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家里的名人聊天（13）
郑洪升
我和大诗人歌德聊完之后，我想找一位科学家聊。要找就找大腕，而且不找一般的大腕，必须是全世界公认的大腕中的大腕。一般的大腕，聊起来不过瘾。我还想这个人不管他后来加入了什么国籍，必须是在德国出生的人，而且是犹太人，因为今年是反法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也是犹太人从纳粹铁蹄下解放70周年。
经过反复筛选，我瞄准了爱因斯坦。因为他不仅出生于德国，是犹太人，而且在千年全世界名人排座次时，不论上排下排、左排右排、横排竖排、昔排今排，他都毫无争议地坐上了头把交椅。美国《时代》周刊对数百位当世名人进行遴选，选的结果也是爱因斯坦排名第一，罗斯福与甘地分别排亚军和季军。因此，爱因斯坦就成为20世纪无可争议的伟大人物中的第一人。
爱因斯坦虽在我家住了几十年，但他并不着急，他那炯炯有神的眼晴，配上那头出了名的散乱的长发和花白的小胡子，真是令人无限敬佩。我说，爱因斯坦先生，我同歌德先生刚聊过天，我记得歌德曾经给你写过如下诗句：
我们全都因他受益，
他的教诲惠及全球，
那本属于私有之物，
早已传遍人间，
他正如天际的明星，
无尽的光芒与他永伴。
爱因斯坦说，在全世界赞颂我的诗歌和文章相当多，批判我的相对论的也不少，你们中国在文革中，不是也有人猛批我嘛！像处于我这种地位的人，必须作到宠辱不惊，不然没法活。
我说，爱因斯坦先生咱俩能否聊聊？他笑容可掬地说，你与其他一些名人的聊天我都听过了，这些人的许多情况我都没听说过，非常有意思，连我听得都有些陶醉。我很乐意跟你这位中国朋友海阔天空的神聊。我感到这种无拘无束的聊天是一种享受。
我说，表述你的相对论的文字很简单，也就和一条微博的字数差不多，然而，其意义是那么的深远，它几乎改变了世界。我只有小学文化程度，是个地地道道的科盲。前年，我阅读了霍金先生写的一篇文章。在这篇文章中，霍金先生对你的相对论，有如下通俗描述：
“1905年，爱因斯坦的论文指出，由于人们无法探测出自已是否相对于’以太’运动，因此，关于’以太’的整个概念纯属多佘。爱因斯坦认为，科学定律应该赋予所有自由运动的观察者相同的形式，无论观察者如何运动，他们都应该测量到同样的光速。
“如果两个人是相对静止的，他们的时间就是一致的；如果他们间存在相互运动，他们观察到的时间就会不同。
“ 爱因斯坦认为，对所有自由运动的观察者而言，自然定律都是相同的，这个前提是相对论的基础。因为，这个前提隐含了只有相对运动是重要的。”
我问爱因斯坦你对霍金的这个表述是否认可？他说，霍金是位奇才，他身体那样不好，还进行着卓有成效的研究，著书立说，在对相对论的所有表述中，霍金的话还是比较通俗准确的。但是，我的相对论提出后由于争议很大，1921年我获诺贝尔物理学奖时，颁奖辞中竟只字未提我的相对论。我说，现在不同了，许许多多科学实验雄辩地证明，你的相对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爱因斯坦则说，我的相对论本身也是相对的。世界上压根儿就没有也不可能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东西，放之一海还差不多。正像谁也没有资格说，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唯独自已不能一分为二一样。
我问爱因斯坦：在你67岁的时候，你作过一次演讲，而你在演讲的开头却说，这次演讲的性质类似“自已的讣告那样的东西”，这是为什么？他说，我说是自已的“讣告”是有道理的，因为像我这种类型的人，一生的精华，正是在于他所想的东西和他是怎么想的，而不在于他所做的或者所承受的。所以，这种讣告可以主要限于传达一些在我的努力中起重要作用的想法；那时我已经67岁了，一个67岁的人已经完全不同于50岁、30岁或者20岁的时候了。我认为，67岁后说的任何话，都可能是自已的讣告。
我说，现在许多人都喜欢谈人生的意义，你对人生的意义怎么看？他说，在我看来，凡是认为他自已的生命和人类的生命都是无意义的人，他不仅是不幸的很，而且也难以适应生活。至于人生的真正价值，首先决定于他在什么程度上和在什么意义上从自我中解放出来。
我说，说得真好，经典！爱因斯坦先生，你可否再引伸一下。他说，不必深思，你只要想想日常生活就可以明白：人是为别人而生存的，首先为你的家人，他们的喜悦和健康关系着自已的全部幸福；然后是为你根本没见过面的人，如你每天清晨起床后，为许多还在甜睡的几十万粉丝写微博，他们的命运通过同情的纽带，同你密切联系在一起；我每天上百次地提醒我自己，我的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都离不开别人，都依靠着别人，包括生者与死者的劳动，因而，我必须以同样的分量来报答我所领受的东西。人虽然能够做他所想做的，但不能要他所想要的。要了自已不该要的东西，你迟早要倒大霉。你们民间不是有句流传很广的话嘛：不怕你今天贪的欢，就怕有一天拉清单！
爱因斯坦真不愧是世纪坐头把交椅的伟人，他说出来的话如雷鸣，如闪电，绕梁三周，不绝于耳！
我问爱因斯坦，你在儿童时代爱干什么？他说，我爱胡思乱想。当我还是一个少年时，我就深切地体会到，那些驱使大部分人一辈子为之奋斗的东西是毫无价值的。在我12岁时，我经过一场近乎疯狂地自由独立思考之后，我发现了一个重大问题：国家总是故意用一系列谎言来欺骗我们年轻人，这种印象令我目瞪口呆。这次独立思考之后，我对所有权威产生了怀疑。我始终坚持这种态度，否则不会有相对论。
我们的聊天越来越深入，我问爱因斯坦你的思维特点是什么？他很痛快地告诉我，如果一个人喜欢有条理的思想，那么，他的天性就要牺牲一些事情，而在一个事情上把它突出出来。像我这类的人，其特长的转折点在于，我的主要兴趣逐渐从转瞬即逝的、纯粹个人的层面上解放出来，而转变为努力从本质上去思维，去把握事物。这是我一生之中意义极为深远的重大转折。我认为从联想或者梦想，向思维过渡的标志，是由于概念在其中起着重大作用。我们的一切思维，在本性上都是概念的自由游戏。而这种游戏的合理性在于，在它的帮助下，我们能够理解我们感觉到的客观世界。而且这种思维的发展过程中，有不少令人“惊奇”的东西不断出现，不断飞跃。
我说，太好了。没有惊奇，没有思维，没有独立的思维，没有本质的思维，想达到真理的彼岸，是不可能的，简直比上天还难。爱因斯坦先生说，是这样，一点不假。
我问爱因斯坦先生，你对现在的教育怎么看？他说，对学生没完没了的考试真是要命，为了应付考试，人们都得把许多废物装进自已脑子里，而不管自已愿意不愿意，需要不需要。学生们不是为自已活着，而是为别人活着。我常常纳闷：现代教育方法，竟然还没有完全扼杀了研究问题而必不可少的好奇心，这简直是一个奇迹。因为这棵脆弱的幼苗，除了需要鼓励以外，主要需要自由。如果没有自由，它会不可避免的夭折，那种认为用强制的方式方法，就可以出人才的做法，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错误。即使是一个健康的猛兽，如果它不饿的时候，用鞭子强迫它进食，特别是吃那些经过选择的食物，那么，它也会丧失贪吃的习性。孩子也一样，就怕学厌了，学烦了，学腻了，他们一看到作业就头痛，就恶心，就想吐。你的大公子不是也有句话嘛，看教育是否成功，就看学生对学习的东西，是否越来越感兴趣。
我同爱因斯坦聊得很投机，共同语言很多。最后，我想跟他开个玩笑，唤他：准总统阁下！他很敏感，马上问，郑先生你叫我什么？我说准总统呀，总统前面怎么还加了“准”字？我说，1952年以色列国拟用八抬大轿请你去以色列竞选总统，说是竞选，谁能竞争过你，你要真的当了一国总统，那多威风，你是全世界公认的顶尖大科学家，又是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以色列国的人口虽然少点，但无论大国小国，有否实权，总统都是元首，出国访问不管你去哪个国家，都是摩托车开道，座驾上插国旗，礼炮21响，当总理只能鸣19响，特别是你这样级别的大科学家，若当上总统，那不又创造一项世界记录，前无故人，后无来者，永垂史册。
爱因斯坦先生说，当年以色列驻美国大使确实找过我，向我正式传递了以色列总理的盛意。我当即郑重地说：“大使先生，关于自然我了解一点点，关于人我一点点也不了解，像我这样的人，怎么能当总统呢？”大使却说：“当总统没多少公务，爱因斯坦教授你是最伟大的犹太人，不，不，你是全世界最伟大的人，由你当以色列总统可以象征犹太民族的伟大，再好不过了。”我毫无商量地告诉大使先生：“我干不了，方程对我更重要些，因为政治只为当前，而方程却是一种永恒的东西。”
我听着非常感动，这就是伟大的人所具有的最伟大的品格。临别时，爱因斯坦说，咱们俩聊起来我感到舒服，希望后会有期。我说，不会后会无期，你闷得慌时，就下来，我随叫随到，咱们接着聊，不过你说的每句话都需要反复琢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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