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铁健｜红军何以败走苏区｜之一

革命，多由知识分子发起。

20世纪中国发生的反满革命、国民革命和共产革命，莫不如此。

先有主义党派，后建军队政权，再由党政军动员群众，占山掠地，夺权建国。

反思中央苏区革命，首先遇到的是革命源流问题。

中国社会发展缓慢，各地之间极不平衡。

以土地占有情况来说，中国东南地区地主、富农占地约30%，赣南、闽西地区又小于这个水平。

“以往关于地主、富农占地80%以上的说法作为一种政治宣传在有关调查中没有得到证实。”

土地较为分散的赣南、闽西地区，竟成为中国苏维埃革命的中心，可证原先将土地革命和土地集中天然联系起来的说法站不住脚。

通常认为穷则思变，革命源于贫穷，固然不无道理，但当年赣南、闽西却非大贫大穷之地。

赣南粮户年有剩余，农民可以吃饱饭，并有山货可换必要日用品。

革命，给农民带来的生活改善有限。

1932年大灾，粮食短缺，加上频繁的土地变动，农民生活未升反降。

姑且不计政策过激，仅大批党政人员涌入，军队激增，粮食供应紧张，就是重要因素。

1933年春荒，富田人“甚至吃草”，博生县有人吃药自尽，兴国黄塘区有人为争两升米把兄嫂活埋。

第五次围剿开始，国民党加紧封锁，粮商囤积加价，粮荒严重。

随着政府强行收粮借谷政策出台，农民生活更加艰辛。而在“赤白对立”的边界地段，生存状况恶化，“赤区农民感觉革命后更痛苦”。

总之，在不得不承认贫穷是革命的温床的同时，也不能说在某一地区革命就一定是由贫穷造成的，须知不少是“被革命”的。

中共发动农民革命时所运用的平分土地的物质利益策略，对农民仍有吸引力。

将地主富农占地强行拿来分给无地少地的农民之外，还有大量公田可供平分。

赣南、闽西宗族势大，公田占20-50%，属宗族集体所有。

轮耕经营，由族中年长有威望者管理，并受农民自发监督。

中共把公田分给农民，由集体所有转为个体占有，这对于注重实际利益的农民来说，其影响虽不能高估，却也非同小可。

分到土地和财物的农民“一尝其味，绝不会轻易忘记”。

他们“心想‘这回不干也得罪人了，反正好人也装不成了，干吧！’这才和地主撕破脸皮干起来了”。

他们说：“只要分到十斤粮，死了一千人都值得。”

很多人在尝到分田地、分财物的甜头后，便把自家和革命绑在一起，跟着共产党走了。

这正是发动者乐见的结果。

除开物质利益，农民也注重精神利益。

人生在世，不论文化高低，都渴望受人尊重，得到认可。

农民的身份意识，长期被漠视，处于沉睡状态。

中共通过政治鼓动，向农民宣传平等、权利、尊严、身份感，使其抗争意识逐渐觉醒，这是农民拥护中共、投身革命不可或缺的政治、心理因素。

中共在各个群体中受到拥护的程度由高到低依次为妇女、少儿、青年、中年、老年，恰与革命前后权利、地位发生变化大小相一致。

而在农民负担日益加重（1934年政府借谷、公债等，平均每人负担超过3元）的情况下，仍然得到大部民众拥护，没有精神上的慰藉是难以做到的。

游民也有参加革命者，多以改变其一无所有、走投无路窘境，或借机报仇、发财、做官、讨女人等为目标。

游民在中共队伍中，可以发生正面作用，也可能发生负面影响，直接或间接制约中共方针政策和策略的制订和贯彻。

胡绳说“党内一直有游民习气，当不可小视”。

就苏区革命的进程来说，大多数地区是中共红军把革命送到农村，而不是农民自主发展革命。

相当多的农民，更希望有人能够替他们创造出幸福，双手送给他们，而不是铤而走险。

中共领导的军事斗争，是将革命推向深入的直接动因，而革命能否顺利发展的关键，是江西、福建是否具备成熟的政治、军事、地理、人口诸多条件。

有了这些条件，再加上对农民革命潜力的调动和发挥，即使在赣南、闽西这样地权关系并非畸形的农村，也不影响这里成为革命的中心。

陈诚对中共在赣南一带创建根据地的分析，颇堪玩味。

一、地理环境。赣南地势高峻，山岭重叠，交通极差，是“出没无定的游击战最理想的地带”。

瑞金是“种一年吃三年”之地，“维持一个经济生活自给自足的局面，是可能的”。


二、政治环境。东有对国民党中央“逐渐反动”的十九路军，南有“形同割据”的粤军陈济棠部，西为“与政府同床异梦，与共产党亦无所害”的湘军何键部。

民国以来，中央政府对江西鞭长莫及，有心无力，赣南山乡“更成化外”。

人民对政府的“希望破灭”，易受中共宣传。

“所谓贫穷是繁殖红色细菌的温床”，就是这个意思。

三、人口稀少。“地虽富饶”而“人口愈益减少”。

中共军队的后勤，如地贫人多，则补给困难。

赣南“富而不庶”，军队“取给于当地”并非难事。

四、军事形胜之地。江西为历来兵家必争之地，举足轻重，“进可以攻，退可以守……不难左右逢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