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B型企业年金计划(以下简称“DB计划”)面临着一个巨大的风险就是雇主破产风险,雇主破产必然伴随着计划终止,如果计划没有足够的资产积累,计划终止时对雇员的退休待遇承诺就无法兑现,雇员就会丧失多年甚至毕生辛勤工作积累的既得退休待遇,很多雇员可能陷入既失去工作,又失去养老金的境遇。
英美法系国家在经历了一系列企业破产导致雇员退休待遇惨遭损失的沉痛事件后,出台了针对企业年金偿付能力的筹资法规,规定对DB计划债务要有最低限度的资产积累。雇主必须根据待遇公式估算计划养老金债务,并向计划缴费形成信托养老基金,在资本市场上进行投资增值,到雇员退休后从养老基金中向雇员支付承诺的退休待遇。
但是,由于DB计划债务的长期性、精算复杂性和非透明性、以及计划面临的各种风险和不可持续性,再加上DB计划偿付能力目标与其他政策目标之间的冲突,导致DB计划筹资规则必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很难保证计划在任何时候都有充足的偿付能力,一旦雇主破产,计划成员既得养老金权利仍然可能遭到损失。因此,DB计划往往需要政府出面予以担保,当雇主破产时计划没有偿付能力的情况下,接管计划并支付成员待遇。
DB计划担保往往是由政府提供,是公共性质而非私人市场性质的。然而,正如其他公共产品难以避免公共地悲剧一样,企业年金公共担保制度也难逃此厄运,而且保险制度中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在公共担保制度下有过之而无不及。再加上DB计划的风险和不可持续性,更是会给担保制度造成巨大风险和巨额财政亏空。
非市场费率诱发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DB计划担保的法定保险费不反映计划风险。在政府提供的企业年金担保制度下,保险费由法律规定,而不是像市场运行机制那样,按照计划风险程度来定价。
法定的可变保费费率是统一的,无论企业及其计划财务状况如何,都适用统一的费率,没有反映不同DB计划的不同偿付能力风险,从而没有反映DB计划对担保制度索赔的风险水平。DB计划风险取决于企业财务状况、信用级别、养老基金的投资组合、计划的待遇结构及成员年龄结构等因素,这些因素都影响到DB计划偿付能力,从而影响到对担保制度索赔的风险。一般来说,信用级别高的企业对其养老金计划债务违约的风险比较低,信用级别低的公司违约风险高。养老基金投资组合也影响计划资产价值波动风险,投资于权益类证券比例高的计划资产波动风险比较大。此外,DB计划如果提高待遇水平,计划债务也相应增加,如果计划没有相应增加缴费作为保障,计划筹资缺口就会加大,对担保公司索赔的风险就相应提高。而可变保费费率没有考虑这些因素,因此没有反映计划偿付能力风险。
非市场费率隐含的再分配效应造成逆向选择。由于保费不是根据计划实际风险程度来定价,DB计划举办人之间有着某种再分配效应,即财务困难、计划筹资不足的公司通过担保项目,把其计划的风险和成本转移给了财务状况良好、计划筹资充足的公司,财务稳定的公司向担保公司缴纳的保险费高于其计划的风险程度,等于是对经营困难的公司给予了补贴。
非市场费率的再分配性质在计划举办人之间诱发了博弈行为,计划举办人对“担保公司”的逆向选择对担保公司财务可行性构成威胁。计划举办人作为理性经济人,必然作出对自己有利的选择：财务状况良好的公司为了避免缴纳高于其计划风险的保险费、补贴财务困难的公司,往往倾向于终止其DB计划而转向DC计划,从而退出担保制度；而财务状况差的计划举办人则愿意享受政府担保,倾向于维持其DB计划。这种逆向选择不仅使“担保公司”担保的计划数量以及保费收入来源减少,而且使担保制度运作的保险机制－－大数法则受到破坏。逆向选择导致留在担保制度中的计划多数是偿付能力风险高的计划,使担保公司承保的风险更加集中,不能通过大数法则来分散风险,可能导致企业年金担保制度的瓦解。
不按风险定价的企业年金担保制度造成道德风险。一个设计恰当的保险制度应该有各种机制来鼓励负责任的行为,阻止可能提高索赔概率的冒险行为；而一个设计不当的制度会引发道德风险,危害保险制度的财务稳定。
可变费率既然与计划破产风险无关,计划发起人无论给担保制度带来多大风险都不会受到任何惩罚；政府提供的企业年金担保制度缺乏基本的制约和平衡手段,它既不能采取基于风险定价的传统保险承保方式,也不能拒绝风险过高的DB计划参保。这种担保机制使得任何保险制度都难以避免的道德风险问题在企业年金担保制度下更是防不胜防。
计划在偿付能力严重不足的情况下仍然可以累积甚至提高待遇。在计划偿付能力不足的情况下,待遇限制是很关键的,它可以控制债务增长,从而保证计划成员能够领到其既得待遇。然而,在目前的法规下,企业在计划筹资不足时,还允许成员继续积累待遇,在很多情况下甚至还可以提高待遇。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企业有积极性提供慷慨的养老金待遇,而不是提高当前工资；由于待遇受到担保公司担保,雇员也可以接受退休待遇的提高,作为对放弃工资水平要求的补偿。如果计划筹资状况不良,公司应该被禁止提高其计划待遇,对财务困难的公司举办的计划更应该限制其待遇增长,除非它在待遇提高的同时相应增加缴费。
担保公司保护计划成员待遇的能力很有限。担保公司制定了“早期预警系统”,在DB计划偿付能力不足时,对举办计划的企业进行监督,以尽早发现可能损害养老金安全的交易,并为该计划及其担保项目安排恰当的保护措施。尽管如此,担保公司保护计划成员的能力是极其有限的,特别是当计划举办人没有缴费能力时。除了终止计划并接管计划外,担保公司没有强制执行权力,没有其他办法可以实施。尽管担保公司成功地以终止计划相威胁,来防止滥用担保制度的情形,但它只是一个不锋利的钝工具。终止计划只是一个没有办法的办法,因为它意味着成员将不再积累待遇,而担保公司则承担了本来可以避免的损失。
正如其他公共产品难以避免公共地悲剧一样,企业年金公共担保制度也难逃此厄运,而且保险制度中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在公共担保制度下有过之而无不及
DB计划信息不透明使计划偿付能力不能受到有效监督。保证DB计划偿付能力的一个重要条件是,DB计划财务状况和雇主缴费受到计划成员、投资者和担保公司及时有效的监督。这些利益相关者能否对DB计划筹资进行有效监督,首先取决于他们能否及时掌握DB计划信息,了解DB计划筹资状况、影响计划资产负债的因素以及计划终止对成员待遇的影响等。但目前法规没有要求计划筹资信息必须公开,使计划成员不能掌握计划筹资状况。信息披露的严重时滞和局限性使担保公司也不能获得准确及时的信息。
DB计划信息不透明使得计划成员不能掌握计划筹资状况,无法监督雇主缴费。目前只有在筹资率低于一定水平情况下,计划成员才能获得关于其计划筹资状况的年度通知,通知信息中也没有反映在计划终止的情况下,计划赤字有多大,对成员退休待遇有什么影响。另一方面,由于DB计划受到担保公司的担保,使得雇员监督雇主缴费的动力弱化,但很多计划成员并不知道担保公司提供的待遇担保是有限额的,当他们发现担保公司的担保不包括某些待遇,包括某些提前退休待遇时,甚至会感到吃惊。
投资者也需要了解有关他们所投资公司的养老金计划筹资状况的信息,因为养老金筹资状况对公司营利能力和资本结构都会产生影响,但法律规定只有在上市公司DB计划对公司财务状况有重大影响的情况下,才须在其向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的10－K报告的脚注中,说明养老金计划对公司资产负债表及营利能力的影响。在近年来不利的经济情形下,很多股东才发现,他们没有完全理解DB计划的风险及其对公司稳健性的重大影响。
在某些情况下担保公司确实能够及时获得计划筹资信息：法规规定DB计划未筹资债务超过5000万美元以上时,应提交4010报告,4010报告包括雇主的专有信息、养老金资产和计划终止债务。因此对于偿付能力严重不足、对担保制度构成损失威胁的DB计划,“担保公司”能够收到较为及时的资产负债报告,但这也仅限于数量有限的DB计划,而且这还意味着,除非计划基金财务状况出现重大问题,一般来说,“担保公司”对参保计划进行日常独立评估的能力是十分有限的。等到担保公司发现计划存在资金缺口时,计划资产已经是严重短缺,其原因可能是企业自身财务状况已经陷入困境、无力缴费所致,这个时候要求企业增加缴费,可能加速企业破产和计划终止。
除了信息披露的上述时滞和局限之外,由于对DB计划资产负债衡量的不准确以及筹资规则的局限,精算评估报告往往掩盖了计划的实际筹资状况,在DB计划筹资不足时,报告显示计划可能是筹资充足的,具有误导性。这使得计划成员、投资者和担保公司都不能及时掌握计划真实的筹资状况,因而无法及时采取有效措施督促雇主缴费和防范计划偿付能力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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