元学案·龙川学案表》注明浙东陈亮为“郑氏门人”。陈亮亦尊称郑伯熊为“吾郑先生”。陈亮在《郑敷文（景望）书说序》中说：“永嘉郑伯熊与其徒读书之余，因为之说，其亦异乎诸儒之说矣。至其胸臆之大，则公之所自知与明目者之所能知，而余则姑与从事乎科举者诵之而已”。
郑伯熊思想具有多元性，解释文献方式，有异于汉唐诸儒，他不纠缠于文献的字面意义，而是把握了经典的微言大义。《次韵陈粹瑞岩之什》是首很有代表性的诗，体现了郑伯熊的治学思想和做诗原则：诗到南昌老更奇，固知流派自江西。滕王阁下秋涛壮，孺子堂前春鸟啼。我似痴蝇思骥尾，君如野鹤趁鸡栖。十年翰墨元犹白，不识微言为指迷。
郑伯熊存诗不多，但气象不凡，诗中有学人形象映照，叶适《致郑景望》称郑伯熊：“爱护元身如宝玉，节宣时序戒螟螽。”郑伯熊《黄岩县楼》，体现了哲人心中的规划之学：飞甍郁峥嵘，万井交错综。俯仰各有则，静以御群动。平时心匠微，斤斧袖不用。少施见其余，规画已惊众。姬公昔营洛，道德作梁栋。东家有余材，凤衰无复梦。帝方议明堂，行矣与君共。
薛季宣（1134-1173），字士隆，号艮斋，学者称艮斋先生，是南宋思想家。叶适在《温州新学记》中用“经”与“纬”比喻薛季宣和陈傅良学术思想在永嘉学派中的作用。叶适说：“薛士隆愤发昭旷，独究体统，兴王远大之制，叔末寡陋之术，不随毁誉，必摭故实，如有用我，疗复之方安在。”浙东学派大学者吕祖谦作《薛季宣墓志铭》，对薛季宣的思想学术作如下评价：公之学既有所授，博揽精思几二十年，百氏群籍，山经地志，断章缺简，研索不遗。过故墟废垅，环步移日以验其迹。参绎融洽，左右逢原。凡疆里、卒乘、封国、行河，久远难分明者，听其讲画，枝叶扶疏，缕贯脉连，于经无不合，于事无不可行。
薛季宣擅诗，《宋诗钞》评论其诗：“其诗质直，少风人潇洒之致。然纵横七言，则卢仝、马异不足多也。”他的《游竹陵善权洞二首》《春愁诗效玉川子》等诗，为历代选家所重。《雨后忆龙翔寺二首》写的是江心屿，忆古明今，以禅意说历史和王事：二峰高峙夹禅扃，长落潮音逐磬声。老僧睡起绝无事，不管波涛四面生。窣堵东西岌两峰，王宫今日梵王宫。潮船八面来勍敌，都入禅师燕坐中。《远景图二首》薛季宣田园诗的代表作：芦花飞雁烟村静，一点青山波万顷。人在孤舟唤不应，儿言客写潇湘景。惨澹平烟波浩渺，隐月余光飞白鸟。依稀一舸是渔舟，独钓寒江天未晓。
薛季宣诗作中有多首历史人物的评述诗，如对荆轲这个历史人物评论不是一味颂扬：妙算尝闻胜五侯，轻生终不是良谋。秦王未许论生劫，毕事还同擦虎头；对唐代诗人刘叉有好评价：汤文不作几经春，叉也贤乎隐泽民。古剑胸中尽磨淬，宁如觉道乐耕莘。《读书三首寄景望春秋》一诗，是写予郑伯熊论春秋的，古风袭来，周礼歌咏犹在：非复东都会，书王春又春。退风飞宋鹢，远狩获西麟。孔志知安在，豳诗难重陈。焚香掩卷坐，歌咏忽臣邻。
薛季宣比陈傅良大三岁，他们同是永嘉学派的重要人物，有师承关系。薛季宣的《止斋和七五兄次渊明止酒诗韵》与陶渊明的止酒诗同韵，每句中都有带止字，是哲人思辩之诗：知止良独艰，吾兄独安止。不止郊园外，只止尘埃里。脩为止至善，孝爱止为子。眷言兄止之，得止以为喜。至止内泓澄，非心止弗起。止静有馀欢，止中得妙理。勿谓止为难，止躬徒正己。止乎吾未见，致知知止矣。兄乎止孰似，兄止无端涘。艮止视兼山，止斯千万祀。陈傅良（1137-1203），字君举，号止斋，瑞安湗村人。乾道八年（1172）进士，官至宝谟阁待制、中书舍人兼集英殿修撰，为南宋一代名臣。着有《止斋文集》《周礼说》《春秋后传》《左氏章指》等作品。陈傅良的《八面锋》是当时在读书人之间流传最广的书，为宋孝宗击节赞叹，御赐书名，诗存588篇。叶适《温州新修学记》中对他如此评价：“至陈君举，尤号精密，民病某政，国厌某法，铢称镒数，各到根穴。而后知古人之治可措于今人之治矣。故永嘉之学，必弥纶以通世变者，薛经其始而陈纬其终也。”《温州府志》对陈傅良的记载陈傅良是薛季宣学术的一脉承继人，陈傅良在《右奉议郎新权发遣常州借紫薛公行状》对薛季宣尊敬备至，对其学问也是崇敬有加：“公自六经之外，历代史、天官地理、农，末至于隐书小说，靡不搜研采获，尤逮于古封建，井田、乡遂、司马之制，务通于今。”陈傅良诗作题材宽广，其学问诗、交友诗、时务诗，都能有很强的历史文史涵义。陈傅良有诗《汪守三以诗来次韵酬之》，呈现了一派繁华的景象，也是南宋温州社会的真实写照：一年春事堕槐宫，却爱清和与政通。乳燕黄鹂相倡和，落花修竹乱青红。羡君有赋非占服，愧我无才可送穷。细与论文一樽酒，它时还忆暮江东。江城如在水晶宫，百粤三吴一苇通。桑女不论裘粹白，橘奴堪当粟陈红。弦歌满市衣冠盛，缿讼无人刀笔穷。多荷弱翁今少霁，更能携客谢岩东。音合桑林律中宫，试听布鼓亦三通。相从璧水浮葱白，一别闽山擘荔红。把钓扁舟将老去，款门多竹未全穷。若为皂盖能忘我，立尽斜阳车不东。陈傅良在仙岩时生活拮据的状况在多首诗中得到反映，《庚子除夜有怀》中有这样长长的叹息：老益自酌共谁歌，叹息其如此夜何。已觉二毛嗔妇问，可堪一饭患儿多。关河满眼风尘在，天地藏身岁月过。事业文章吾所畏，东阳人亦卧岩阿。《次德修仙岩韵》是他在仙岩时著述与交友的写照：我家仙岩人迹稀，客从何来此何时。岷山之阳适海峤，万里欲写心精微。瀑泉自雨一丘壑，有龙蛰不随群飞。病樵弛檐渴猿喜，虽未作霖良已奇。吾闻岷山天与齐，仰止不见如调饥。君登绝顶小天下，此纵有山安足嬉。翩然肯过非所期，此道辽阔车谁脂。愿言税驾毋遄归，为我更赋崧高诗。根据叶适《温州新修学记》，叶适对周、郑、薛、陈四位大家抱景仰之态度，认为他们是“邦之哲民也，诸生得无景行哉”。溯其脉络，前后百多年间，温州的学术人物辈出，成果传播久远。周行己、郑伯熊、薛季宣、陈傅良，这四位人物构成永嘉学派的主体框架，至叶适集永嘉学派大成。“永嘉四灵”的诗风，也受到了永嘉学派的影响。于莺飞草长的温州盛起，在暖风熏陶下的江南蔓延，形成了很强的生命力，以至千年而不衰退。叶适是“永嘉四灵”的力挺者，无微不至地关怀和培育了“永嘉四灵”的诗风。叶适为徐照、徐玑所作的墓志铭，阐明诗学观点，为“永嘉四灵”诗风作了定论。叶适为徐照写的《徐道晖墓志铭》，从魏晋名家到唐人精典，寄妍于物，言简意赅：盖魏晋名家，多发兴高远之言，少验物切近之实。及沈约、谢朓永明体出，士争效之，初犹甚艰，或仅得一偶句，便已名世矣。夫束字十余，五色彰施，而律吕相命，岂易工哉！故善为是者，取成于心，寄妍于物，融会一法，涵受万象。狶苓桔梗，时而为帝，无不按节赴之，君尊臣卑，宾顺主穆，如丸投区、矢破的，此唐人之精也。然厌之者，谓其纤碎而害道，淫肆而乱雅，至于庭设九奏，广袖大舞，而反以浮响疑宫商，布缕缪组绣，则失其所以为诗矣。然则发今人未悟之机，回百年已废之学，使后复言唐诗者自君始，不亦词人墨卿之一快也！惜其不尚以年，不及臻乎开元、元和之盛。他在为徐玑所做的《徐文渊墓志铭》中又言道：初，唐诗废久，君与其友徐照、翁卷、赵师秀议曰：'昔人以浮声切响单字只句计巧拙，盖风骚之至精也。近世乃连篇累牍，汗漫而无禁，岂能名家哉！’四人之语遂极其工，而唐诗由此复行矣。南宋诗坛从江西诗派到“四灵”，是取而代之的嬗递过程。严羽《沧浪诗话》也评定“四灵”：近世赵紫芝、翁灵舒辈，独喜贾岛、姚合之诗，稍稍复就清苦之风；江湖诗人多效其体，一时自谓之唐宗。《习学记言序目》是叶适重要学术观点的集粹，叶适自曹刘至二谢、又从杜甫到王安石再到苏黄进行评诗，以验证“永嘉四灵”的诗风宗于晚唐的优势：五七言律诗：按诗自曹刘至二谢日趋于工，然犹未以联属校巧拙；灵运自夸'池塘生春草’，而无偶句亦不计也。及沈约、谢朓竞为浮声切响，自言'灵均所未睹’，其后浸有声病之拘，前高后下，左律右吕，匀致丽密，哀思宛转，极于唐人而古诗废矣。杜甫强作近体，以功力气势掩夺众作，然当时为律诗者不服，甚或绝口不道。至本朝初年，律诗大坏，王安石、黄庭坚欲兼用二体擅其所长，然终不能庶几唐人；苏氏但谓七言之伟丽者，则失之尤甚，盖不考源流所自来，姑因其已成者貌似求之耳。叶适认为宋代的近体诗整体不如唐代，即使是成就最高的王安石、黄庭坚，也“终不能庶几唐人”。叶适又说：王安石七言绝句，人皆以为特工，此亦后人貌似之论尔。七言绝句，凡唐人所谓工者，今人皆不能到，惟杜甫功力气势之所掩夺，则不复在其绳墨中；若王氏则徒有纤弱而已。而今人绝句，无不祖述王氏，则安能窥唐人之藩墙！况甫之所掩夺者，尚安得至乎！“永嘉四灵”的“苦吟”之诗脍炙人口。赵师秀的《约客》：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这首是闲适诗，是风光诗，也是南方雨季的情景诗。翁卷的《乡村四月》：绿遍山原白满川，子规声里雨如烟。乡村四月闲人少，才了蚕桑又插田。是首田园诗，真切质朴的秀句，让南方人读来亲切，让北方人读了不禁叫美。徐玑的《酒》：凉从荷叶风边起，暖向梅花月裹生。世味总无如此味，深知此味即渊明。徐玑写酒，却写到人间的冷暖，又归于陶渊明的田园世味。徐照的《题江心寺》：两寺今为一，僧多外国人。流来天际水，截断世间尘。鸦宿腥林径，龙归损塔轮。却疑成片石，曾坐谢公身。写出了江心屿的历史、环境、人物和温州对外宗教交流的盛况，是流传千年的纪实诗。时间检验艺术，“永嘉四灵”的“苦吟”与“清瘦”精神流传久远。叶适为“永嘉四灵”举旗开道，不是心血来潮，是有着永嘉学的学术支撑的，是以务实求实的学术知识为基础的。“永嘉四灵”的诗风，与永嘉学派异曲同工，在社会的诗风认可度上得到了鲜明、自觉的反映，是诗风向平民百姓取向上的创新。做诗的人多了，读诗的人多了，也给温州诗坛带来了新气象。将“永嘉学派”学风与“永嘉四灵”的诗风搭挂起来并不牵强，同一个地域，同一个朝代，也是差不多是同一个群体，做出了思想与文化的两大流派，是思想与文化创新的链接。古代做诗是学术研究者的“余事”，在温州这块学术创新与文化繁荣的地方，诞生“永嘉四灵”也是顺势而为的雅事。“永嘉四灵”存诗不多。徐照260首、徐玑164首、赵师秀141首、翁卷138首，四位诗人的总数只有七百余首，每人只有一二百首，若不是他们抱团写诗，很难形成流派。他们在中国诗史上占有较为重要的地位，有赖于他们在文化上的群体意识，将个体优势整合成团体力量，作用与效应也发挥到了极致。这种抱团做诗的现象，在中国古代的文学组合形式中，是非常少见的。我尝试着这种观点：宋代“永嘉学派”抱团做学术，“永嘉四灵”抱团做诗，现代温州人抱团从商，这与温州的地域性特征密切相关的。“永嘉四灵”是群体性的，对外呈现同一面目，即“清瘦”和“苦吟”的风格。四灵之间的诗交与唱酬，体现了抱团做诗的友谊，展现了各人的诗作特色，留下了可考的人文史料。情感诗以徐照为举要，徐照《寄赵紫芝》诗，有“与君远别离”的牵挂：频年游阙下，近口喜言归。及我成行役，与君远别离。梦长忘路远，计拙任人非。杨柳塘何处？要看题壁诗。徐照在《忆赵芝秀》：一别一百日，无书直至今。几回成夜梦，犹自废秋吟。小雪衣犹綌，荒年米似金。知音人亦有，谁若尔知心。徐照在《送徐玑》：直一射寒江上，梅花共别离。不来相送处，愁有独归时。去梦千峰远，为官三岁期。思君难可见，新集见君诗。叶适不仅是“永嘉四灵”的导师，也是温州诗坛的精神领袖，是永嘉四灵抱团写诗的核心人物。瓜庐诗社薛师石在《水心先生惠顾瓜庐》诗中，写出了叶适的形象，葵榴为之发深愧，鸥鹭为他避路，如《庄子.渔父》情景再现：未成三径已荒芜，劳动先生枉棹过。数朵葵榴发深愧，一池鸥鹭避前呵。路通矮屋惟添草，桥压扁舟半没河。再见缁维访渔父，却无渔父听清歌。南宋温州，诗歌占据文坛主流和形成流派是有条件的。其一是近体律诗新行，应举士子、乡间童稚均需学习，一批新人进入诗坛，活跃了创作队伍；其二是温州科举兴起，中举士子成为诗坛主流，带动温州文化层次提升，逐渐将诗歌推向繁荣；其三是温州诗风的演变，以晚唐之清隽诗风取代了江西的生涩诗风，得到南宋中后期主流诗风的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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