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的变化如果用一个词汇概括，那就是“天变道销”。汉代大思想家董仲舒说：“天不变，道亦不变。”结果，到了晚清，一切都变了：天塌了，道崩了！这种变化与传统的王朝更迭存在根本差异，乃是一种社会结构的转型，涉及方方面面，既包括上层政治格局，又包括底层社会生活。
娱乐方式，就是社会生活变化的一面镜子！
所谓近代化，说白了就是西化，把西方的生活方式移植到中国。这种移植工作，最早开始于通商口岸，后来出现了租界，进程也就明显加快。引领西化潮流的，自然非上海莫属。后来，殖民新秀德国想打造青岛，与上海抗衡，但差距是显而易见的。为什么青岛人至今觉得北京土，扬言赶超上海，根子就在这。
在众多新兴的娱乐方式中，跳舞最初并不流行，因为男女比例过于悬殊，直至20世纪20年代才风靡上海。开始是外国人自己跳，后来一帮喝过洋墨水的中国人跟着学，慢慢也就成了时髦。跳舞的场所，也从私人聚会扩大到专业的舞厅。
提起民国时期的上海舞厅，相信绝大多数人首先想到的，肯定是——百乐门。这个当年享有“远东第一乐府”的娱乐场所，虽然在1951年拉下帷幕，却始终活在人们的回忆里，至今仍在各大电视剧、电影中频繁出镜。
荧屏上的百乐门，永远那么繁花似锦、灯红酒绿。然而，历史真相总是充满残酷。百乐门的发展，其实充满了曲折，甚至长期处于亏损状态而不得不关门停业。
1933年12月14日下午，在万众瞩目下，百乐门举行了隆重的落成典礼。当时，上海最有名的报纸《申报》可谓极尽赞美之词：
“玻璃灯塔，光明十里。花岗岩面，庄严富丽。大理石阶，名贵珍异。钢筋栏杆，灵巧新奇。玻璃地板，神眩目迷。弹簧地板，灵活适意。”
无论是建筑外观，还是室内设计，百乐门硬件的确够硬，堪称引领舞厅时尚潮流。然而，繁荣背后隐藏着惨不忍睹的连续亏损。1935年4月，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曾经出过一份调查报告：“该公司一切设备费用，已超过资本，加之去年夏季停业关系，故目前负债甚巨，大约营业前途尚有希望，不难逐渐弥补债务，或再由各股东增加资本。”没想到，仅仅半年以后，百乐门就用实际行动扇了银行一个大大的耳光：宣布破产！
何以至此？答案是：定位错误。
百乐门从一开始给自己的定位就三个字：高大上，走得是高端路线，面向贵族阶层，所以极尽奢华之能事。可惜，那个年代的上海，能够到百乐门进行消费的人，实在是凤毛麟角，结果必然是负债累累，关门大吉。
同样的生意，由不同的人来做，结果往往天差地别。百乐门倒闭4个月后，国都股份有限公司正式接盘。新老板做的第一件事，是砍掉旅馆部，单纯经营舞厅。第二件事，是重新给百乐门定位，不再走高冷路线，转而拥抱普通大众。所谓高端和普通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是客人自带女伴，后者则是舞厅提供舞女。开幕当天，30位妖艳、妩媚的舞女同时亮相，瞬间引爆全场。
大众化和世俗化路线不仅让百乐门起死回生，而且跻身五大超一流舞厅（仙乐、丽都、大都会、维也纳）之列，稳居王者地位。可惜，它命不好，赶上一个乱世。先是八一三事变爆发，生意一落千丈，甚至一度停业。后来，因为降低门槛，到百乐门消费的人鱼龙混杂，结果变成各方势力角逐的场所，甚至掀起一场腥风血雨。
最著名者，当属1940年2月25日发生的枪杀陈曼丽事件。陈曼丽，是百乐门头牌舞星。没想到，有一天她在众目睽睽下被人连开三枪，血染舞池。类似的事件可谓层出不穷，直接影响到正常的生意。其实，也不只百乐门，其他舞厅也存在类似问题。比如1941年1月25日，6家娱乐场所先后发生炸弹爆炸，造成8人受伤。
关于日据时期的百乐门经营情形，大股东郁克飞说过这样一段话：
“查敌伪盘踞期间，厉政百出，时而因空防实行灯火管制，时而因宵禁限制舞厅营业时间。他如夏季不准开放冷气，冬季不供给水汀，电力屡经挫折，百乐门营业迄遭致命打击。”
这说明，没有良好的环境，再牛气的企业家，也无法开展正常经营。
舞厅的风靡还塑造了一个新兴群体——舞女。那年月，上海出现了很多舞蹈速成班，培养了一批能够陪男人跳舞的女性。这些舞女的素质有高有低，甚至有的干脆就是妓女转换身份而来。不过，像百乐门这样级别的舞厅，一般都会制订十分严格的陪舞制度，只有经过考核并颁发“伴舞证”的舞女才能进入舞池翩翩起舞，目的自然是为了保障双方的利益与安全。
为什么会产生大量舞女呢？有需求呗。就像当年为什么会产生三寸金莲，还不是为了满足男人的变态审美情趣！当然，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挣得多！有篇报纸评论这样写道：“伴舞的报酬已远超演剧的报酬了。”电影演员梁赛珍转行当舞女，就被认为是追求金钱。其实，很多学生、公务员、演员等跨入舞女行列，纯粹出于兴趣，但几乎不被人理解。当时，舞女在社会上的声誉相当不好，很多人把她们与高级妓女等同起来。有个叫《礼拜六》的杂志，干脆直白地说，除了百乐门，其余都是卖淫场所。
大多数舞女之所以进入这个行业，是被生活所迫。《舞女自述》里有这样一段话：
“在这么多的舞女之中，各人有各人的地位，各人有各人的家庭环境……但是其中有一点是可以相信的得过，若不是为了家贫，谁愿意以一个清白的少女之身，去供人搂抱呢？这无非是为生活的皮鞭所驱使，忍痛牺牲而已，同时，你也要知道，除丧尽天良，自甘堕落的舞女，对于供人搂抱的生活，是没有一个不厌恨，希望早日脱离火坑的。”
用“火坑”来形容陪舞这一职业，足以反映时人的真实看法和心态。
舞女队伍壮大得很快，至1947年，已达两万人。对于很多道貌岸然的君子来说，舞女是可耻的，但对于舞女本身来说，陪舞却是她们赖以生存的基础。所以，当1948年蒋介石大搞“新生活运动”，下达“禁舞令”时，数万舞女迅速组织起来抗议，最终取得胜利，这就是著名的“上海舞潮案”。
上海还是新式知识分子的聚居地，所以舞厅里少不了他（她）们的身影。不过，也有很大一部分无法接受这一新事物。下面这两段史料，就很能反映两派态度：
“终日忙忙碌碌。屈背兀坐于办公室内。或则烦闷困守闺中生活之单调。实为乏味。故星期六日。人人皆欲出外消遣。以畅身心。如进电影院。又须久坐二小时。至觉疲乏。故高尚人士多喜挈妻约友。赴大华，玲珑馆逸图，礼查等舞场。既有精美之茶点。又可畅所欲言。常乐声起时。复能共舞。身心怡乐。实正常高尚之交际。”
——琳玲：《茶舞之娱乐》
“东是一块肉，西也是一块肉，这里是一根擦粉的胳臂，那里是一条擦粉的大腿！还有一张一张的血渍似的嘴，一股一股醉醺死人的奇香奇臭。”
——梁实秋：《老憨看跳舞》
有很多知识分子，比如鲁迅，喜欢看电影、喝咖啡，但对跳舞实在提不起兴趣。不过，也有的知识分子，尽管对跳舞不感兴趣，也不会跳舞，但也常在友人的邀请下步入舞厅，比如胡适。
那么，不会跳舞，胡适去舞厅做什么呢？他是这样说的：
“九点与新六到百乐门，主人为陈光甫、刘鸿生、王晓籁，请的客有宋春舫、夏小芳、秦通理、黎锦晖；女客为胡蝶女士、徐来女士（锦晖之妻）、王洁女士（秦夫人）、谈雪卿女士、张蕴芳女士、张素珍女士，我不会跳舞，看他们跳舞。”
祥说：娱乐，不单单是娱乐，它折射出国人对西方文明的态度变化！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