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师：雅莉 模特：泡饭
它们击垮了小匹诺曹，它站起来，然后倒下，又站起来。仅仅如此，就已经耗光了它全部的力气。
“真是无聊。”
“讲个笑话吧。”
“从前有个小木偶，他是世界上最后一个人。有一天，外面传来了敲门声。于是小木偶很高兴地跑过去开门，结果外面空荡荡的。”
“然后呢？”
“没了。”
“喂，什么木偶，怎么又扯到人？鲔鱼，你还真是糊弄啊。”
外号叫鲔鱼的年轻人，笑着将喝光的可乐罐子从中间捏扁，再瞄准甲板上的垃圾桶。
雨幕中的夜空，远处的城市成为一片灰而潮湿的影子。
你听见了吗？那从皮肤深层传来的、缝隙裂开的声音。
A
韦冬梅女士说，我毁坏了她的人生。
那年我二十岁，离开家的时候挎包里只有一盒渔夫牌薄荷糖、一本高中毕业证（在后来的日子里证明其实并没有什么用处），和一件打了折九百块的毛衣。
事情的起因就是这件毛衣。
韦冬梅女士用晾衣架一边追着我打，一边说为什么我花她那么多钱还是考不上大学，为什么不懂事买一件天价的贵衣服，为什么她的儿子不如别人的孩子争气。
大部分时候，我们吵架是为了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她打我的时候会叫我废物，让我滚。但她真正伤心的时候，只会一声不吭地咬着后槽牙，下巴颏儿绷得紧紧的。
浩哲经过我家的摊位时，韦冬梅女士正从挂钩上取下散发着浓烈香味的油亮烤鸭。浩哲跟我同岁，两年前考上了位于北京的大学。韦冬梅女士叫住他，问他怎么还没开学。浩哲一愣，说刚放了中秋假。
“又是中秋了，要不怎么说人老得快呢，时间过得快嘛。自从我家韦宇不读书了，连今天是星期几我都不知道，让你这个大学生见笑了。”
“没有，阿姨……”浩哲赔笑，有些尴尬地看了我一眼。
我们曾是同桌，放学后一起打过篮球。随着彼此境遇的转变，那些可以拍着肩膀、随意叫他“耗子”的时日早已远去。
“从小我就觉得你比韦宇有出息。来，阿姨今天给你优惠，要半只还是一只？”韦冬梅女士把鸭子举过去。
“妈。”
“不好吃不要钱，行了，自己人……”
“他没说要。”
“不做生意你喝西北风啊？走开！是个人都比你强。”
韦冬梅女士的话语像针尖一样戳破了我无用的自尊心，有什么东西从破掉的洞口溜走了。我不再争辩，呆呆地盯着案板。
“那就要……要一半吧。”浩哲的声音从远处飘过来。
韦冬梅女士手脚麻利地开始剁鸭子。本来打下手的活是我来做的，但她显然越过了这部分，亲自把切成块的烤鸭码进塑料盒，盛着酱汁和香油的调料包被单独放在外面。
浩哲走时，我没有看他。
韦冬梅女士撩起裙子坐下，打开手机，视频里一个男人正向观众展示一大盆食物。他让大家注意，他会把食物全吃光。男人看着镜头，吞食，下咽，夸张的咀嚼声伴随着吵嚷的背景音乐，溶入美食街光怪陆离的声气之中。
我也是这声气的一部分。
我身上有着散不掉的烤鸭味，即使洗过澡后躺在床上，也还是有着烤鸭浓郁的油脂香，那种香到发腻，令人想吐的气味。每天吃着烤鸭，做着烤鸭，在厨房湿漉漉的地上用镊子拔鸭毛，这些是我生活的全部。
所以我买了那件毛衣。在飘着柑橘清新剂、地板闪闪发光的大商场里，在店员温柔地说着礼貌用语的品牌店里，试穿并买下了折后九百元的衣服。
韦冬梅女士发现了我藏在衣柜里的购物纸袋。
“又不是羊毛的，是化纤呀，这么贵买件化纤的，你要死呀！”
韦冬梅女士脖子上的青筋鼓了起来，说我毁了她的人生。对我而言，她也是。她挥着晾衣架，从卧室一直追我到街上。深夜的路灯下，我们气喘吁吁地对峙、谩骂。秋风吹着地上的垃圾，我们各自心冷得像石头。然后韦冬梅女士把晾衣架朝我扔过来，转身走了。
直到坐在南下的火车上，我看着窗外，韦冬梅女士愤恨地咬着后槽牙的模样还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
B
对于一个高中毕业生来说，世界理所当然没有展露甜美的微笑。为此我辗转了许多城市，断断续续打着零工，设法找一些薪水过得去的工作养活自己。
很快开起来又倒闭的网红连锁店，被队长臭骂且需要“孝敬”的安保队伍，按时薪计算的辛苦的麦当劳……
离开家的第二年，我终于在南部沿海的度假村稳定下来。
我的工作是在午夜酒吧里端盘子，酒吧老板娘四十多岁，身材高大，如同彼得·鲁本斯《强劫留西帕斯的女儿》里那般丰腴。在目前为止的人生里，我只见过她一个因胖而美丽的女人。
她喜欢打烊后坐在店门口的户外椅上喝刚沏好的普洱茶，慢慢抽一支万宝路薄荷爆珠烟。即使在盛夏的凌晨时分，海滨的气温也会让人冷得发抖。她坐在那样的冷风里，漫不经心地泡茶、捏碎爆珠的样子，像什么人孤独地在远处放烟花，发出“啪”的一声。不知为何我总记得这一幕。
也是从那时起，我得了幻听的毛病。
下夜班走回住处的路上，我时常会仰头望着天空。清晨五点钟的白云像大海的潮汐一样，在夜风中快速涌动着。
说是住处，其实是一间狭小又闷热的楼顶杂物间。度假村后面是本地人聚居的社区，那儿的房租对于许多贫穷的年轻人来说相对便宜些。
我的房东有着一栋五层的白色瓷砖小楼，门柱下方供奉着香灰厚厚的神龛，一棵茂盛的柚子树覆盖了整个院落。
一层住着房东和他的女儿，那孩子叫阿佑，十七八岁，喜欢用浅色系的发卡别着长发，穿水手领的连衣裙，裙摆长长地扫着小腿。
有时她在柚子树下的水龙头那儿洗水果，白瓷碗装着血红的李子。我走过去掏出手机，问能不能拍一张，她说好。我让她只管洗李子，不用在乎我。后来我把照片给她看，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在水碗里形成浅金色的纹路。
“你真的很会发现美啊。”阿佑笑着说。
我能看出她不是敷衍，是真心这么觉得。
我有个妹妹跟阿佑差不多大，但妹妹除了要钱的时候会联系我，平日里几乎不怎么跟我说话。
因为上夜班的缘故，白天我常常在住处休息。并不是所有的时间都能睡着，有时我洗完衣服，会爬到天台上看外面。茧白色的厚重的云团低低地压在海面上，空气十分炎热。
傍晚时，阿佑会到天台上来练习口琴。
她有一支颇有分量的钢制口琴，琴身上刻着“上海制造”的老派字样。她曾给我看过，说这是她母亲做女孩的时候在对岸的百货公司买回来的。
阿佑的母亲生前从未学过吹口琴，一直到去世。她母亲选择的遗照，却是年轻时握着这支口琴在照相馆拍下的一幕。照片被放大后挂在墙上，面相和如今的阿佑几乎一模一样。但我们这些房客从进门时就知道那不是阿佑——照片有着岁月留下的昏黄的印记。
阿佑喜欢日落时分，她不练琴的时候，我们会一起趴在还散发着热度的水泥围栏上，看橘色的太阳慢慢沉入海底。再远处，跨海大桥上车流穿梭。到了夜里七点钟，桥上的路灯就会点亮，看起来如同一串浮在海面上的长长的珍珠项链。
项链的另一端连着对岸的大都市，摩天大楼鳞次栉比，精致的流线型楼尖在霓虹里熠熠发光。
“韦宇哥哥，你有没有想过去那边？”阿佑望着海面。
“也许有一天会去对面撞撞好运。”然而笑嘻嘻地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我心里并没有底气。
C
秋天的时候，妹妹打电话找我，说她的功课吃力，照这样下去高考会很困难，她想要额外上个补习班。
“不贵，只要一千三一个月。别人都是按一对一收费，我知道哥很不容易，所以好不容易找了同学拼课。补习班的老师说没有过这样的先例，所以已经是特别优惠了。可以吗，哥？”
手机里传来电流滋滋的声响，为了省话费，我和妹妹通话向来是用微信语音。通话结束后，我才发觉自己不知不觉咬紧了牙关。想起这是韦冬梅女士常做的动作，我顿时放松了口腔肌肉。
妹妹和我并不住在一起。
小学毕业时父母商议离婚，妹妹从此跟着父亲去了城市的另一端。尽管在同一片天空下，我也难以想象父亲和妹妹的生活。母亲禁止我去见父亲，想必那边也是如此。因而只有在外婆或者奶奶过生日时，我们两兄妹才会看到对方的样子。
每一次见面，记忆里的对方和现实总会有误差——长高了，瘦了，有着青春痘的脸庞逐渐褪去小时候熟悉的圆润模样。我和妹妹变得生疏起来。
两边的亲戚似乎也把判给另一方的孩子当成了假想敌。我不清楚妹妹的感受，至少在我去奶奶家时，父亲那边的亲戚们是用好奇而冷漠的目光打量我的。
妹妹十五岁那年第一次向我求助，仿佛走投无路了似的，打电话到我和母亲的杂货店。
妹妹还记得杂货店的固定电话号码，这让我微微有些惊讶。当时并不知道对方就是妹妹，我在说了好几遍“你好”之后，电话那头略微有些变声的妹妹才怯怯地叫了我一声。
父亲一直在一家大型的连锁电器商场当维修员，据妹妹说，总店关闭了这个区的分店，父亲已经失业好几个月了。
妹妹的中考发挥得并不好，只能上私立高中，但父亲没法拿出那么多学费。如果不能上这所私立高中，妹妹就只能去郊区很差的高中就读了。
在瞒着母亲的情况下，我私自取了一笔存款给妹妹。满以为我们母子衣食足够，营业利润会慢慢补齐缺口，然而杂货店所在的街道整改，房东收回了铺面，账面上一直只出不进，母亲开始每天在家唉声叹气。
我私自取了存款的事情也在不久后暴露了。母亲谈妥了新铺面，去银行取钱时才发现余额不足。开店的事因为无法筹集足够的年租和押金而告吹，母亲硬着头皮向舅妈借钱，在美食街里做起了小推车烤鸭档。
那年我心事重重，没能考上大学，次年和第三年仍然没有考上。
杂货店倒闭的事妹妹也许有所耳闻，我们都没有再提及。大概是去年年底，她从母亲那里知道了我出来打工的事情。真好啊，哥可以过自由自在的生活了。妹妹在微信里说。
我不知该如何回复她，被钱苦苦勒着青春的我，一刻也没有觉得自由过。
然而毕竟是妹妹。
想着小时候一起去游乐场，因为我想多玩一次射击气球，把自己买爆米花的钱全给了我的妹妹。父母吵架时，从上铺爬下来，把我的头紧紧搂在怀里，用小手拍着后脑勺让我快睡别哭的妹妹。
她是我在这个世界上唯一血脉相连的人，是和我分享过同样的家庭，有着同样疤痕的孩子啊。
不知为何，仿佛对妹妹好，是冥冥中对另一个平行世界的我好的一种方式。
如果那时也有个哥哥能这样保护我就好了，我常常这么想。但现实中，母亲很少考虑到我只是个小孩，一个比她还要高的小孩。分担我的痛苦的，从来都只有我自己。
D
除了在午夜酒吧打工，我还接下了白天在度假村的幼儿游泳馆打扫卫生的活。
工作是好心的房东帮我介绍的，事情并不繁重，需要每天用混合了消毒液的抹布擦爬行垫、清洁浴缸和洗手间，以及下班前给所有的玩具器材清洁消毒。
我会尽快干完活，让自己能有时间打个盹。有时，我很庆幸自己不是负责看护孩子游泳的工作人员。
下班时已经是黄昏，在楼梯口，我能听见阿佑练习口琴的声音。
我见过那支口琴，却从来没有当面听她吹过。
我会靠在楼梯口，等待天色慢慢沉浸到黑暗的时间里，用钥匙缓慢而小心地开门。在天台的防盗门“吱呀”推开的时刻，我迅速退回到狭小的杂物间里。
杂物间异常闷热，有时躺在床上，都能感受到自己流下的汗液在竹席上浸泡出了人型。
勉强睡一会儿，饭菜的香气便从开着的窗户外飘散进来。四楼住着在大都市上班的白领女孩，每天六点半开始在房间的窗台处做便当，然后乘坐早班公交车过海去。每天，她需要花费三个小时在通勤上。
来到南方寻梦的人，都因为这样或那样的缘故，如同蜗牛般背负着自己厚重的外壳活着。
睡不着又疲惫至极的时分，我想起了白领女孩。她小时候的梦想是什么呢？在打着绿色方格的作文簿上写下《我的梦想》的小学女生，带着花香味的圆珠笔下流淌出的，应该不是“长大后我要做个六点半起床做便当的人，为了省钱，每天通勤三小时”这样的话吧。
那些从窗口飘进来的朴素的香气从来不令我讨厌，在迷迷糊糊的浅睡中，那香气依稀带着我又回到了小时候无忧无虑地在床上睡觉，母亲在厨房里忙碌的光景。
七点一刻的闹钟一响，我就迅速爬起来洗澡，再换上干净的T恤，随手拿几片桌上玻璃罐里的苏打饼干，匆匆跑去幼儿游泳馆上班。
一天的时针就如同心跳一刻不停地在跳动。躺下，睁眼，闭眼，起床，如同木偶跳舞一般，我尽力维持自己体内的秩序。离开幼儿游泳馆后，休憩一会儿后，我又该去酒吧了。如此时差颠倒地过着，在连续一段时间晚上都无法入睡后，我开始很难记住一些事情。
磕磕绊绊地说话，面对酒吧午夜时分刁难的客人时不断弯曲的腰肢，擦地擦到酸痛的手臂，这是作为木偶的我。
在黄昏时分，一次又一次静默地听着阿佑在天台上吹口琴的声音，隔着生锈而又老旧的防盗门，那温柔的音符一点一滴如同润滑油一般渗入我心中僵硬的关节。
那时候的我，心中是没有丝毫重负的。过去的悲伤和未来的忧虑凭空消失了，脑海中的匹诺曹停止了舞蹈，它只是站在那儿，愉快地沉浸在令他变成一个真正的小男孩的奇妙音乐里。
E
离开母亲和家乡以后，我很少再像以前那样叫她韦冬梅，或冬梅大姨。退开一段距离后，我们再联系时，彼此都变得客套而热切。我们会在一句话结束时想办法接下一句话，会轻声说保重身体，回头联系。可是当我们真正处在同一个屋檐下时，我们从不这样。我们只愿关上卧室门，以免再看到对方那张一说话就要吵架的脸。
如同父亲在时间的隔阂中退成一个父亲的称呼，我甚至不记得那些我所痛恨的、他曾做过的伤害家庭的往事。它们成为一串事情的大致轮廓，最后仅仅变成一个代号。
离开家乡的第三年，我如同没有根系的水生植物，漂浮在这片永远是夏天的土地上。
所有人都说南方是个富饶的地方，茂盛而潮湿，连植被都富饶地从滩涂一直涌向大陆。榕树砍不断的气根，爬山虎反复占据人的住处。那些在北方被制作成塑料植物的掌烛、圣诞红、鸭掌木，在第一次看到它们时，我惊异地掐了掐叶子，发现它们竟然是真的。
让我惊异的时刻还会一再出现。
平日来度假村散心的客人，大部分是从对岸的大都市过来的。如同影视剧里，不，是比影视剧还要梦幻般地存在。
他们的衣着并不华丽，却有着优良的质地。那些被精心护理过的头发和皮肤，散发着健康的光泽。他们说着不同语言时的熟练，翻看昂贵菜单时的漫不经心，像霓虹灯的碎片一样，纷纷落进我心里。
这些碎片如同玻璃，照见了我，令我觉察到自己的缺陷。
没有被宠爱过的少年时代，没有受过良好教育的经历，来自贫穷地方的气息，如同无法掩盖的咳嗽一样，从我身上冒了出来。
我时时能感受到自己的局促，如同在冬天时穿上九百块的毛衣第一次跨海去到大都市，热得满头大汗。在穿着真丝裙的妙龄女郎和穿着薄衬衫的男士的目光中，感觉自己格格不入。
因此，阿佑的天真和可爱，是孤独的我最珍视的事物。
是我不再作为酒吧小弟、游泳馆工友的证明，是我只单纯地作为韦宇这个人生活着的痕迹。
在阿佑的眼里，我是可以发现美的韦宇。
父母当初给我取这个名字时，大概是想象着宇宙的模样吧。星球转动，神秘而深远的宇宙，年轻的夫妇曾怀着希望，祝福儿子在人生道路上如同宇宙一样无所不能。
在我出生之初，应该也得到过单纯地作为一个人的疼爱吧？
我喜欢我的名字，无所事事时会一个人念自己的名字，来抵消那些被叫服务员、工友，被骂着你就像你爸或你妈的时刻。
得知阿佑顺利考取了对岸大都市的大学后，我在网上查询了几天，最终选择了日本的专业级演奏口琴，作为送给阿佑的升学礼物。
收到快递后，很多次我都想打开看看，看实物是否和图片上一样美丽。
图片上的口琴有着光洁的白铜琴身和黑色树脂琴格，但一想到阿佑理应作为第一个开启者，我便迷信般地按捺住自己好奇的心情。
F
然而阿佑没有再出现。
她去了对岸读大学以后，我待在海滨的度假村，待在原住民的自建小楼里，过了很多个季节。其间我勤勤恳恳工作，供养妹妹上大学，给母亲寄钱，养活自己。
我在宠物店的橱窗外见过豢养在粉红色城堡笼子里的仓鼠。那间仓鼠屋真是十分豪华，有睡眠层、用餐层、玩具层，最后是堆积着带有香味的木屑的厕所层。
仓鼠过得比我奢侈多了，可它一样需要在笼子的轮盘里不断地跑着，跑着，跑了很久还在原地。
阿佑本科毕业后去了更远的外洋，不再是浅浅的海湾隔着我们了。她在太平洋彼岸的某个国家，时差和中国相反的地方。我在白天的时候她在夜晚，我在夜里的时候她正在白天，巧合的是，我们终于在同一个时差里同样入睡，同样清醒。
阿佑短暂回国的时候，我总是在工作。有时我踏着疲惫的脚步回到住处，却得知阿佑刚刚走了。
她回国的时候已不再住小楼，常常会住在海对岸的大都市酒店。毕竟她有很多人要见，很多事要做。房东大叔有一次坐飞机去异国看她，带回来许多照片挂在墙上。阿佑妈妈的美丽被比下去了，被新鲜的却又一模一样的脸庞比下去了。
过去的女孩羞涩地握着口琴，如今的阿佑却穿着英姿飒爽的工装，头发绑成一束马尾，信心满满地对着脸颊边的耳麦讲话。
房东大叔说，阿佑在国外做歌剧导演，指挥很多人排练。
“我是看不懂啦，她有去欧洲演出哦，我们阿佑哦。”房东操着本地口音浓重的普通话，一再向每个房客说起。
住在我楼下的白领女孩去年已经离开了这座城市。新的房客搬进来前，房东给我免租一百块，吩咐我把四楼窗台擦得雪亮。几乎没有人会看出来，曾经有一个怀揣着南方梦想的女孩，在这方寸大的地方，六点钟起床准备便当。
我从来没有开封过那把口琴。它就放在我房间的桌子上，像个镇宅宝物一样。
很多时候望着那个盒子，我就会想起和阿佑在天台上偶尔聊天、看夕阳时的情景，她的笑容，她望着暮色下海面的脸，她说着“你真的很会发现美”时真挚的语气。
然后我想起一件重要的事，我甚至从来都没有考虑过的事，就是真的如同阿佑所说，去对岸撞撞运气。
跟酒吧老板娘告别，是在一个下了夜班的凌晨。
她像过去那样抽烟、泡普洱茶。只是这一次，她意外地叫我坐下来跟她一起喝茶。红褐色的茶水在杯子里洋溢出熟糯米的香气。
“总有一天你会离开一切你熟悉的地方。”老板娘眯着眼看着我。
“什么？”
“你的心不在那里面啊。”她用涂着红蔻丹的指甲点了点胸口。
“也许吧。”
我学着老板娘的样子，在冷风里望向雾蓝色的大海。
很久以前在厨房传过的八卦里，提到老板娘曾经爱过一个很会泡茶的男人。可惜他爱喝茶，而她是开酒馆的。他走以后，她每天都喝他最爱的那种茶。
我想至少有一件事他们没有说对，她不是曾经爱过。
G
金融危机到来的时候，我再度失业了。
蜗居在大都市的半地下室，房间里永远有着淡淡的霉味，租金却是从前度假村杂物间的十几倍。
我努力试过在这边闯一闯，然而好运气并没有光顾我，它像在宇宙里迷失了。
我失去了半地下室的房间后，背着破背包在一个又一个便宜的网吧过夜。
有人告诉我出海很挣钱，于是我去了，然后成了一个跟船的捕鱼工。在钢爪把大网拉上甲板的时候，我们站在满地银色的海鱼里，遇上风浪会有人禁不住呕吐，就吐在快要死去的鱼身上。
海水永远翻滚，鱼永远翻滚，我们用耙子推着如山的鱼类。
哥，你还是那么自由自在。妹妹说。
如今的她已经不需要我的经济支撑，偶尔她会给我留言，在节日或生日的时候。
有时我在甲板上，望着暮色流动的天空，想起一些年轻时的事来。那都是一些很小的事。
那把日本专业级演奏口琴，在某个网吧过夜的时候，被人连包一起偷走了。
我始终没能看到它到底长什么样，如同我始终没有勇气光明正大地听阿佑吹奏一样，仿佛我这样的人是不配得到美好的。尽管有个女孩曾说，那个想要成为真正的小男孩的匹诺曹，有着发现美的眼睛。
那属于木偶皮诺曹的青春，经历过失败的考试，卖过烤鸭，做过服务生和清洁工，在大海上捕过鱼，如此种种。因为不曾有过什么值得回忆的事，回想起来，仿佛虚虚做了一场壁炉边的梦。
在梦里，它的生活整个裂开了，成了一件满是裂纹的木器。这儿那儿，谁也不知道小匹诺曹什么时候会碎，也许凑凑合合，这辈子也就这么过了。
我很会讲故事，在海上无聊的时候，工友们会让我胡编瞎吹。我把他们的名字编进故事里，营造一个又一个美梦。
然而我从不说我自己。
对于我自己，我有种不真实的迷茫感。我想伸一伸懒腰，就从现在的地方突然消失掉，然后出现在另一个地方，一个谁也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他们的地方。
如今我已经老了，虽然一个二十七岁的人这么说，似乎有点儿早。
我清楚地看到自己的未来，而那些过去，那些藏在万宝路、天台和更邈远童真时候的美好过去，已经慢慢被别的事情侵蚀，生活的树干里填满了这样那样的虫子。
这样那样，它们击垮了小匹诺曹，它站起来，然后倒下，又站起来。仅仅如此，就已经耗光了它全部的力气。
早晚有一天，你也会这样，听到皮层深处开裂的声音。虽然你说，你才不会这样。
别当真。
毕竟，这只是一个关于木偶的故事。
——原文载于2020年12月爱格A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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