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澜壮阔的中医发展史

医疗，在人类统治地球之前就有了，如有些动物的自体疗伤本能。中美洲有一种阿拉伯胶浆树，树皮内流淌着一种树脂，当有些鹿或其它大的动物被印第安人的箭射伤后，这种动物能本能地找到那棵树，跑到树下，咬破树皮，并把创口对准树，让树脂流到创口上而进行自我救助。

北京猿人和山顶洞人时代就已经开始使用火和石头。用火是具有医疗能力的象征。石器时代是重要的、漫长的时代，比现在我们的文明社会还要漫长。用石头（即砭石）治病是有记载的。而且也已经有出土的砭石了。六十年代在内蒙发现了石器时代的砭石。砭石后演变成针刺。

神农尝百草不是传说，而是延续下来的口传历史。神农尝百草是通过在寻找食物的过程中发现有一些农作物，有一些草，具有治疗的功效，这样就开始有了药。

中医学，是中国的最传统、最古老的医学，它的发展，与中国传统文化倡导宝命全形以贵生的系统思维方式、哲学思想等关系甚为密切。

　

战国至秦汉时期，《黄帝内经》、《难经》、《神农本草经》和《伤寒杂病论》四部经典著作奠定了中医的理论基础。战国时期，我国由于经济文化的发展，社会分工的扩大化，使各行各业日趋专业化，这也给医学的发展创造了条件。除此之外，这一时期的“诸子蜂起，百家争鸣”对中医学影响很大，他们之中，儒家、道家、阴阳家对医学的影响尤为突出。

到了汉代，由于疾病的流行，一些进步的医家在自己临床实践中，吸取了当时流行的朴素唯物论和辩证法，在药物学进步和对疾病进一步观察的基础上，形成了系统的临床医学思想，其重要标志就是张仲景《伤寒杂病论》的问世，这一巨著以六经论伤寒，以脏腑论杂病，形成了根据病变阴阳、虚实、寒热、表里来处方，奠定了临床治疗学的基础。

从魏晋南北朝（公元220～589年）至隋唐五代（公元581～960年），脉诊取得了突出的成就。晋代名医王叔和所著的《脉经》归纳了24种脉象。该书不仅对中国医学有很大影响，而且还传到了国外。这一时期的中医学各科的专科化已趋向成熟。

宋金元时期，中医学理论的进一步深化。宋代，统治者对中医教育比较重视，专门设立了“太医局”，作为培养中医人才的最高机构。公元1057年，宋政府专设“校正医书局”，有计划地对历代重要医籍进行了搜集、整理、考证和校勘，历时十余年，约在1068～1077年陆续进行。目前，我们所见的《素问》、《伤寒论》、《金匮要略》、《针灸甲乙经》、《诸病源候论》、《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和《外台秘要》等，都是经过此次校订、刊行后流传下来的。

　　

到了金元时代，中医学上已经出现了很多各具特色的医学流派。其最具代表性的有四大家，分别是：刘完素（公元1120～1200），认为伤寒（泛指发热性疾病）的各处症状多与“火热”有关，因而在治疗上多用寒凉药物，被后世称之为“寒凉派”；张从正（约公元1156～1228），认为病由外邪侵入人体所生，一经致病，就应祛邪，故治疗多用汗、吐、下三法以攻邪，被后世称之为“攻下派”；李东垣（公元1180～1251），提出“内伤脾胃，百病由生”，治疗时重在温补脾胃，因脾在五行学说中属“土”故被后世称之为“补土派”，朱震享（公元1281～1358），认为人体“阳常有余，阴常不足”（即认为人体常常阳气过盛，阴气不足），治疗疾病应以养阴降火为主，被后世称之为“养阴派”。

中医学理论的基本完善（明清时期）。明清时期，张介宾和赵献可提出了“命门学说”，李中梓也明确的提出了“肾为先天本，脾为后天本”的论断，至今它们仍有效地指导中医临床。明清时期形成的温病学派，发展、补充了中医基础理论。主要有：明朝吴又可创“疠气”学说，解释温病病因，发展了中医病因学；清?叶天士创“卫气营血”辨证体系，吴鞠通创“三焦”辨证体系，用于温病临床疗效卓著，充实、丰富、发展了中医辨证论治诊疗体系，使温病学派日趋发展，逐渐成为在病因、病机、辨证论治等方面都自成体系的一门学说。

中医是我国优秀的民族文化遗产，是我国的国粹，它记录着中国人民几千年来同疾病作斗争的丰富经验和理论知识，取得的成就令世人瞩目，地位几乎不亚于古代四大发明。现如今，在西医横行霸道民众叫苦连连的形势下，中医已再次被国人所重视。因为它能够使人类这个生物体的每项功能都得到最精准的评估，并且在这个前提下从根本上被调整最终达到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