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的变化如果用一个词汇概括,那就是“天变道销”。汉代大思想家董仲舒说:“天不变,道亦不变。”结果,到了晚清,一切都变了:天塌了,道崩了!这种变化与传统的王朝更迭存在根本差异,乃是一种社会结构的转型,涉及方方面面,既包括上层政治格局,又包括底层社会生活。
娱乐方式,就是社会生活变化的一面镜子!
所谓近代化,说白了就是西化,把西方的生活方式移植到中国。这种移植工作,最早开始于通商口岸,后来出现了租界,进程也就明显加快。引领西化潮流的,自然非上海莫属。后来,殖民新秀德国想打造青岛,与上海抗衡,但差距是显而易见的。为什么青岛人至今觉得北京土,扬言赶超上海,根子就在这。
在众多新兴的娱乐方式中,跳舞最初并不流行,因为男女比例过于悬殊,直至20世纪20年代才风靡上海。开始是外国人自己跳,后来一帮喝过洋墨水的中国人跟着学,慢慢也就成了时髦。跳舞的场所,也从私人聚会扩大到专业的舞厅。
提起民国时期的上海舞厅,相信绝大多数人首先想到的,肯定是——百乐门。这个当年享有“远东第一乐府”的娱乐场所,虽然在1951年拉下帷幕,却始终活在人们的回忆里,至今仍在各大电视剧、电影中频繁出镜。
荧屏上的百乐门,永远那么繁花似锦、灯红酒绿。然而,历史真相总是充满残酷。百乐门的发展,其实充满了曲折,甚至长期处于亏损状态而不得不关门停业。
1933年12月14日下午,在万众瞩目下,百乐门举行了隆重的落成典礼。当时,上海最有名的报纸《申报》可谓极尽赞美之词:
“玻璃灯塔,光明十里。花岗岩面,庄严富丽。大理石阶,名贵珍异。钢筋栏杆,灵巧新奇。玻璃地板,神眩目迷。弹簧地板,灵活适意。”
无论是建筑外观,还是室内设计,百乐门硬件的确够硬,堪称引领舞厅时尚潮流。然而,繁荣背后隐藏着惨不忍睹的连续亏损。1935年4月,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曾经出过一份调查报告:“该公司一切设备费用,已超过资本,加之去年夏季停业关系,故目前负债甚巨,大约营业前途尚有希望,不难逐渐弥补债务,或再由各股东增加资本。”没想到,仅仅半年以后,百乐门就用实际行动扇了银行一个大大的耳光:宣布破产!
何以至此?答案是:定位错误。
百乐门从一开始给自己的定位就三个字:高大上,走得是高端路线,面向贵族阶层,所以极尽奢华之能事。可惜,那个年代的上海,能够到百乐门进行消费的人,实在是凤毛麟角,结果必然是负债累累,关门大吉。
同样的生意,由不同的人来做,结果往往天差地别。百乐门倒闭4个月后,国都股份有限公司正式接盘。新老板做的第一件事,是砍掉旅馆部,单纯经营舞厅。第二件事,是重新给百乐门定位,不再走高冷路线,转而拥抱普通大众。所谓高端和普通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是客人自带女伴,后者则是舞厅提供舞女。开幕当天,30位妖艳、妩媚的舞女同时亮相,瞬间引爆全场。
大众化和世俗化路线不仅让百乐门起死回生,而且跻身五大超一流舞厅(仙乐、丽都、大都会、维也纳)之列,稳居王者地位。可惜,它命不好,赶上一个乱世。先是八一三事变爆发,生意一落千丈,甚至一度停业。后来,因为降低门槛,到百乐门消费的人鱼龙混杂,结果变成各方势力角逐的场所,甚至掀起一场腥风血雨。
最著名者,当属1940年2月25日发生的枪杀陈曼丽事件。陈曼丽,是百乐门头牌舞星。没想到,有一天她在众目睽睽下被人连开三枪,血染舞池。类似的事件可谓层出不穷,直接影响到正常的生意。其实,也不只百乐门,其他舞厅也存在类似问题。比如1941年1月25日,6家娱乐场所先后发生炸弹爆炸,造成8人受伤。
关于日据时期的百乐门经营情形,大股东郁克飞说过这样一段话:
“查敌伪盘踞期间,厉政百出,时而因空防实行灯火管制,时而因宵禁限制舞厅营业时间。他如夏季不准开放冷气,冬季不供给水汀,电力屡经挫折,百乐门营业迄遭致命打击。”
这说明,没有良好的环境,再牛气的企业家,也无法开展正常经营。
舞厅的风靡还塑造了一个新兴群体——舞女。那年月,上海出现了很多舞蹈速成班,培养了一批能够陪男人跳舞的女性。这些舞女的素质有高有低,甚至有的干脆就是妓女转换身份而来。不过,像百乐门这样级别的舞厅,一般都会制订十分严格的陪舞制度,只有经过考核并颁发“伴舞证”的舞女才能进入舞池翩翩起舞,目的自然是为了保障双方的利益与安全。
为什么会产生大量舞女呢?有需求呗。就像当年为什么会产生三寸金莲,还不是为了满足男人的变态审美情趣!当然,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挣得多!有篇报纸评论这样写道:“伴舞的报酬已远超演剧的报酬了。”电影演员梁赛珍转行当舞女,就被认为是追求金钱。其实,很多学生、公务员、演员等跨入舞女行列,纯粹出于兴趣,但几乎不被人理解。当时,舞女在社会上的声誉相当不好,很多人把她们与高级妓女等同起来。有个叫《礼拜六》的杂志,干脆直白地说,除了百乐门,其余都是卖淫场所。
大多数舞女之所以进入这个行业,是被生活所迫。《舞女自述》里有这样一段话:
“在这么多的舞女之中,各人有各人的地位,各人有各人的家庭环境……但是其中有一点是可以相信的得过,若不是为了家贫,谁愿意以一个清白的少女之身,去供人搂抱呢?这无非是为生活的皮鞭所驱使,忍痛牺牲而已,同时,你也要知道,除丧尽天良,自甘堕落的舞女,对于供人搂抱的生活,是没有一个不厌恨,希望早日脱离火坑的。”
用“火坑”来形容陪舞这一职业,足以反映时人的真实看法和心态。
舞女队伍壮大得很快,至1947年,已达两万人。对于很多道貌岸然的君子来说,舞女是可耻的,但对于舞女本身来说,陪舞却是她们赖以生存的基础。所以,当1948年蒋介石大搞“新生活运动”,下达“禁舞令”时,数万舞女迅速组织起来抗议,最终取得胜利,这就是著名的“上海舞潮案”。
上海还是新式知识分子的聚居地,所以舞厅里少不了他(她)们的身影。不过,也有很大一部分无法接受这一新事物。下面这两段史料,就很能反映两派态度:
“终日忙忙碌碌。屈背兀坐于办公室内。或则烦闷困守闺中生活之单调。实为乏味。故星期六日。人人皆欲出外消遣。以畅身心。如进电影院。又须久坐二小时。至觉疲乏。故高尚人士多喜挈妻约友。赴大华,玲珑馆逸图,礼查等舞场。既有精美之茶点。又可畅所欲言。常乐声起时。复能共舞。身心怡乐。实正常高尚之交际。”
——琳玲:《茶舞之娱乐》
“东是一块肉,西也是一块肉,这里是一根擦粉的胳臂,那里是一条擦粉的大腿!还有一张一张的血渍似的嘴,一股一股醉醺死人的奇香奇臭。”
——梁实秋:《老憨看跳舞》
有很多知识分子,比如鲁迅,喜欢看电影、喝咖啡,但对跳舞实在提不起兴趣。不过,也有的知识分子,尽管对跳舞不感兴趣,也不会跳舞,但也常在友人的邀请下步入舞厅,比如胡适。
那么,不会跳舞,胡适去舞厅做什么呢?他是这样说的:
“九点与新六到百乐门,主人为陈光甫、刘鸿生、王晓籁,请的客有宋春舫、夏小芳、秦通理、黎锦晖;女客为胡蝶女士、徐来女士(锦晖之妻)、王洁女士(秦夫人)、谈雪卿女士、张蕴芳女士、张素珍女士,我不会跳舞,看他们跳舞。”
祥说:娱乐,不单单是娱乐,它折射出国人对西方文明的态度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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