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记的价值，重在文献两字，若不作专门研究，一般人是不大爱读的。孙犁先生倒很例外，他比较喜欢。他的喜欢，最初是因为读鲁迅日记，激发了他对日记的兴趣；还有一个原因，可能与他一直喜欢读史有关，他曾肯定过古人“读经读史，两相结合”的读书经验，毕竟，日记也是一种史料。
孙犁先生读日记，以晚清民国时期人物居多。大部头的有《曾文正公手书日记》《湘绮楼日记》《翁文恭公日记》《缘督庐日记钞》《越缦堂日记补》等，小本子的有《郭天赐手书日记》、都穆《使西日记》、薛福成《出使四国日记》、赵君举《三愿堂日记》、汪悔翁《乙丙日记、袁克文《寒云日记》等。这些日记，大多是由他向各地古旧书店函购而得，当时，购买日记的人是很少的。他还读过一部《胡适的日记》，是后学刘宗武送给他的，见到这部日记，孙犁先生很高兴，“当晚，就把别的功课停了，开始读它。”
对于日记，孙犁先生有个看法。在一篇有关叶昌炽《缘督庐日记钞》的读书记中，他认为：
日记，如果只是给自己看，只是作为家乘，当然就不能饱后人的眼福。如果为了发表，视若著作，也就失去了日记的原来的意义，减低了他的价值。这实在是这一形式本身的一大矛盾。
当代学者谢泳对日记也有相似之论。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法》中，他认为，日记作为一种记录私人生活的文本，其价值具有第一手资料性质，但是，“日记主人生前出版的价值，低于死后出版的日记价值。整理排印的日记价值，低于原版影印的日记。”所不同的是，谢泳针对的是现代作家日记，而孙犁先生，是直指古人。他泛读古人日记，常常看到的便是“减低了的价值”。如读《曾文正公手书日记》，“浏览一过，亦无甚可观”。这与时下重曾之流看法迥异。在《翁文恭公日记》中，他本想作为晚晴帝师的翁同龢，经历了那么多大事，又与那么多重要人物交往，日记中总能看出“时代的、政治的波浪起伏”吧，最后读来，感觉空洞无物，使人遗憾；他评价很高的叶昌炽，其日记读后，“如庚子事变，八国联军进京，他是目击者，所记一般，无可采择，甚为可惜。”
在孙先生看来，日记，最能保持时代风貌、作者交往情况和个人真实情感。然而，读古人日记，每与道违，他分析原因，在于记事者怕招惹是非，引来灾祸。他因此断定，这些“小心寅畏，下笔矜慎”的大部头日记，会被时间淘汰。几十年过去了，现在，愿读那些大部头的人，真的很少。
孙犁先生自谦说，读日记，只是浏览，其实不然。他细读钩稽，阅事识人，总能找出些有用的史料。从曾国藩日记中，他读到了当时灾区人肉价目表，令人心悸，以及天津教案的所记史料，觉得可取，由此亦可看出晚清朝廷的本来面目，不过是“惧洋媚外”，倒行逆施。在赵烈文的《能静居士日记》中，他更详细地了解了曾国荃破南京城时的所作所为，赵氏记录：天京一役，城破之前，所有清军人员，不分文武，都预备筐笼箱箧，准备大发其财；而曾国荃督战城破后，不听良言，竟进房睡觉，致使李秀成差点率队逃脱；在李秀成被俘后，曾国荃为泄私愤，居然向被俘之人刀剜锥刺，等等情状，跃然纸上。赵是曾氏幕僚，晚清难得的有识之士，于所谓同治中兴之时曾预言清朝大厦将倾。他的日记，详实可信，孙先生认为是日记中的佳品，比曾国藩、翁同龢等大人物的更有价值。读赵烈文日记，孙犁先生的感想是很强烈的，他为太平志士扼腕，对曾氏兄弟，则感叹：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
时过境迁，云泥之势异也。如今曾氏兄弟，已然英雄，太平志士，近乎竖子，历史吊诡之处，令人不甚唏嘘。(万康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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