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此是旧文,若干年前应胡子华君之约为“大家·见书”写的,但后来“腾讯·大家”关闭,网上已不易搜检,且发表时亦稍有删削之处,兹重发原稿于此。除了《通鉴》之外,此文也谈及我的一点读书经验,或亦不无参考价值。
《资治通鉴》:我的打开方式
(一)
话要说得远一点,交代一下我的非典型阅读。平日上下班坐车(地铁)来回时间较长,逐渐就养成了坐车阅读的习惯。为了减低对眼睛的损害,主要读字体大的书,基本都属古籍,尤其是古诗词类,因为这类书字体大的最多。不过,读纸书只限于有座位时,没座位的话,就得看手机,包括手机阅读了。就买书来说,我是纸书党,电子书只用于备查。但手机确是神器,自有它的好处,就是让我在不方便阅读的场合阅读。照我的经验,手机阅读,最适宜读经典著作。很多纸书,尤其是近人著作,不妨飞速翻检,只看个大概,甚至只翻前言、后记及目录,这样用手机翻页较费事;反而是值得细读的书,尤其是需要逐字读的经典,才更适合用手机来看。谁说手机阅读太零碎,不适合深阅读的?反正对我来说,越是大部头的经典,就越是不容易专门抽出时间来读,就越是适合利用零碎时间来读——也就越是适合用手机来读!读大部头,需要的不是闲暇的假日,而是忙碌的间隙,需要的不是决心,而是恒心。凡是有利于阅读的方式,都应充分利用,不管白猫黑猫,不管桌上车上,只要能读进去,那就是好的打开方式。我用手机看过的经典,没有专门记录,想得起来的约有:《圣经》、《史记》、《通鉴》、《盐铁论》、《水经注》、《大唐西域记》、《读通鉴论》。目前正在读希罗多德的《历史》。具体到《通鉴》,过去一直不敢读,既是觉得它体量太大,也考虑到它并非原始史料。我在古籍方面的功夫,偏重于上古,在上古阶段,《通鉴》作为史料自无甚价值。等到用手机读完《圣经》、《史记》后,发觉此法可行,才下决心“染指”《通鉴》,读此“非三代两汉之书”。用手机读经典有个好处,是多有免费资源,我读《通鉴》亦然。(不过,近期找到希罗多德《历史》的免费电子本,因错字连篇,无法卒读,不得不买了正式电子本,才发觉正本确甚精良。于是有点悔不当初,是不是该花钱买《通鉴》的正规电子本呢?)我读书的习惯,是必作批注。有触发的问题,有用处的材料,所有值得重点关注的地方,都用红笔批注。坐车时读纸书,是先折页,读电子书,则是先用手机备忘录简单记下关键词,回去再浏览纸书一过,在相应处作批注。我就是这么断断续续读完《通鉴》的,批注用的是岳麓书社四卷本。查我的眉批,是从2012年7月开始读的,但没记下什么时候读完。(二)
必定有人问:阅读古文的能力不够,可以读《通鉴》吗?我的回答是:如果读完《通鉴》,阅读古文的能力自然就够了!学习一种语文最有效的办法,是直接跨入这种语文所承载的意义世界。正如熟悉一门学问最好的办法,是直接钻研这门学问范围内的具体问题。(我熟悉繁体字,最主要的途径恐怕是旧诗词,印象特别深的有上海古籍版的《词综》,可能也包括港版《射雕英雄传》的第一册。对书的内容抱有大兴趣,自然就能闯过繁体字的关。我进入旧诗笺注的领域,是由于对陈寅恪的心事感兴味,欲知人论世,始能打破诗意阐释的困境。)没有谁是作好百分百的准备,才去读一本书,才去研究一门学问的。正因我们每个人的能力各有欠缺,知识结构各自有不完备的地方,如此去读同一本书,就必然有不同的视角,发现不同的问题,激发出不同的火花,才成就一个互补的阅读世界和学术世界。当然,《通鉴》难读,自有客观上的因素。文言还只是基本因素,走马灯式的人物及其名号,还有多如牛毛的职官、制度、地理专名,我们都很隔膜,是更重要的因素。如能有专业人士,对《通鉴》每卷分别做个提要,对全书的专名做出简注,在紧要处配上地图,那就比如今方便多了。——可话要说回来,我们现在读《通鉴》,其实已比前人便利多了。不仅可用手机来读,更可用手机随时检索专名之类的疑难,还想怎么样?还指望像读公号文那么容易?而且我觉得,读《通鉴》,不必拘泥,不必追求读懂《通鉴》的全部。可以带着自己的动机去读,可以只着重自己感兴趣的东西,可以忽略自己不感兴趣的东西,可以用自己想得到的办法来读。我向来很喜欢举九方皋相马的例——能找到好马的就是大师,虽则他把马的毛色弄错了。读书亦然,用不着面面俱到,能在我们关注的层面读进去就好。我读《通鉴》,最感凌乱的应是中古时期,五胡十六国之际,族名、人名、官名种种,你方唱罢我登场;但我关注的重点在于人的事迹,于繁杂的专名之类,辄往往效仿陶渊明,“不求甚解”而已。《通鉴》之难读,除了文字、专名因素,我想还有个无形而根本的因素:古人对历史的关注点跟我们不同,对历史的写法也跟我们不同。现代人著史,是站在一个“整体”立场,要概括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状况,要突出重大的历史事件,突出大写的“历史”,人物和事迹只是用以说明这个大写“历史”进程的;而古人著史,却是以人物为本位,最突出的是人物及其言行,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这类问题是融入到人事的叙述之中的,其“历史”可以说总是小写的。《史记》及后来的正史,基本有“书”或“志”的内容,带有从剖面呈现历史的性质,而《通鉴》作为编年体史书,更是只能将剖面的成分纳入到历时性的叙事之中。这意味着,读《通鉴》,难在我们需要调整阅读视角,需要跳出三界外,尝试以古人的视角来看待古人的历史世界。我们首先得学会理解:司马光为什么要记下这些事情,为什么他会觉得这些事情很重要?单就篇幅来说,《通鉴》确很长,是部大书。岳麓书社版字印得小,也有四大册,中华书局版更有二十册。但就它的内涵来说,其实它是一部比外观更要大得多的书,是高度紧凑和浓缩的书。在写此文的过程中,曾翻检《陈登原全集》,恰在《甸南读书记》里见到有一则关于《通鉴》的考论,总结了《通鉴》几项优点,其中很紧要的一项就是“博收约取”。现在我们所见的《通鉴》,是司马光依据助手提供的草稿仔细删改出来的,比如唐代部分先由范祖禹起草,照司马光自述,草稿“共计不减七百卷。更须数年,方可成编。又须细删,所存不过数十卷而已”,南宋李焘也说“当时祖禹所修长编,盖六百余卷。光细删之,只八十卷,今《唐纪》自一百八十五卷至二百六十五卷是也”,仅保留草稿的十分之一多一点!可知《通鉴》已是删而又删、改而又改的结果。所以,我们读的时候要有强烈的意识:司马光留下来的,是他(他们)认为最重要的东西,是非写出来不可的东西!这样,读其书,需要我们不断反省自身的历史观念:什么才是重要的事情?什么才是值得记下来传诸后世的东西?(三)
《通鉴》作为史籍经典,地位尊隆,前人多援与《史记》并列,康有为所谓“良史无如两司马”是也;而清代大儒阮元又将之与《文献通考》并举,称为“二通”,以为由此“庶知千百年来治乱之原、政事之迹,可备他日出为世用”。有关其书的基本知识不难查阅,这里只讲我个人的阅读体会。首先,《通鉴》文字流畅,叙事简练,而范围极广阔,细节极丰盈,以最少的篇幅容纳了最多的内容。其内容虽未必“有用”,未必皆合我们今日的“需要”,但绝对是干货。我们读到的无不是精华。就写作的原始动机来说,《通鉴》名义上是给统治者作借鉴,但原始动机是一回事,写作实践是另一回事;它的实际价值已远远超出了“资治”,客观上是一部以人物为重心的大历史图卷,只是侧重于政治社会方面罢了。其体裁是按年叙事,以大事件为主干,准确度很高;主干之外,附载了大量旁逸斜出的内容,所述的人物未必是什么大人物,所述的事迹也未必是什么大历史,但事迹本身却往往深有意味,足以动人。照今天的话说,《通鉴》实包含了无数“段子”,它所以获得古今共许的史学地位,实在也由于它的内容万象皆备,多姿多彩,可读可鉴。对于不以史学为业的读者来说,《通鉴》的价值或许尤在于这些主干之外的成分。其精彩往往更过于主干,能令人感动,也能令人感慨,能令人发奋,亦能令人发指,对我们理解古代社会,乃至理解现代社会——理解普遍的人性,亦深有帮助。读这些人与事,往往能使人代入到历史世界之中,让你不禁竦然而思:如果换了是你,你会怎么做?你能做得更好吗?若从治史的角度来说,读《通鉴》的好处,是可以直达史料,直奔学术问题。今人著史,凡引用古代史料,实为对史料的重新解释,史料是史料,解释是解释,完全是思维方式的转换;但古人著史,体裁完全不同,引用史料的方式完全不同。即如《通鉴》,性质固然属于“编纂”,不是一手史料(当然《通鉴》所引的史料也未必就是真正的一手史料);但其“编纂”方式是对旧史料汲取和融会,属于“改写”的性质,新文本与旧史料是打成一片的(古代史书的“编纂”多是如此,如《史记》也包含了大量对《尚书》、《左传》的“改写”)。这种体裁虽不合现代学术规范,但也不无优点,即能保存旧史料的“原汁原味”,从遣词造句到具体含义,最大限度地保存了原始信息。借用传统形容拓本的话来说,这是“下真迹一等”的史料。它在严格意义上虽非原始史料,但我们却不妨将它当作原始史料来读——只要我们存有史料意识,在使用时尽可能查对其史源即可。从这个角度来看,《通鉴》包含了无数线索、无数细节,也容纳了无数原始史料的信息。如此,读《通鉴》,我们既是读了一部五代以前的通史,又等于读了一部五代以前的史料精编。透过这一文本,我们就能直接进入古代史的世界,若能自这一文本中发现问题,更能将之作为可靠的史料支点,直接展开进一步的探讨。《通鉴》的好处还有一点:其叙史年代,始于战国三家分晋,可谓“截断众流”,一笔抹去了上古,抹去了“怪力乱神”的历史传说,也抹去了儒家“三代之治”那些理想化的历史叙事。因此,《通鉴》天然地跟现代的历史心智接轨,更符合经历了“疑古”洗礼的历史观,这是相当难得的。别忘了,《史记》有《五帝本纪》,是勉强从“其言不雅驯”的黄帝开始讲的,而《通鉴》连孔圣人都不管,完美地避开了儒家扰乱的历史。读《通鉴》,只要读进去,就是进入了古人的历史世界。而惟其如此,才可能谈得上对古人抱有“了解之同情”,才可能谈得上“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吧。(四)
当然,《通鉴》毕竟是千年之前的史著了。司马光的史观,我们不可能完全接受。《通鉴》胜在史事选择精当,叙述剪裁得体,但他的“臣光曰”,作为议论自然未必妥当,免不了有迂腐的地方。重复一次,《通鉴》的好处就在于无数细节。故在此姑亦列举一些实例,竹头木屑,聊见这部巨著的光彩之一斑。隋炀帝时,洋鬼子想到洛阳东市做生意,炀帝就大搞“面子工程”,“先命整饰店肆,檐宇如一,盛设帷帐,珍货充积,人物华盛,卖菜者亦藉以龙须席。胡客每过酒食店,悉令邀延就坐,醉饱而散,不取其直,绐之曰:'中国丰饶,酒食例不取直。’胡客皆惊叹。其黠者颇觉之,见以缯帛缠树,曰:中国亦有贫者,衣不盖形,何如以此物与之,缠树何为?市人惭不能答。”这种对外国来宾特致关怀的国家行为,我们不是很眼熟吗?唐初有位叫郝处俊的名臣,当唐高宗因多病想让位于武则天时,他极力反对。武则天恨其入骨,但他言行无暇,无以入罪。后来武则天夺了天下,就诬杀其孙郝象贤,“象贤临刑,极口骂太后,发扬宫中隐慝……太后命支解其尸,发其父祖坟,毁棺焚尸。自是终太后之世,法官每刑人,先以木丸塞其口。”武周时代处决死囚“先以木丸塞其口”,自然很容易让我们想到张志新被割破喉咙,不过还比割喉咙文明一点点呢。真是太阳底下无新事,我们总能在古代史中看到现代史。唐后期,文宗受宦官挟制,李训、郑注欲清除宦官势力而功败垂成,宦官遂联合武人对文官大肆屠杀,是为“甘露之变”。舒元舆因参与密谋被杀,也就罢了,但宰相王涯却是无辜被祸,此时《通鉴》就插播了两个“段子”:“王涯有再从弟沐……留长安二岁余,始得一见。涯待之殊落莫。久之,沐因嬖奴以道所欲,涯许以微官。自是日夕造涯之门以俟命。及涯家被收,沐适在其第,与涯俱腰斩。舒元舆有族子守谦,愿而敏,元舆爱之。从元舆者十年,一日忽以非罪怒之,日加谴责,奴婢辈亦薄之。守谦不自安,求归江南,元舆亦不留,守谦悲叹而去。夕至昭应,闻元舆收族,守谦独免。”王涯已经够不走运的了,而王沐连朝廷官员都不算,也随王涯一同被杀,就更不走运了;相反,舒守谦却是因不走运而走了大运,居然全身而退,跟王沐“成了残酷的对照”。从历史本位来说,王沐、舒守谦两人无关大局,本不值一提,相信任何一本历史教科书都不会写到他们——可是,这样的故事,不是很让我们感叹个人在历史中的飘忽命运吗?难道这不也是我们读历史的一个隐秘动机吗?五代时闽国国主惠宗娶了南汉国的清远公主,并遣太监林延遇留驻南汉,“汉主赐以大第,禀赐甚厚,数问以闽事。延遇不对,退,谓人曰:'去闽语闽,去越语越,处人宫禁,可如是乎!’汉主闻而贤之,以为内常侍,使钩校诸司事。延遇闻惠宗遇弑,求归,不许,素服向其国三日哭。”这位林汉遇后来留在南汉,行事阴毒,但此时表现却好,虽在南汉威权之下,却不向南汉透露闽国内情。此可谓忠于所事,按现代标准就是有“职业道德”,故司马光也客观地为他记下一笔。就我个人来说,在读《通鉴》时发现了很多值得深入考掘的问题。我在“腾迅·大家”发表的文史杂稿,就颇有从《通鉴》中首先“悟入”,再系联其他材料而作的。如唐僖宗时,黄巢之乱平定后,军人向僖宗献上被俘的黄巢家属及姬妾,“上御大玄楼受之。宣问姬妾:'汝曹皆勋贵子女,世受国恩,何为从贼?’其居首者对曰:'狂贼凶逆,国家以百万之众,失守宗祧,播迁巴、蜀。今陛下以不能拒贼责一女子,置公卿将帅于何地乎!’上不复问,皆戮之于市。人争与之酒,其余皆悲怖昏醉,居首者独不饮不泣,至于就刑,神色肃然。”此女面驳唐僖宗,令其哑口无言,何等剽悍!这段轶事,亦无关乎历史大局,但我激赏不已,《大唐女子的任性》一文,即肇因于此。唐末时,镇海军节度使钱镠与义胜军节度使董昌争战,“董昌使人觇钱镠兵,有言其强盛者辄怒,斩之;言兵疲食尽,则赏之。”就因董昌喜欢手下报喜不报忧这一段,我起意考辩王小波的《花剌子模信使问题》,写出了《“花剌子模信使”的虚与实》(发表时题为《王小波说的花剌子模信使确有其事吗?》)。有一阵告密问题成了热点,“腾迅·大家”编辑问我能否就中国史上的告密写一篇文字,当时我未有积累,无以应命。过后才想起,《通鉴》里有一条:武则天担心大权旁落,就废了其子中宗李显为庐陵王,“有飞骑十馀人饮于坊曲,一人言:'向知别无勋赏,不若奉庐陵。’一人起,出诣北门告之。座未散,皆捕得,系羽林狱。言者斩,余以知反不告皆绞,告者除五品官。告密之端自此兴矣。”饭局时吐个槽,就被告密处斩,这不就是升级版的毕福剑视频事件吗?唐僖宗时,西川节度使崔安潜用特别的办法治盗贼,“出库钱千五百缗,分置三市,置榜其上曰:'有能告捕一盗,赏钱五百缗。盗不能独为,必有侣。侣者告捕,释其罪,赏同平人。’未几,有捕盗而至者,盗不服,曰:'汝与我同为盗十七年,赃皆平分,汝安能捕我!我与汝同死耳。’安潜曰:'汝既知吾有榜,何不捕彼以来?则彼应死,汝受赏矣。汝既为所失,死复何辞!’立命给捕者钱,使盗视之,然后冎盗于市,并灭其家。于是诸盗与其侣互相疑,无地容足,夜不及旦,散逃出境,境内遂无一人为盗。”这是以现代经济学所谓“囚徒困境”之法处理治安问题的先例。只是我检索了一下,发现已有人据《容斋随笔》先我而指出此意,我又未得更多旁证,就暂时放下了。例子就举到这里。我想已足可说明《通鉴》内涵的丰富性了。(五)
我说的是《制造汉武帝》这本书。因为由网红教授“制造”,又有名牌出版社加持,颇引人瞩目,竟引出了一番“争议”——而我也成了“争议”中一份子。《制造汉武帝》的副题是“由汉武帝晚年政治形象的塑造看《资治通鉴》的历史构建”,其中心结论,是说司马光虚构了汉武帝晚年悔过的史实,进而给司马温公戴上“为达到其政治目的而径随己意构建历史”、“率以己意取舍史料、”“以主观理念肆意取舍史料”一串大帽子。可是,一部《汉书》,《西域传》明明说“上既悔远征伐”、“上乃下诏,深陈既往之悔”、“由是不复出军,而封丞相车千秋为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养民也”,《食货志》也说“武帝末年,悔征伐之事,乃封丞相为富民侯。下诏曰:方今之务,在于力农”,《西域传》又说“下哀痛之诏,岂非仁圣之所悔哉”;还有,刘向的《新序》也有“孝武皇帝后悔之”的话。记录如此多而明确,怎么竟成了司马光“径随己意构建历史”呢?退一步说,就算文献记录未尽准确,那也是班固、刘向的锅,砸司马光的缸未尝不可,但不能让他背这个锅呀!总之,我以为网红教授对《通鉴》的指摘,逻辑既多疏漏,结论更属武断,十足表现出一种现代人的无端骄傲。见到这一攻讦,我既觉惊讶,也感愤懑,故起而驳之,先后写了《制度司马光》、《从〈盐铁论〉看晚年汉武帝》几篇驳论。此数文篇幅皆不长,网上不难搜索,且已收入《洛城论学二集》,这里就不多说了。谈及此事,我想说的是,《通鉴》有什么问题,要通过自己读《通鉴》来判断,而不是做学界名流一偏之见的应声虫。自然,我只读过《通鉴》一次,也不是专业的读法;而且我的身份只是“民科”,只是“报社记者”,不足以为《通鉴》站台。那么,谓予不信,就找几个明星级学者来代言好了。陈寅恪推重《通鉴》,在史学界人尽皆知,自不待言。但对于传统学问颇有点傲气的傅斯年,在其著名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那篇宣言里,也特别称许温公:“司马光作《通鉴》,'遍阅旧史,旁采小说’……能利用无限的史料,考定旧记,凡《通鉴》和所谓正史不同的地方,每多是详细考定的结果。”已故的严耕望被称为“中国史学的朴实楷模”,其《资治通鉴的史料价值》有个正大的说明:“就史学言,当视《通鉴》为一整体论之;若从史料观点言,可依时代先后分为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与隋唐五代三个阶段。战国秦汉时代,所据史料,除正史之处或许不多,故史料价值可能不高(此待进一步认识);魏晋南北朝时代,所采正史以外之史料已很不少;隋唐五代时期,所采正史以外之史料极为丰富;而被采录之原书绝大多数都已失传,仅能在《通鉴》中留其内容之踪迹,故《通鉴》之史料价值乃不得不大为提高。”严氏曾细致比勘《通鉴》史料出处,特别指出其疏误,但仍然承认“《通鉴》史料丰富,考证著墨亦极谨严”。还有陈尚君先生,作为唐诗研究的集大成者,他也特别推重《通鉴》,其《我的神明书架》一文说到:“……其叙事条理清晰,主次分明,人事恩怨,政事得失,每有深入陈述和诛心之论。以后研究深入,特别是与欧阳修比较,更可知他不强调春秋笔法,不讲究正统偏见,努力探索历代兴亡过程和真相的努力。十多年前做《旧五代史》的考证和辑校,把正史、《册府元龟》所存实录与此书作了几乎每天史实的逐条比较,确认其叙事在纷繁文献中取舍之有识,在文献纷歧时遴选和考证的准确精当,以及改写史文时的忠实严肃。”严、陈是严格意义的史料学家,对有唐一代文献的掌握无以伦比,也都细致比对过《通鉴》的史源,其判断足可信任。故我们对《通鉴》的史学价值,完全可以放心。尤其一般读者,本不需要拘束于文献层面,对《通鉴》在史料上的缺点更可以忽略不计。(六)
我只是说《通鉴》可以读,值得读,但我也得说:不是什么人都适宜读(这是当然的);而且,即使是适宜读的人,也不是什么时候都适宜读的。什么时候——什么年纪——读《通鉴》,这是一个问题,非常紧要的问题。我读《通鉴》,自觉收获极大,但我开始读时已四十五岁,可谓“闻道甚晚”。如我早十年、二十年读,会怎么样呢?也许会让我有不一样的触动,不一样的启发,但论具体的收获,我想应该比不上人到中年的时候吧。读一本书,能否读进去,能否收获,收获多少,既取决于书的本身,也取决于读书者的知识背景,知识背景越是丰富,收获自然越大。譬如外出旅游,若未做好功课,对当地人文历史缺乏理解,那就只能水过鸭背,做肤浅的观光客了。说到底,读书经验是很个人的,我之捷径,未必不是你之迷途。因之,是否要读《通鉴》,怎么读,什么时候读,要视乎自己的需要。不要因这是一部名著,是一部好书,就非得去读它。世上的好书多矣,但我以为,没有任何一本书是非读不可的。我最早只买了岳麓书社的简体字本,当时未下决心通读,只是存以备查。后来用手机读《通鉴》时,批注就是批在这个本子上——这是我有点后悔的事,因为稍后我就买了一套《毛泽东圈点资治通鉴》,天头地脚更为疏朗。论《通鉴》的版本,最经典的自是中华书局五十年代的旧标点本(包含胡三省注),出自当时众多史学名家之手。毛泽东曾认真读过此本,并留下不少划线,《毛泽东圈点资治通鉴》就是据毛泽东读过的那套书影印的(今藏中央档案馆);也就是说,其底本就是中华书局原标点本,加上毛的批划,实具双重价值。这实际上是变相的盗版,但实在比原版更好!还有,这套书做成精装十巨册,我在孔网购得,价仅百元,只是快递费要70元(当时中华新印本近500元,六折也要300元)。再后来,我还在网商做活动时买入上海古籍出版社新刊的简体字本(全六册,附《通鉴考异》)。此本由邬国义先生点校,他专于史学史,对《通鉴》及相关问题用力湛深,其点校本自可信任,而且篇幅相对较小,是最经济适用的版本。假如有朝一日重读《通鉴》,我可能会选择这个本子——假如,假如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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