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天问地问爹娘，活了一辈我是个甚模样？
过了一村又一庄，拉起胡琴整日价走四方。
云为被子山为床，暑去寒来我走遍了太行......
在逶迤起伏的太行山脉，在穷乡僻壤的村村寨寨，经常能响起旷远苍凉的歌声，放嗓云天外，不求荣华不求财，质朴浑厚的曲调是胸腔里来自生命的嘶吼，是向命运的声声叩问，然而它们的发出者却是一群“没眼人”，他们有的是天生为瞽，有的则是后天失明。他们终年行走于太行山的上千个村庄，互相“拉扯”，边走边唱。
就在十年前，一个女人的出现，让他们原生态的歌声，让他们即便风餐露宿仍如蓬草一般强韧怒放的生命得以向山外的世界展现......
她叫亚妮，曾是浙江卫视的当家花旦。这位集主持、编导、制片人于一身的全能型电视节目主持人作为浙江卫视的“台柱子”，主持、编导的栏目众多：《艺苑百花》、《大观园》、《调色板》、《群星广场》、《人口、家庭、社会》、《文化时空》等，在当时都具有较高的知名度。鉴于亚妮的影响力，浙江卫视首次以她的名字开辟了一档节目《亚妮专访》，由于她炉火纯青的主持功力，亲切大方的主持风格，该栏目一跃而为浙江卫视的黄金品牌栏目，赢得了广泛的赞誉。
然而一次看似普通的比赛，却改变了亚妮事业的轨迹与人生的航线。
2000年，亚妮主持“中国首届原生态南北民歌擂台赛”。一位名叫石占明的羊倌直接跳过初赛和复赛，昂首挺进决赛。决赛现场，灯火辉煌，石占明气定神闲地站在舞台上，甩出一记长鞭，随即一声长吼，粗犷豪迈、浑然天成的歌唱方式令举座皆惊，须臾之后现场才响起雷鸣般的掌声。
石占明，以一个羊倌儿的身份在这次大赛中荣膺歌王。
主持完决赛之后，亚妮仍久久不能平静，她想寻踪探访，是什么样的一片土地，养育了这样的歌王，她想了解他生活背后的精彩故事，然后藉此拍一集《亚妮访谈》。
然而就是这次太行山之行，在采访拍摄石占明的过程中，她无意中打开了另一个世界的门扇，碰到了一群鹑衣百结的盲人，他们没有经过任何专业训练，却个个唱得跟石占明一样好，他们是天生的流浪者和卖唱人，而且，他们的身世和经历，令人肃然起敬。
1940年，八路军抗日前线总指挥部设在左权县麻田乡。为了突破日本鬼子的封锁，八路军把游唱太行的“没眼人”组织起来，他们以唱曲为掩护，刺探军情、宣传抗日，组成了一支特殊的情报部队。“没眼人”翻山越岭，就靠一根棍一双脚，于是就有了“过山脚”这个绰号。他们没有编制，没有档案，更没有被树碑立传，他们只存在于乡亲们的记忆和口口相传中。
七十多年过去了，他们不再肩负使命，却仍辗转于茫茫的大山，一村一村地唱过去。他们终其一生，都生活在无边的黑暗中，但他们的歌声却没有凄凄惶惶的悲伤，没有指天斥地的抱怨，相反，亮冽高亢、声动梁尘。
一直生活在繁华都市，一直身着盛装闪耀在舞台上的亚妮，深深地被这群“没眼人”震撼了。她想走近他们，融入他们，而不是止步于几千里之外的录制大厅，声情并茂地讲讲他们的故事而已。于是她告别了舞台，告别了她的主持人生涯，用10年时间跟踪纪录拍摄这个特殊的群体。2006年，她开始以左权盲人宣传队为关注对象，创作电影《没眼人》，她不仅拍他们的故事，还跟他们同吃同住，并帮他们解决难题、实现心愿......这一干就是十年！而她和他们也一起吃了十年的年夜饭。
只是前几年，她都是带着百十来号人的摄制组，后来，她孤身一人，因为电影拍到末了，身兼编剧、导演、制片人的亚妮，几乎倾家荡产。拍电影，无疑是一个烧钱的无底洞，但为了真实再现这些“没眼人”，她押房子、跑贷款，花了几百万元，录下500多小时的影像素材。
此前，她是大家眼中有原则有立场，不肯轻易屈尊下顾的名主持，不喜觥筹交错，尤厌“堂会”表演。她嫌弃那种财大气粗、鄙俗不堪的有钱人，以“捧角儿”的心态颐指气使。然而为了这部电影，她不仅一次次去主动“揽活”，而且学会了“讨价还价”。
当多少人汲汲营营，攀龙附凤时，她却放弃了光鲜靓丽的舞台，放弃了曾经优渥的生活，倾囊而出，居无定所。当她为这部电影四处奔走时，而几乎每个“没眼人”也都在盼望着它的诞生。但在漫长的拍摄过程中，身边三个人先后去世了，包括鼓打得最好的“肉三”，他病死前，万分遗憾地说：我是等不到你的电影了。
为此她难过不已：这是一群在外人看来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人，他们活着或者死去，原本没有人会关注，尽管他们个个身怀吹打弹唱的绝技，每个人都揣着三天三夜也说不完的故事。在那片现代文明尚未侵入的大山中，他们虽然一贫如洗，但只要有一口吃的，一口喝的，他们就可以乐活下去。他们看不见这个五彩缤纷的世界，只有一把好嗓子，对着苍穹唱，对着山梁唱，对着旷野唱，没有舞台，没有观众，更多时候他们只唱给自己。他们不会勾心斗角，不会投机取巧，更不知何为蝇营狗苟。他们都历经沧桑，却仍笑容单纯，不为五斗米烦恼，也不为老无所依而愁肠百结。
最让她感动的是，命运将他们随意轻抛，他们却待快乐不薄。因此，她就是想拍一部真正属于他们的电影，让他们被世界看见，让他们被世界听见......可是，资金、人力、技术等各种原因的左右与掣肘，使得她拍摄的进程远非那么顺利，她也一次次含泪送走与她结下生死情谊的“没眼人”——她的战友与兄弟。
当有记者采访她，问她为何会举家负债，历经磨难拍摄一部未必会卖座的电影时，她说，她只想留下那些被称为非遗的歌，只想让更多人看一眼洒在那片生命原生态土地上的阳光，感受一下那种尚未污染的快乐和自由。生爱恨死对他们而言，总是那样快乐的，通透的。
除此之外，作为多年的媒体人，她还有一种深深的忧患意识和使命感：“有时候我也会有困惑，我花了10年的时间和几乎所有的积蓄，而且几乎把‘没眼人’最隐私的内心都摆到大家面前了，这是不是理智的行为？”可是她的纠结与困惑最终还是服从了一个更严峻的现实：“‘没眼人’们正悄悄退出历史舞台，仿佛从没来过。如果我不去记录他们，他们就会消失了。连带他们的生活和这些属于非遗的技艺，那些唱词唱调，那些活生生的故事，消失了多可惜......”在她眼里，“没眼人”是中国的“荷马”，而时任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保护中心主任田青说，“没眼人”是“活着的阿炳”。
但电影还没完成，亚妮创作的故事先被出版社拿到，推出图书《没眼人》。该书编辑沈家乐直言，从来没有看一个书稿，像这个书稿一样让她几度落泪：老屎蛋把积攒了五十多年的2864块7毛钱交给他记挂了一辈子的疯女人二梅时，那一直抖一直抖的手；肉三的姐姐喜籽，一个人养活一家6个瞎子，面对命运压给她的不可思议的重担，默默地承受；“没眼人”带着已经逝去的老队长程贵的小号，几经周折终于站到天安门广场“听”升旗，以了却他的夙愿的庄严；还有亚妮跟着“没眼人”走山的时候，晚上，一群瞎子执意为她留一盏他们从来不会开的灯时的温暖……
她说，“不管再卑微的人，都有在这个世界上留下一些痕迹的权利”。“没眼人”眼里没有光，但心是敞亮的。而我们看似光鲜，但其实未必有他们活得明白和快乐。
已识乾坤大，犹怜草木青。但经历了太多荣耀的亚妮，无论在她的电影里，还是书里，并不是为了让人们可怜这些“没眼人”，而是更想让人们感受这群人在他们的世界里快乐自由的状态，因为我们现代人已经远离这样的状态太久了……
有人说，没有欲望和遮掩的快乐，是真正的快乐；能坦然活着和死去的自由，是真正的自由。
但相形于他们，一具肉身在万丈红尘中追逐与打滚的我们，也许需要重新审视快乐与自由的真谛。
什么是光明？不是太阳朗照，不是群星璀璨，而是穿过无数的幽暗，直抵内心的那片光亮，相信“没眼人”找到了，亚妮也找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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