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从哪里来”是一个至今在网上争议激烈的议题，以“非洲说”和“多源进化说”的影响最大，双方互贴标签，常转入意气之争。本是一个高度严肃的科学议题，却被误会成民族主义议题，这样的争议既不利于科学进步，也不利于公共理性的培育。赖瑞和先生的这本《人从哪里来》则立足科普，将相关观点予以完整、准确介绍，全文的关节点在它的叙事立场、叙事方式和叙事风度，这是当下特别需要普及的一种现代修养。

 

文 ／ 赖瑞和

人从哪里来？中国人从哪里来？我从小就很好奇。1976年秋天，我刚上大学，进台大外文系念书时，对中国人从哪里来就更感兴趣了，以为大学图书馆藏书丰富，可以帮我解开疑惑。当时，我的想法是，数千万年前，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有河流、高山、树木，甚至有恐龙等生物，但应当没有人类居住。根据我小时候看的儿童书，我知道，恐龙时代是没有人类的。后来，人不知怎样就突然“冒”出来了，在中国的土地上活动。这些人是怎样来到中国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还是像植物那样，从中国的泥土里“长”出来的？（在5000年前的文明史之前，中国并不存在，故本章若提到文明史之前的“中国”，皆指“如今被称为中国”或“后来被称为中国”的那片土地。）

于是，我兴冲冲地跑到图书馆，借了好多《中国上古史》《中国古文明史》之类的书（那时还没有人类演化史的书），以为可以解开我的这些大谜。不料，我越读越迷糊，因为这些书一开始就大谈黄河流域、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东夷西狄等，但偏偏没有告诉我们，比如说，仰韶文化的创造者，属于什么物种的人类？这些人是在中国本土“诞生”的，还是从中国以外的地方迁移而来的？他们的祖先是谁？他们是怎样来到黄河流域的？

这些问题始终困扰着我，没有答案。一直到我50多岁开始阅读人类演化史的著作时，我才恍然大悟。原来，人类的历史竟长达600万年左右，从人类和黑猩猩分手那时算起。然而，《中国上古史》和《中国文明史》之类的著作，却只探讨人类有了所谓“文明”之后的历史，也就是人类发明了农业，建立了聚落和城邦之后的历史，起点大约在1万年前。所以，这些书的内容主要是讲述过去1万年来，人类演化到了智人新石器时期的历史，完全不理会之前的直立人或更早的南猿历史，因为那不是“文明史”，不在上古史或文明史的研究范围。因此，这些书也就不会告诉你，人类是怎样来到中国的，或中国人是从哪里来的。若想得到这样的知识，你就得去阅读人类演化史的书了。

如今从人类演化史的角度回头看，我可以信心满满地说，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的创造者肯定属于智人种，因为从大约2万年前开始至今，地球上就只剩下单单一个人类物种了，那就是智人。至于比较古老的直立人、尼安德特人或在印度尼西亚发现的侏儒型弗洛勒斯人，都早已绝种了。1万年前的智人，在身体解剖学上，长得就跟现在的你我一样。他们那时懂得穿兽皮或树皮衣服，懂得用火，应当具有语言能力，但还没有发明文字（目前已知的是，5000年前才有两河流域的苏美尔楔形文字，3000年前才有殷商的甲骨文）。他们确实是在中国出生的，但他们的祖先是谁，却存在争议。学界有种种不同的说法。

人类的起源和现代人（智人）的起源

首先要厘清，人类的起源和现代人（智人）的起源，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吴新智院士，许多年前在腾讯的一段视频访问中就厘清了一个重要的区别，指出许多人把人类的起源和现代人的起源混淆了，以致产生许多误解和不必要的争论。

吴新智说：“现代人起源，就是长得像我们这样的人的由来，人类起源指的是古猿在何时何地变成人。所以，现代人起源指的时间比较近，人类起源的时间久远得多。”简单说，人类的起源，涉及最早期的人族成员到直立人的那段演化历史（约600万年到200万年前），好比是人类的上古史和中古史，但现代人的起源，只涉及人类在过去约30万年的演化史，等于是人类的现代史。

换一个说法，人类的起源指人类怎样从古猿演化而来。人类跟黑猩猩原本有一个共同的祖先，但在600万年前，两者慢慢分离。接着，人又经历了一个从“像猿”变成“像人”的过程，也就是如何从杜迈、阿尔迪、露西这些长得比较“像猿”的物种，逐渐演化成图尔卡纳男孩那种比较“像人”的直立人。这是一个物种形成和早期演化的问题。人类这个物种的诞生地（起源地）只有一个，就是在非洲。关于这一点，学者都有共识。因此，吴新智又说：“根据现有证据，比200多万年更早的人类化石在非洲以外没有被发现过，所以我们现在的共识是人类起源于非洲。”

人类的起源地没有争议，有争议的是“现代人的起源”。古人类学家所说的“现代人”，并不单单指“活在现代的人”，而是有一个比较明确的定义，指的是“解剖学上的现代人”。更确切地说，指大约30万年前，从直立人演化而成的“智人”。这样定义的“现代人”，可以包括30万年前的某些古人，某些具有“现代特征”的古人化石。当然，现今分布在全世界的活人，不管是东亚人、欧洲人，还是非洲人，也都属于“现代人”，属于“智人”这个单一物种。由此看来，“现代人”是个含义非常广而又有些模糊不清的字眼。如果我们把含糊的“现代人的起源”改写为具体的“智人的起源”，文意应当更清楚，可以避免许多误解。本书以下就用“智人”来取代“现代人”。

早期的人族成员，如杜迈、阿尔迪和南猿露西，都是在非洲演化而成的，住在非洲，活动范围也仅限于非洲，从未离开。他们都起源于非洲。从化石证据看，历史上从来不曾发现过“欧洲起源”或“中国起源”的南猿。关于这一点，大家没有争议。直立人一般也说是在非洲形成，从南猿演化而来的，这点也没有争议。

然而，智人的起源却是有争议的。问题的症结在于，直立人在大约200万年前离开了非洲，向中东、高加索地区、西亚和东亚等地扩散。这样问题就来了，因为这导致直立人分散到了世界各地，然后又在世界各大洲演化出所谓的“古老型人类”，比如欧洲的尼安德特人和西伯利亚的丹尼索瓦人。直立人在100多万年前来到中国时，也演化成吴新智等学者所说的“过渡类型”人族成员，比如湖北郧县人（有两个头骨出土，年代约90万年前）和山西大荔人（有一个几乎完整的头骨出土，年代约25万年前）。所谓“古老型人类”，跟“古人类”的含义不同，但经常混用，须小心分辨。“古人类”一般指所有古代的人类，而“古老型人类”跟“过渡类型”一样，指那些在解剖学特征上介于直立人和智人之间的人族成员。他们最后又演化成智人。

换句话说，直立人离开非洲后，最后在欧洲可能演化出欧洲起源的智人，在中国也可能演化出中国起源的智人，以至于智人的身世不明，其诞生地可能有好几个，不容易断定。

目前，我们比较确定的是，那些留在非洲的直立人，在大约30万年前演化成智人。最新的证据，是在北非摩洛哥伊古德山出土的一个智人下颌骨及牙齿（见下图），其研究报告在2017年发表。至于那些离开非洲，移居到欧洲、中亚和中国等地的直立人，也极可能在大约30万~20万年前，纷纷演化成智人。这样一来，智人的起源地，就可能有好几个——最确定是在非洲，但中东、亚欧大陆和中国等地，都有可能也曾演化出“本土”的智人种。

摩洛哥伊古德山出土的一个智人下颌骨及牙齿（侧视图，Jean-Jacques Hublin）

摩洛哥伊古德山出土的一个智人下颌骨及牙齿（咬合面，Jean-Jacques Hublin）

智人起源的两种假说

于是，智人的起源，便有了两派不同的假说。一派叫“晚近非洲起源说”（。所谓“晚近”，指大约6万年前，跟直立人在200万年前走出非洲的“远古期”相对。此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英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古人类学家斯特林格（Chris Stringer，见下图）。它的论点是，留在非洲的直立人，在大约60万年前，衍生出一个新物种——海德堡人。约40万年前，有一部分海德堡人离开非洲，并分化成两个支系。一支进入中东和欧洲，成为尼安德特人。另一支走向亚欧大陆的东部，成为丹尼索瓦人，散居在西伯利亚阿尔泰地区和东亚等地。留在非洲的海德堡人，最后在大约30万年前，又演化成早期的智人。然后，在6万年前，这种智人有一部分走出非洲，向全世界扩散。在他们所到之处，他们凭借更高超的智慧和更精良的武器，把原本住在欧洲、东亚和东南亚等地比较“落后”的尼安德特人、丹尼索瓦人等古老型人类，以及中国的过渡类型人族物种完全消灭，取而代之，形成今天的欧洲人、东亚人和中国人等。

英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古人类学家斯特林格，手持1万年前的切达人头骨（英国自然历史博物馆）

由此看来，这一派认为，直立人（或其后裔海德堡人）走出非洲后，顶多只在欧洲等地衍生出尼安德特人等古老型人类，或在中国衍生出郧县人和大荔人等过渡物种，但不曾演化出智人。今天全世界的智人，不是源自亚欧大陆各地演化而成的本土智人种，而是完全源自非洲的智人种。过去半个世纪，欧美学者几乎一面倒地支持这一假说，使它成了学界主流。但近年来，基因组研究盛行以后，特别是现代人被发现都带有尼人或丹尼索瓦人的少量基因后，此说略有一些“动摇”。

另一派叫“多地区演化说”。其主要论点是，如今分布在亚欧大陆等地的智人，是在当地演化而成的“原住民”，其远祖是200万年前走出非洲的那批直立人。这些直立人来到中东、亚欧大陆、中国等地后，就在当地繁衍，先演化成尼人等古老型人类，或其他过渡类型物种，最后再演化成智人，并且跟那批非洲起源的智人有过基因交流，而不是被他们完全取代。此派的中坚代表是吴新智和美国密歇根大学的沃尔波夫以及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桑恩。20世纪80年代中期，三人联合提出了这个假说。

吴新智院士（1928年6月2日—2021年12月4日，图片来自中国社会科学网）

沃尔波夫和他的韩裔女博士生李相僖（密歇根大学网站）

桑恩教授（澳大利亚ABC电视台）

表面上看来，沃尔波夫好像不属于美国古人类学界的主流，但其实他的“辈份”很高。至今为止，他在密歇根大学培养出21位博士，其中2人更是古人类学界的顶尖人物：一是青出于蓝的怀特（阿尔迪的发现者），二是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知名的古人类学家霍克斯。

这两种假说最关键的一个区别是：晚近非洲起源说认为，智人的起源地只有一个，就是非洲。欧洲和亚洲从来不曾演化出智人。所以，今天全世界的智人都源自非洲，包括今天的东亚人和中国人。但多地区演化说认为，智人是在多个地区（非洲、欧洲、亚洲）各自独立演化的，从直立人及后来的其他古老型人类演化而来，并形成不同地区的形态特征，比如欧洲智人体形高大，东亚智人体形矮小，等等。

欧美学者如何看待中国出土的智人化石

这两派的关键区别，在欧美学者看待中国出土的智人化石时最为明显。例如，2015年10月，湖南道县福岩洞出土的47颗牙齿化石的研究论文，在英国《自然》杂志发表时，标题叫《华南最早无可疑的现代人》。111这篇论文的联名作者多达14位，但通讯作者（也就是最主要的责任作者联系人）有三位：两位是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刘武和吴秀杰，另一位是当时在英国伦敦大学学院任教的西班牙籍女学者托里斯。论文的结论是：道县人牙化石的年代，根据研究团队所做的严谨地质学测年，为12万到8万年前，其形态跟今天现代人的牙齿一致，所以说是“无可疑的现代人”。

道县人的牙齿化石（邢松和吴秀杰／中国科学院）

然而，按照晚近非洲起源说，智人是在6万年前才走出非洲的。欧洲要到4.5万年前，才有智人（2019年7月，《自然》杂志发表一篇研究报告，宣称智人在21万年前已来到欧洲希腊，但证据薄弱，尚有争议）。上海复旦大学遗传学家金力的研究团队，根据中国人Y染色体分析所做的一系列论文，也认为非洲的智人是在6万到1.8万年前抵达中国，并完全取代原住民。那么，华南怎么可能早在12万到8万年前，就有“无可疑的现代人（智人）”？这些道县人牙的主人，看来不可能是非洲来的智人移民。那他们又是怎样在中国出现的？难道他们正如吴新智等支持多地区演化说的学者所说，是在中国本土演化成功的“原住民”？

然而，这篇英文论文没有提到多地区演化说，甚至完全没有讨论这些道县智人既然在华南被发现，是否有可能在中国本土演化。论文骨子里仍然坚持晚近非洲起源说。面对这个12万到8万年前的测年，论文只好尝试“改写”非洲智人移民离开非洲的时间。它所能提出的唯一解释是，这些道县智人可能早在6万年前就离开非洲，而且走的是一条“南方路线”，不经由以色列北上高加索的近东路线，而是从阿拉伯半岛南下，沿着红海海岸线到印度，再走到华南。论文的通讯作者之一、英方的托里斯在接受《自然》杂志记者的“播客”录音访问时，进一步阐述了这个观点。

英国埃斯特大学考古系的邓尼尔在《自然》杂志上评论这篇论文时，也完全采取晚近非洲起源说，认为道县人的牙齿化石“跟欧洲上新世和现代人的牙齿相似，意味着其来源是〔非洲〕移民，而不是直立人在当地演化的结果”。面对这些8万多年前的化石，他也跟托里斯一样，说智人走出非洲的时间需要被“改写”，可能要提前到12万到8万年前。同时，他推论，这些非洲智人移民在华南出现的时间，竟比他们在欧洲出现的时间（约4.5万年前）还要早好几万年，原因可能有两个：一是欧洲当时被尼安德特人占据，非洲智人无法移居；二是欧洲正处于冰期，天气酷寒，从热带非洲来的智人无法适应，只好向比较温暖的东方和亚洲南部迁移，以至于他们在华南出现的时间，要比他们到达欧洲和华北的时间早好几万年。

不过，吴新智在2016年的一篇论文中反驳：“这显然是固执夏娃假说，欠缺说服力的。”在这篇论文中，他详细列举了中国近年来发现的古人类和旧石器时代遗址，力证中国在10万到5万年前有人居住，驳斥非洲起源论者和遗传学家所说的中国当时因为受地球冰期影响，没有人类居住，有“断层”这一说法。道县人牙化石可证智人也可能是在中国本土演化而成的，未必是非洲智人的移民。

道县人牙化石是在中国出土的，由中国科学院的科学家以及英国和多位其他外国专家合作研究。中国的古人类学科研人员一向主张多地区演化说，在中文论文中也如此申论，但在这篇发表于英国《自然》杂志上的英文论文中，完全见不到任何多地区演化说的论点，只有晚近非洲起源说的假设。看来中国和英方的专家，有不同的看法。

不过，近年在欧美发表的一些论文里，也开始见到比较多的多地区演化说。例如，2017年10月，美国得克萨斯州农业与机械大学的希拉·阿特雷亚（Sheela Athreya）和吴新智联名发表的英文论文，对山西大荔人做了更全面的最新分析，便提出了多地区演化说的观点。大荔人头骨（见图8）和摩洛哥伊古德山发现的智人头骨（见下图）很相似，都有类似智人的面部，但大荔人头骨看上去更原始。

摩洛哥智人头骨在非洲出土，证实智人起源于非洲。但阿特雷亚认为，大荔人头骨显示，智人的起源恐怕没有这么简单。她提出两个观点：一是从遗传学的角度看，非洲智人与亚欧大陆智人没有完全隔绝。少数人的迁移带来了基因的交流。这使得31.5万年前的摩洛哥智人的遗传特征，出现在25万年前的大荔人头骨上。二是基因的流动也有可能是多方向的，那么欧洲、非洲显现的一些特征，也有可能来自亚洲，即非洲智人的某些遗传特征，或许来源于东亚直立人，后来被带入非洲。换句话说，这不再是晚近非洲起源说了，反而是智人“出自亚洲说”——在东亚演化出来的智人特征，也有可能传入非洲，影响到非洲智人的演化。此文发表在老牌的《美国体质人类学》杂志上，这显示，只要证据充分，多地区演化说也可以获得欧美主流期刊的认同。

大荔人头骨（吴新智／中国科学院）

重塑的摩洛哥智人头骨（Philipp Gunz/CC 2.0）

再举一个例子：2007年，在广西崇左智人洞，发现两个臼齿和一个下颌骨前段。2010年，其研究报告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上发表，由中国科学院刘武的研究团队和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古人类学家特林浩斯及其他合作者完成。化石测年约为11万年前。崇左人属于正在形成中的智人，处于古老型智人与现代人演化的过渡阶段，可能是东亚最早的智人之一，比之前已知生活在东亚的最早智人（距今大约4万年，2002年发现于周口店的田园洞人），提前了约6万年。

崇左人的化石（刘武／金昌柱／中国科学院）在广西崇左木榄山智人洞发现的10万年前的人类化石（A下颌骨前面；B下颌骨左侧面；C下颌骨上面；D下颌联合中部激光扫描断面；E、F两枚牙齿的颊侧面和近中面）

这篇英文论文提到，中国出现这么早的智人化石，显示它亦有可能是本土“独立起源”的结果。论文的中文版进一步说：“此人类化石具有的古老和现代特征并存的镶嵌混合特点，提示东亚地区早期现代人形成过程中存在一定程度的演化连续性。此外，早期现代人很可能与古老型智人在亚欧大陆地区并存了数万年。”

然而，英国的邓尼尔在《自然》杂志评论这篇论文的英文版时，一开始就假定（没有提出证据）：崇左人是出自非洲的智人。所以，他最关心的问题是：出自非洲的崇左智人，怎么会这么早抵达华南？他完全没有考虑到这可能是在中国本土演化的物种，也没有去探讨这种可能性，就先假定崇左人来自非洲。

基因、化石和石器证据

既然智人可以在非洲从直立人（或直立人的后代海德堡人）演化而来，那么直立人在170万年前来到亚欧大陆后，为什么就不能演化为智人呢？除了极少数例外，欧美学者几乎“习惯性”地把中国出土的所有智人化石都说成是“非洲移民”，从不考虑他们是否可能是在中国本土演化的原住民。

欧美学者之所以如此有信心，主要是因为基因证据，也就是1987年三位美国遗传学家所提出的“夏娃说”——目前世界上所有活人的母系线粒体基因（mtDNA），都可追溯到20万年前住在非洲的一位女性。夏娃说问世超过了30年，近年的基因组研究突飞猛进，但夏娃说没有新的研究突破，没有再提出新的证据，且受到不少质疑，特别是受到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遗传学家坦普莱顿的挑战，更有看头。他认为人类一次又一次走出非洲，并非“取代”非洲以外的人，而是“杂交”。

以往所说的“基因证据”，只是从现代活人身上取得线粒体mtDNA和Y染色体来研究，包括复旦大学金力团队所做的一系列Y染色体研究。然而，从2010年起，德国马普演化人类学研究所帕玻团队所发表的一系列研究显示，我们不但可以从活人身上取得基因组证据（范围比mtDNA和Y染色体更全面），而且能从数万年前死人的化石中采集到古DNA基因组样本，可以为死去的尼安德特人做完整的基因组测序，从而可以证明，智人曾经和尼人交配过，且遗传到尼人的少量基因。这样得到的古人基因组证据，可以拿来跟现代活人的基因组做比对，从而更精确地掌握他们的遗传关系。这要比以往单单从活人那里取得基因变异等少数几个数据，来追踪智人在过去数万年的迁移历史和祖先历史更全面，更能解决智人的起源和遗传关系等问题。

例如，2017年10月，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付巧妹和德国帕玻实验室组成的一个中德联合科研团队，在美国《当代生物学》期刊上发表论文，称他们从北京房山区田园洞出土的距今约4万年前的一名男性遗骸化石中（见下图），成功提取了全基因组。这不仅是中国第一个古人的基因组数据，而且是整个东亚目前最古老的人类基因组数据。

北京房山区田园洞（同号文／中国科学院）

田园洞人骨架（高星／中国科学院）

经过基因组比对，论文证实田园洞人属于古东亚人，但他并非现代东亚人的直接祖先，而是现今东亚人和某些南美洲人的远亲。团队同时发现，田园洞人跟比利时果越洞穴出土的一个3.5万年前欧洲人的化石有遗传关系。不过，田园洞人已和欧洲人分离。在基因上，他比较接近今天或过去的东亚人，多过于今天或过去的欧洲人。令人意外的是，田园洞人跟南美洲的亚马孙人也有遗传关系，有基因上的类似。这揭示了东亚早期人群组成十分复杂。

付巧妹团队的这项研究显示，把古人类化石中的基因组拿来和现代活人的基因组做比对，可以得知两者之间更精确的遗传关系，好比做亲子鉴定那样。这要比从前单单用活人的来探讨智人的起源时，古今基因组的比对，无疑是一大新的研究利器。

1987年的夏娃说没有发现智人曾经和尼安德特人有过基因交流，显示当时单单使用活人mtDNA和Y染色体的研究方法太过简单，存在局限。然而，2010年帕玻等团队所用的古基因组方法，却能证实智人和尼人曾经交配过，并且还揭示了古老型人类之间的基因交流，如何影响当今的现代人，显示古基因组的研究方法更全面，大放异彩，抢尽风头，成为未来研究人类演化和各物种遗传关系的一大有力工具。

付巧妹曾经在帕玻实验室学习，并取得博士学位，也参与尼安德特人基因组的研究。2016年，她回到中国后，在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设立了一个古DNA实验室，和帕玻实验室密切合作，运用最新技术，从数万年前的化石中提取古人类基因组。2017年4月，河南灵井许昌人的研究报告发表在美国的《科学》期刊上时，付巧妹向该期刊的记者吉本斯透露，她曾尝试从三件许昌人化石中采集古DNA，但没有成功，仍在努力中。她的团队也尝试从河北许家瑶人类牙齿化石（12.5万到10万年前）中提取古基因组，看看它是否带有丹尼索瓦人的基因。

另一方面，多地区演化说靠的主要是一系列丰富的化石证据，如许昌人、大荔人、崇左人、道县人等。近年来，中国出土的人类化石越来越多，其研究报告也多能在西方顶尖期刊，如《科学》和《自然》上发表，例如2017年河南的许昌人研究。这篇报告认为，许昌人的头骨具有中国境内古老型人类、尼安德特人和早期智人的混合特征，可能是中国古老型人类与尼安德特人基因交流的结果。近年来新出土的化石也显示，智人的起源是个非常难解的问题，要比过去所认知的更复杂，恐怕不是单纯的晚近非洲起源说或多地区演化说所能解释的。我们需要更多的化石和古基因组证据才行。

许昌人的头骨化石（吴秀杰／中国科学院）

中国近年出土化石的测年也做得比从前更精细，引起欧美学界更多的关注，也为多地区演化说带来较多的认同。有学者认为，中国新的化石证据正在改写人类演化的历史，特别是东亚地区的演化史。欧美学者以往一向偏重非洲和欧洲出土的化石，不熟悉中国的化石，难免多从西方观点来看人类的演化。现在，情况慢慢有了改变。例如，帕玻对《当代生物学》的一个特约采访作者说：“如果我们要探讨古代人口和化石之间的遗传关系，我绝对相信，中国是个最有趣的地区之一。幸运的是，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已成立一个最先进的古DNA实验室。我们有幸可以跟他们在这方面合作。”

多地区演化说另一项有力的证据，来自考古发现的石器。在非洲和欧洲，石器的模式有一个演进的历程。250万年前，非洲人族成员使用的是最简单的奥杜威第一模式石器，但到了约10万年前，非洲智人所使用的石器已演进到第三模式石器，也就是比较精美的莫斯特型。如果非洲智人曾经移居中国，他们应当也会把这种第三模式石器带到中国。然而，奇怪的是，在中国出土的绝大部分石器，都属于最原始的第一模式石器，显示在中国，从直立人到智人，从170万年前起，一直到1万年前，都在使用这种简单又好用的石器。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高星曾经专门研究过这一课题。他说：“来自西方的文化因素在不同时段、不同地区间或出现过，但从来没有成为文化的主流，更没有发生对原住民文化的置换，表明这一地区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移民和人群替代事件。”这也表明，中国的直立人到智人，其演化是有连续性的，很少受到外来的影响。

河北泥河湾出土的一些石器，属于最原始的奥杜威第一模式（河北省文物研究所）

修正假说和两派的和解

就中国的特殊情况，吴新智又对多地区演化说略有修正，称之为“连续进化（演化）附带杂交”。意思是，非洲直立人在100多万年前来到中国后，就在中国本土繁衍，连续演化，未曾离开或灭绝，最后演化为智人和今天的中国人。在过去数十万年的连续演化期间，他们曾经和其他地区演化的智人有过交配，“比如说跟欧洲、东南亚的还有混杂、杂交，就是基因的交流”。这种基因交流，导致中国出土的某些化石也具有欧洲人的一些特征。不过，吴新智认为，这种基因交流是“附带”的、“次要”的、少量的。中国人主要还是在本土连续演化中形成的。

吴新智举了一个“形态上的证据”：“比如说眼眶，中国大部分人类化石的眼眶都是长方形的，而这个［用手指着（广东韶关）马坝人头骨的眼眶］明显是圆形的，这是广东地区的，中国化石除了这一个圆形眼眶以外再没有别的头骨是这样的了。他这个眼眶是圆形的，肯定是基因决定的，他这个基因是从哪里来的？在中国找不到根源。而在欧洲，这个圆形眼眶就比较多了，当然也不全是。如果我们推想这个圆形眼眶基因是从欧洲过来的，可能就是比较合理的。”

马坝人头骨的圆形眼眶（吴新智）

马坝人头骨的侧面（左）和正面（右）绘图，显示其圆形眼眶及其他特征（吴新智）

由此看来，我们可以推想这样的局面：100多万年前，直立人来到中国以后，衍生出后来的郧县人、周口店直立人、大荔人等，又在大约10万年前，形成智人和现代的中国人。然而，非洲起源的智人离开非洲，向全世界扩散时，他们的后代应当也曾经分批来到中国，然后他们就跟原先在中国本土演化而成的中国起源智人比邻生活，并且曾经有过基因交流，以至于今天的中国人——他们的智人远祖，有可能是纯中国起源的土生种、外来的纯非洲起源种，也有可能是中非杂交种，或吴新智“附带杂交”说中所列举的“中欧杂交”种。前面提到付巧妹团队所研究的田园洞人跟欧洲人有遗传关系，亦有可能是这种“中欧杂交”种。

2010年，德国马普演化人类学研究所帕玻的研究团队，成功为尼安德特人的古基因组完成测序后，证明智人曾经和尼人交配过，以至于现代人的基因都带有1%~3%的尼人基因。这项发现改写了智人的演化史，也导致非洲起源说的全面取代论不得不被改写，成了帕玻所说的“有遗漏的取代”。

沃尔波夫的学生史密斯曾经提出一种同化说：智人大部分出自非洲，但他们在走出非洲时，曾经跟沿途所经之处的当地人交配，以至于现代活人的基因组里，有大约10%来自这些古老型人类。133同化说从前一向被忽略，但自从2010年帕玻的研究证实智人跟尼人有过基因交流后，它又开始受到重视。

有关智人起源问题的争论，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至今已超过30年。未来最有希望的解决之道，要看科研人员是否可以从世界各地出土的化石中提取更多的古人类基因组，来做深入的比对研究，以探讨各化石之间的基因遗传关系，避免化石形态学上的争论。

2018年4月，哈佛大学医学院遗传学系教授赖克出版了一本令人耳目一新的著作《我们是谁，从哪里走到这里——古基因和研究人类历史的新科学》。目前的科研人员几乎不写书了，只写单篇论文，只有文史学界的学者还偶尔需要写书。赖克教授之所以写这本书，是因为要介绍古基因学界最近几年来的最新研究成果（许多是他自己实验室的成果），主要涉及尼安德特人、丹尼索瓦人和智人的基因交流和影响（本书第二章略有引介），做一个综合评述。他在书中称这些成果为“古基因革命”。这场革命让我们见识到，各个人类物种之间的遗传和演化关系是错综复杂的，远比化石形态学研究所揭示的复杂得多。

然而，到了2010年，有关智人起源的争论，似乎又有了消解的迹象。这一年，两派的代表人物——英国的斯特林格和美国的沃尔波夫，终于可以在一个有关尼安德特人的会议上，一起喝啤酒、聊天。两人当时已60多岁，他们之间的争战也沉淀了。据《科学》期刊记者吉本斯报道，两人的论点虽然仍泾渭分明，但也有些趋合了。斯特林格说：“我们现在可以相处得来，是因为我们两人都觉得，我们都被证明是对的。”

有趣的是，在中国，这两派的争论也有了和解的征兆。2013年11月，在复旦大学举行的上海人类学学会成立三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时任复旦大学副校长、上海人类学学会会长、遗传学家金力教授，为自己的“学术对手”吴新智颁发年度人类学终身成就奖金琮奖，以表彰他在中国乃至世界古人类学研究领域做出的杰出贡献。金力和他的研究团队曾经发表多篇论文，主张“Y染色体遗传学证据，支持现代中国人起源于非洲”（见上文），跟吴新智的多地区演化说对立。但金力在给吴新智颁奖时说：“所有的科学研究都是在争论中推进的，不同观点者相互支持、相互促进，恰好有利于探索科学奥秘和真相。”

韩裔美国籍古人类学家李相僖在她的科普书《想太多的人类学家》中，透露了一个鲜为人知的学界内部“私语”：现代人起源的两种假说，其实还被“政治化”，牵涉种族和殖民主义等问题。比如，有些学者会认为，那些主张晚近非洲起源说的欧美学者，恐怕有一种不知觉的种族主义倾向，因为晚近非洲起源说隐含着一种“血洗全球”的意味——非洲起源的智人走出非洲后，便把世界上其他地区比较“低劣”物种的人类“完全灭绝”，完全取代，没有杂交。这样的论点不免带点种族主义的色彩，以及殖民主义的自大。相比之下，多地区演化说没有这样的殖民主义色彩，看起来比较顺其自然，实际上也可能比较符合人类演化的历史事实。李相僖在密歇根大学人类学系取得博士学位，现任教于美国加州大学河滨分校人类学系。她的博士论文指导教授，就是多地区演化说的创始者之一沃尔波夫。据她说，这种学界内部的“私语”，是无法在正式发表的论文中见到的，只有在研讨会和私人谈话场合才能听到。

终究有非洲根源

如果你相信晚近非洲起源说，则中国人的祖先是大约6万年前从非洲走出来的那批非洲起源智人移民的后代。如果你相信多地区演化说，则中国人的祖先是大约200万年前从非洲走出来的那些非洲直立人，在中国继续演化成郧县人、周口店直立人、大荔人、崇左人和道县人的后代。

这样看来，其实不管是晚近非洲起源说还是多地区演化说，中国人的祖先，若追溯到最早的源头，恐怕都要跟非洲有某种血缘上的关系。这点并不奇怪，因为人类这个物种、人类最早的祖先，如杜迈和千禧人，本来就是在非洲诞生的。作为人类这种生物，中国人和欧洲人等全世界的人们，其最终最早的祖先，当然都要追溯到非洲。但今天中国境内的智人，却可能不是在非洲演化出来的，而是在中国本土，从非洲直立人迁移而来之后的连续演化中形成的。

2016年7月，《自然》杂志有一篇特稿《被遗忘的大陆》，探讨中国近年来出土的一系列人类化石，如何正在改写人类演化史。文中提到，西方有科研人员认为，中国古人类学家的多地区演化说，“带点民族主义的色彩”。

吴新智对此反驳说：“这不关民族主义。”他说，一切要靠证据——看看那些过渡类型人类物种和考古出土石器。“所有证据表明，中国从直立人到智人，曾经有过连续演化。”

的确有不少国人表示，难以接受现代中国人是非洲智人移民的后代。或许是受教科书的影响，大部分国人都认为，现代中国人是云南元谋人、北京人和大荔人的后裔，力图摆脱中国人出自非洲的说法。然而，平心而论，中国人的智人祖先，即使像多地区演化说所说，是在中国本土演化的“原住民”，但中国人的直立人祖先，如元谋人和蓝田人，终究还是有非洲根源，因为他们来自非洲。直立人的起源地只有一个——只在非洲，不在中国。关于这点，学界并无异议。

因此，我们应当用心想想，所谓“中国人的祖先”，到底是什么意思？学界目前的讨论似乎都假设，中国人的祖先只有一个，就是大约10万年前智人阶段的祖先，而不理其他。其实，人的祖先不应当只有一个。祖先有近世的，也有远古的。比如，我们每个人都有祖父、曾祖父，当然也有第16代祖、第58代祖等，甚至有300万年前的祖先。他们的起源地（诞生地）和生活的地点，很可能都不一样，这并不出奇。我们要分辨清楚，要有时间概念才行，才能把“祖先问题”厘清。

重构两种场景

按照智人起源的两种不同学说，我们可以描绘在中国土地上曾经可能出现过的两种不同场景。

从多地区演化说的观点看，特别是从吴新智“连续进化附带杂交”的视角看，非洲起源的直立人，在大约170万年前来到云南的元谋，甚至到过北纬40度以北寒冷的河北泥河湾等地。然后，他们就在中国的土地上繁衍生息，从未灭绝，以至于他们在大约100万到10万年前，衍生出各种古老型人类或“过渡类型”人类，如郧县人（90万年前）、周口店直立人（约78万年前）、大荔人（约25万年前），然后又在大约10万年前，演化出现代的智人，如广西崇左人（11万年前）、湖南道县人（12万到8万年前）。到6万年前左右，这些在中国连续演化而成的智人，已经长得跟现代中国人没有什么差别了。6万年前，非洲起源或欧洲起源的智人也开始抵达中国，其中有一部分可能跟中国本土起源的原住民有过基因交流。这三者（原住民、非洲或欧洲起源的智人，以及三者杂交）的后代，就是今天的中国人。

此派的学者根据晚近非洲起源说推测，170万年前抵达中国的非洲直立人及其后代，在第四纪冰期的10万到5万年前这一时期“难以存活”，甚至有了“断层”。也就是说，这些直立人灭绝了，中国当时没有人类居住。金力研究团队在2000年那篇论文的结尾这样说：“我们认为随着冰期逐渐消亡，非洲起源的现代人约在6万年前从南方进入东亚，在以后的数万年中逐渐向北迁移，遍及中国大陆，北及西伯利亚。大约在8500年前，经历了漫长的蒙昧时期后，以仰韶文化为代表的最早的中华文明开始在黄河中上游地区萌芽。”

仰韶文化的创造者，如果不是这些在6万年前来自非洲的智人移民，那么就是在中国本土演化的智人。当年我上大学时初读《中国文明史》，如果知道这些中国文明最早创造者的身份原来就是人类演化史上的智人，我想我就不会那么迷惑了。中国文明史原来不是“突然”在黄河流域“冒”出来的，而是前面有一大段被忽略的人类演化史。如果能够交代前面这段历史，把中国人的演化史和文明史衔接起来，那么我们就更能了解，中国人是怎样从周口店直立人、广西崇左等智人的阶段，逐步进入文明史的领域的。最早期的仰韶文化创造者，也不再是血肉模糊的、“没有脸的人”，而是在解剖学上，在身体结构上，长得跟我们今人一模一样的人。至于他们怎样在黄河流域发展出最早的农业和生活聚落，那就是中国文明史、史前史和考古学的研究课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