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人成熟的文明形态是一种城邦政治，成熟的城邦基本上都是民主制的。这里我们需要一些常识性的知识，也就是西方政治学划分统治形态通常有三种类型，分别是：君主制，就是由一个人来统治的政治形态；贵族制，由几个人、少数人进行统治；民主制，由大多数人来进行统治的。这是三种最为正常的形态，都是希腊人可以接受的政治形态，简单来说可以称之为“好”的政治形态，除此之外还有三种变体，也就是不那么“好”的，或者说退化的政治形态，也是由一个君主统治，但是是不好的君主来进行统治的叫僭主制；由不好的贵族来进行统治的叫寡头制；由不好的人民来进行统治的叫暴民制。所以加上前面的三种实际上在希腊的城邦里面有六种政治形态，这六种政治形态实际上都是很常见的，但大多数时候希腊人认为民主制是最好的，但是我们要知道希腊人的民主制与今天美国的民主制是非常不同的概念。美国这种通过大选进行的民主制并不是典型的民主制，或者说实际上美国的政治形态是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的结合。因为选举的理念就是我们从所有人当中选出我们认为最好的人来进行统治，这是现代民主选举的初衷，如果在希腊人来看美国的民主实际上不折不扣的贵族制，贵族制通过希腊文的直译实际上的意思是好人统治，也就是说我们选出几个能力比其他人强的人，或者说最好的人来统治。民主制则是非常绝对的，不能认为我们之间有能力的差别，在真正的意义上所有人都来进行统治，这才是真正的民主制。但是这完全不可能实现，不可能所有人共同统治，所以能有一种方式来代表所有人进行统治，那么这种方式就不可能通过选举，而是通过抓阄和抽签，或者就是轮流制。总之，让所有人都有机会进行统治，不能因为某个人的能力弱就排除出去，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民主制。 所以在民主制的城邦会存在一种所谓的“陶片放逐法”或者“贝壳放逐法”，因为那个时候是用陶片或者贝壳来作为选票的，这个“放逐法”是指，如果我们发现城邦当中有这么一个人，他的能力、经济水平或者德行都远远的超越这个城邦中其他所有人，那么大家就会做一个决定，投票决定是不是要把他放逐掉，这也就是“陶片放逐制”。这么做的原因，是因为这么一个伟大的人出现在城邦里，会威胁到民主制。这对我们来说是很难理解的，但是对于希腊人而言真正的民主制是要这样的。我们知道在罗马共和国后期，凯撒作为一个伟大的英雄是罗马各种的德行的一个集中体现，但是民主派就一定要把它杀掉，杀他的目的与“陶片放逐法”的意义是一样的，也就是要把最伟大的人杀掉，才能维护真正民主制。 美国在刚刚摆脱英国的统治的时候，有一部分人是联邦党人，主张十三块殖民地合并成一个合众国，还有一批人是反联邦党人，坚决反对把十三块殖民地合并成一个国家，这是因为他们认为大国无法实现古典意义上的民主，所以美国的民主是在民主历史上的一个创举，或者说是名不副实的，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民主。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种通过抽签或者抓阄，轮流坐庄方式实行的民主其实有一个前提，也就是城邦不能太大，人不能太多，对我们而言也就相当于比较大的一个村子，最多几万人就非常大了，一般的城邦也就几千人，基本上每个人都认识生活在这里的所有人，这种民主制才能够真正的实行。 那么这就造成了一个我们可以想象到的天然缺陷，这种缺陷也回答了为什么希腊的各个城邦没有得到统一的原因，各个城邦都各自为政，因为希腊人认为这才是文明人的生活。而像周围的大帝国，比如说埃及、波斯等等，因为实行的是君主制，所有人像奴隶对待主人一样对待自己的君主，希腊人认为那是野蛮人的生活。于是这种城邦制度就有了一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军事力量不可能特别的强，一旦有大规模的外族入侵，就有很大的可能抵挡不住。 在城邦当中，大家推崇的是德性，我们用中文的“德”字来意译这样一个词，实际上还是略有差别的，哪怕英文的“virtue”这个词，也有力量、能量的意思，其本意是卓越。勇敢、智慧、正义和节制最希腊人重视的四种德性。但这其中有一个基本的模板，也就是军事上的力量和能力，与其对应的就是奥林匹亚运动会上的运动员，对他们力量的推崇，也体现着对军事能力的一个推崇，所以希腊人的大的英雄都是军事能力非常强的。在政治上可以通过议事来实现民主制，然而，在军事的问题上，是没有办法完全实现民主制的，在紧急状态之下，只有找到力量最强的，最勇猛果决的英雄才能胜任，抵抗外族的入侵。 所以希腊人的最高的理想人格就是《荷马史诗》中的阿喀琉斯。在《伊利亚特》中有两个伟大的英雄，一个是特洛伊人的军事领袖赫克托耳，一个是希腊人的军事领袖阿喀琉斯。两个人都是非常伟大的英雄，但两者是存在区别的，赫克托耳的形象作为中国人是比较容易接受的，非常的忠实于他的父亲，忠实于他的城邦，在家庭生活的各个方面的表现都是非常好。而阿喀琉斯则不一样，他动不动就生气，与希腊人的真正统帅阿伽门农之间其实有很多很多的冲突，为了女人，为了抢到的女奴隶，跟阿伽门农生气，甚至会贻误战机。就两个人的形象塑造来看，中国人肯定会更喜欢赫克托耳，但是希腊人看来最典型英雄是阿喀琉斯，不是一个以家国为己任的人，而是一个非常任性的，非常我行我素的，但是力量最强的人，所以最后阿喀琉斯战胜了赫克托耳，而且还羞辱了赫克托耳的尸体。 在希腊人的生活中总有一种用通常的理论、道德或者伦理不太能够解释的现象。他们最为伟大的英雄，往往是与他们的家庭、城邦和伦理不那么协调的，但是能够超越于尘世生活，高高在上，像神一样的这样一个典范。 再比如，在罗马建成的时候，罗马的建立者罗慕路斯，其实也是有很多恶行的这么一个人，首先他和他的双胞胎兄弟雷穆斯建成罗马城之后，就把自己的双胞胎兄弟杀掉了。还有一个著名的故事，罗马刚刚建成之后，罗马的公民起初都是男人，女人非常少，繁衍很成问题，他向别的城邦请求支援，但是别的城邦都不同意，在这个情况下，他就想了个主意，开了个运动会，参加运动会的大部分都是男人，但是看运动会的人往往都是女人，因为参加运动会的人大部分都是罗马人，所以在运动会召开的时候，罗慕路斯就下令让这些罗马城邦的男人到观众席上去抢女人，特别是附近一个叫做萨宾的城邦，将这些女人抢来作为罗马人最初的妻子。我们说这是罗马建成的传奇故事之一，但是这个故事从任何意义上都是非常不符合道德的，但是这也体表现罗马男人这样一种征服的力量，反而成为了英雄气概的体现，所以英雄这样一个概念是超越城邦生活之上的。 我们前面对希腊人的城邦生活做了一个简单的描绘，那么在这样的城邦生活中诞生的哲学应该是什么样的文明形态呢？ 我们知道古希腊最早的时候是有诗人的，有诗人也就有哲学家，但是那个时候不叫哲学家，而叫智者。这些人关心的是各种各样的大问题，比如天地的起源、万物的起源，或者看各种自然现象，观察其中的变化，试图从自然现象中寻找万物的起源等等，比如会提出一些命题，水是万物的起源，或者火是万物的起源等等，有这样种种的设想和命题，这些人自以为是掌握了智慧的人，所以被称为智者。 后来出现了一些其他的说法，更全面，更综合，也更为抽象，比如毕达哥拉斯，他与前面所说的那些人不一样，最开始的那些比较初级的思考是关于某种东西，比如说水是起源，或者火是起源，那么后来则变得更为抽象，比如“努斯”、原则，甚至原子。而毕达哥拉斯则在此基础上做到了最大的抽象，用“数”来解释万物的起源，所以毕达哥拉斯也成为了西方数学的奠基者，当时的数学也比较发达了，有四个分支，这也奠定了后来西方数学的发展，最低级数学就是我们看到的各种各样的东西，各种各样的物，对这些物进行测量，也就是几何学，这是对地上东西的测量，后来伴随着发展不仅仅要测量地上的东西，还要测量天上的东西，也就是第二种数学，叫作天文学，再接着发展就不仅仅测量地上和天上这些具体的东西，而是对抽象的“数”本身的测量，也就是数理学，第四层的数学就不再是测量这些抽象的数，而是对人的灵魂的测量，测量人的灵魂的节奏，这就是音乐学。 毕达哥拉斯虽然比前面的智者要成熟许多，但是他很谦虚，他认为自己并不是得到万物智慧的人，因为只有神才能掌握真理，所以只能说自己是个热爱智慧的人，他把自己称为热爱智慧的人，即哲学家（爱智者），所以哲学这个词最初的出现，实际上存在这样一种谦虚的态度。 毕达哥拉斯发明了哲学这个词，但是真正将这个词运用的最好的人，当然是苏格拉底。 苏格拉底认为，以前的哲学家虽然都非常伟大，他们研究世界的起源，研究天体的运行，但是他们研究的东西有什么意义呢？研究的目的实际上是为了好的生活，那么最根本的问题就是什么是好的生活，那么什么是好？那些研究没有办法回答这种问题，这也被称为苏格拉底的转向，苏格拉底称之为自己的第二次航行，第一次航行是前面的哲学家所研究的问题，对万物的起源的探讨，实际上是找不到答案的，所以回到起点，重新航行。第二次航行的目的就是从城邦中来寻求，什么样的而生活才是真正美好的生活。苏格拉底的转向为西方哲学做一个决定性的转向，为西方哲学奠定了一个底色。所以他开始关心伦理和政治生活的问题，不再只是关心和人没有关系的自然问题，实际上前面所说的哲学家更相近于我们今天所说的科学家。 当然关于苏格拉底的问题非常复杂，我们说西方文明当中有两个最为重要的关键，两个决定性的人物，一个是苏格拉底，一个是耶稣，两个事件，一个是苏格拉底之死，一个是耶稣之死，可以说这是西方文明走向最为重要的两个影响。在苏格拉底生前究竟做了些什么，有什么学说，这些问题其实都不是特别重要了，最重要的是苏格拉底这样一个哲学家为什么会被自己的祖国，他的城邦，被雅典城邦处死。苏格拉底认为自己所有的哲学工作都是为了让雅典更好，都是为了让雅典的公民过上更美好的生活，但是雅典的公民决定将他处死。当然，实际上处死有很多具体的原因，但是哲学家被城邦处死这样一个事件，成为了西方哲学中永远不可回避的问题。实际上，哲学的追求，哪怕是关乎城邦，关乎政治这样现实世界的追求，都会与现实世界有一种永远不可化解的矛盾，所以最高的沉思生活一定是要超越政治的，甚至是与尘世政治中相矛盾的。 我们回想起前文所说希腊人最看重的英雄，英雄一定是超越于现实政治之上的，哲学家在希腊人的生活中，就是这样的英雄，不可能为城邦所完全接受，所以政治与哲学之间永恒的矛盾，成为了西方思想中的一个决定性的主题。 公元前399年，苏格拉底被雅典城邦判处死刑，这样一个决定性的事件，苏格拉底为自己做出了申辩，当然我们今天很难看到究竟苏格拉底为自己做出了什么样的申辩，在他的学生柏拉图的《申辩篇》中记载了他的申辩，他的另外一个学生色诺芬也记载了他的申辩，后来希腊人学习语文的写作，替苏格拉底写申辩成为了一个很重要的文体，所以流传到今天有很多个版本的申辩，我们没有办法分辨究竟哪个是他本人的申辩，但是这其实已经不重要了，关键在于苏格拉底做出了申辩，我们现在所说的申辩就主要是来自于柏拉图所写的《申辩篇》，在这样的一部申辩中，苏格拉底自比为《荷马史诗》中的英雄阿喀琉斯，从这个角度来看，哲学家追求的最高境界一定是超越于城邦生活之上的，哲学家要为城邦立法，而不是遵守城邦的法，但是真正的哲学家，又不能是前面的那些智者，真正的哲学家又必须关心城邦中的美好生活的，又不能完全脱离于城邦之外。所以哲学生活与政治生活之间存在的张力，成为了不可调和的矛盾。雅典人把苏格拉底处死这件事情正是非常集中的体现了政治与哲学之间的根本的张力。
（本文节选自吴飞教授于乾元微课堂讲授的“中西之际，古今之变”课程内容，未经作者审核，题目为编者所加，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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