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在一次记者采访中谈到毛主席，他说：
“当年毛泽东根本没有能力考上北大！”
没多久，这话就被传到了毛主席的耳中。对于这位自己曾经敬佩的老师这样评价自己，毛主席并没有生气，而是淡然一笑说道：
“我和胡适之间的渊源深着呢……”
1917年，留美归来的胡适在北京大学担任文科教授。期间，还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的毛主席，看到了胡适与陈独秀的文章，对他们产生了深深的敬佩之情，他们因此取代梁启超以及康有为，成为毛主席心中的楷模。
次年，毛主席毕业后，经过章士钊的介绍，来到北大图书馆当了一名管理员。那段时间，毛主席经常旁听胡适的课，还向胡适请教过新文化新思潮等问题。
1919年3月，因为接到母亲病重的消息，毛主席匆匆赶回湖南老家。
期间，毛主席专门绕道上海，先后欢送几批前往法国勤工俭学的学生。
早在长沙的时候，毛主席就与蔡和森等人，以“改造中国和世界”为宗旨，成立了革命团体新民学会。一些有抱负的革命青年，为了向西方国家寻求真理，积极组织去法国勤工俭学。毛主席为此做了很多工作。
但是，毛主席最终却没有选择出国。之所以做出这个决定，胡适在其中对毛主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早在1914年的时候，胡适写了一篇关于留学的文章，题为《非留学篇》。
文章中，胡适仔细分析了当时中国留学生的留学活动，表示希望中国可以建立好的大学，弥补国内缺乏高等教育的不足之处……
毛主席看了胡适的这篇文章，也觉得自己没必要非要去留学，他觉得，我们要有人到国外去看新东西，研究新东西，然后回来改造我们的国家。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有人留在国内，研究我们本国的问题。
毛主席认为，当时的自己对于本国的问题知道的太少，如果都将时间花在研究本国方面，则对本国更加有利。
针对这个问题，毛主席还专门请教了胡适。胡适表示赞同毛主席的想法。
几个月后，毛主席在长沙创办了《湘江评论》，刊载了他的文章《民众的大联合》。
胡适看到这个刊物以及毛主席的文章后，专门在《每周评论》写文章介绍，并且称赞毛主席的文章眼光远大，议论也很痛快，是一篇重要的文字。
因为胡适的点名称赞，毛主席的这篇文章迅速被《新青年》《新潮》等报刊争相转载，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毛主席带领湖南的学生进行驱张运动期间，四处奔走，呼吁驱赶张敬尧，他们通电全国，誓死驱张。毛主席还带领请愿团前往北京。
期间，毛主席他们得到了胡适的帮助。
驱张运动成功后，毛主席还专门给胡适写了一封信，表达对胡适帮助的感谢之情。
1920年，毛主席想要在长沙筹办一个“工读互助团”，为此他专门致信胡适，请教办学宗旨与初步计划等问题。
由此可见，这段时间，毛主席与胡适的关系是不错的，毛主席是真心敬佩胡适。
但是，由于政见不同，他们最终还是分道扬镳了。
期间，毛主席曾多次争取胡适，但胡适一直对共产党抱有敌意。
1945年，胡适出席在美国旧金山举行的联合国制宪会议期间，董必武受毛主席的委托，争取胡适对共产党的支持。之后，毛主席又通过傅斯年，转达对胡适的问候，争取胡适在道义上以及精神上对共产党的支持，同时还想通过傅斯年以及胡适联络美国人的感情，争取美国方面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
面对毛主席、共产党方面三番五次真诚的争取，胡适却要求共产党解散军队，放下武器，做和平的第二大党。
但是，当时共产党对战后国际国内形势有非常清醒的认识，再加上蒋介石在战后的所作所为，更加让共产党人放弃做“不靠武力的第二大党”的梦想。
因此，当时已经抵达重庆，准备与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的毛主席并没有给胡适回电。
对此，胡适一直耿耿于怀。新中国成立后，胡适在给曾担任驻华大使的司徒雷登的书写序言的时候还专门提到此事：
那时候重庆的朋友打电报告诉我, 说我的电报已经交给毛先生本人。当然, 我一直到今天还没有得到回音……
1948年的秋天，在内战大局基本已定，人民解放军对北平形成大包围的情况下， 毛泽东还是“感念旧好”, 再想拉他一把, 希望他能留在大陆, 不要跟着国民党跑。
但是，当有人告诉胡适：解放区专门在广播里劝说你，让你不要跟着蒋介石集团逃跑，将来让你当北京大学的校长以及北京图书馆的馆长时，胡适不屑一顾。他既没有激动，也没有不高兴，而是非常平静的说了一句：“他们要我吗？”
最终，胡适还是坐上了蒋介石派给他的专机，前往台湾，之后又来到美国。
即便如此，毛主席与共产党依旧没有放弃争取胡适。
新中国成立前，《人民日报》就发表了胡适的老朋友陈垣写给胡适的一封公开信，想要试着争取胡适。
胡适看到这封公开信后非常重视，但是，他不太相信这封信是陈垣写的，进行了多番验证。
经过数天的思考，胡适从信中提到的学习历史唯物主义以及辩证法，批判萧军等最近发生的事情，认为这封信是有人“作伪”。
之后经过与朋友的商讨，又觉得这封信写的是漂亮的白话文，不是出自陈垣之手。但是从内容上来看，胡适觉得有些材料是真的，便推测这是陈垣奉命给他写的一封信，然后由共产党的文人改写的，并非是陈垣写的。
因此，胡适觉得写这封信的陈垣不是“自由人”，并由此觉得“共产党统治下没有学术思想的自由”。
几个月后，胡适写了一篇题为《共产党统治下绝没有自由》的文章，刊登在台湾出版的《自由中国》杂志上，作为对之前看到的那份陈垣的公开信的回应。
1956年，组织上又委托胡适的老朋友周鲠生先生去做胡适的工作。
周鲠生利用到英国访问的机会，专门会见了他和胡适共同的老朋友陈源。
在三个小时的密谈中，周鲠生告诉了陈源一些大陆的情况，并提出希望陈源能够回来看看，同时希望陈源能够动员胡适也回来看看。
后来，陈源将周鲠生的话写信转告给了胡适，但是，胡适并未对回国一事做出回应。
在这期间，社活动家曹聚仁也给胡适写了一封信，邀请他回来看看。
但是，胡适却对曹聚仁的信表现出了明显的反感，称曹聚仁是“妄人”，还说从来没有见过曹聚仁。
但其实，1948年的时候，胡适是见过曹聚仁的，他们孩子啊一起谈论过关于胡适组织政党的问题。
纵然胡适对于中国的争取一直不为所动，但是一项宽容大度的毛主席却坚持要给予胡适公平客观的评价。
毛主席曾说：“在提倡白话文方面，要给胡适记一功。但是现在还不行……”
但是，胡适对于毛主席的态度却是另一种。
当年毛主席的诗词《蝶恋花·答李淑一》发表后，得到了很多人的称赞。但是，胡适看到后却说：“没有一句是通的！”
胡适觉得，这首词有押韵的问题。毛主席一向重视用韵，深谙格律，自然非常清楚这一点。因此，毛主席当时专门在注释中写明：上下两韵，不可改，只得仍之
毛主席之所以破韵，是为了与声谐，浑然天成，更好的表达感情。所以他才在遵循词律的前提下，根据表达需要做一点灵活变通，这也算是改革诗论的一种艺术尝试。
胡适对毛主席这首词的批评，则显得有些死板、苛刻，对于曾经的学生没有一点容忍度。
另外，对于毛主席当年的能力，胡适也不知道出于什么想法，认为毛主席没有能考上北大的能力。
对于胡适的这些话，毛主席没有计较，只是一笑了之。这也足以见得，毛主席的心胸宽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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